這種非正式發聲，我感覺更像是演雙簧，為達成最后的交易，做進一步試壓。此事究竟進展如何？剛從消息靈通的美國朋友處了解到一些坊間傳聞，據說TikTok可能不再像此前流傳的說法那樣打包出售給美國企業，而是進行某種股權和資產的重組。

在他看來，這應該是中美兩國間政府和企業多方博弈之后的一個新進展，如果此傳聞成真，那可以說明中方（包括政府和字節跳動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一定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

中國政府在此事中的反應巧妙而及時，值得表揚。八月底，有關部委針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出口發布了新限制。我猜想之所以傳出“出售改為重組”的消息，很可能與這一新政有關，這一招動靜不大，但是效果立竿見影。此事充分體現了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恰當作用：不缺位、不越位，盡力維護市場交易的公平性。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直接下場欺負別國企業并試圖從中牟利的做法，中國政府的做法顯然要高明不少。自己的孩子被成年的流氓欺凌時，做家長的必須出手護犢子，而且一擊即中。

作為此次強迫交易的攻擊目標，字節跳動公司的反應也出現了策略性調整，這一點非常值得鼓勵。有報道說該公司雇了一群高水平的美國律師，在美國多個州的法院起訴特朗普。這就對了。美國是一個好訟之國，政客主要都是律師出身，律師費占到了美國GDP的一個相當可觀的百分比，可以視為美國商業世界的制度成本。中國企業既然在那里掙了錢，那么付點小錢打打官司，也算是對美國的“制度優勢”表達敬意。

特朗普再就TikTok美國業務表態：要么關要么賣，不延期了

作為一個在歐洲和美國都待過，并和他們的“主流社會”接觸頗多的國際問題學者，我給中國企業家們的忠告有以下三點：

首先，要想走向國際，就必須入鄉隨俗，必須理解并尊重人家的文化傳統。

與歐美人打交道，必須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模式與我們的儒家文化很不同。中國人不喜歡跟人產生矛盾，有了矛盾第一反應是反躬自省；但是歐美人在沖突時的第一反應是要表達自己的強硬，因為如果一方顯示出軟弱，另一方通常會變本加厲乘勝追擊。

十五年前，我在歐盟委員會所在地布魯塞爾參與過一家中歐合資的智囊機構的組建和早期運作，與歐洲同事的互動中吃過這方面的虧。他們的文化是不同情弱者也不尊重長者的，你的謙虛退讓很容易被人誤解為軟弱可欺，所以總是招致排擠和欺凌。裝腔作勢、虛偽雙標、厚顏無恥audacious則往往被認為是成熟老練，比如拿破侖、黎塞留等人的做派。假如兩個小伙為了個姑娘爭風吃醋打起來，中國姑娘往往會同情那個被揍得頭破血流的弱者，而歐美姑娘更有可能會跟著打贏的那個小伙揚長而去。這就是文化差異。所以，中國企業家應該記住，跟歐美人發生矛盾，第一反應一定要展示你的強硬，告訴他你不是好欺負的，獲得對方的尊重之后才能考慮妥協。

其次，應該盡早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幻想中清醒過來，真實世界中并不存在一個開放且自由的世界市場。

正如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反復強調的，市場本身就是由公共部門創造并維護的一種公共產品，離開了特定政府所提供的或有形或無形的保護和支持，無論是市場還是企業都是無法順利運轉的。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是以國家間自由貿易協議和投資保護協議為基礎的。有些企業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享受了中國政府及其背后的14億人民為他們打開的市場空間（加入WTO），為他們修建的基礎設施，為他們培養的優質人力資源，為他們提供的廉價土地、環境要素和稅收減免，卻總覺得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能力使然，政府要向他收點稅他覺得是剝奪他，就吵吵著要移民去西方做國際公民。套用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的一句名言：那些自認為國際公民的人，其實沒有資格做英國公民，因為他們不理解公民一詞的實際含義。

其三，一個企業有了一定實力走出國門，必須在管理層中為“國家風險總監”留出一個崗位。

東道國的內政外交有什么特點？與中國的關系將出現什么變化？它的政治、司法和行政管治體系存在什么樣的書面制度和實際潛規則？這些問題不是企業家自己看看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就能弄明白的。國際政治這個行當看似出租車司機都能說幾句，但實際上知識門檻和信息成本都很高。以美國為例，華盛頓特區的K街上成百上千家游說公司活得那么滋潤，歷屆美國政府的退休高官不去議會里發揮余熱參政議政，而是紛紛成為這些游說公司咨詢公司的合伙人，這些現象不是沒有原因的。中國的大企業要想在這樣的國家立得住，必須撥出一筆合理的預算，按照當地的法律和游戲規則，與兩黨的政客和司法高官們成為私人朋友，積極而守法地參與到他們政治游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