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省考察時提出“新質生產力”這一嶄新的經濟學理論范疇，指出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1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和特點，就理論概括而言，“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就實踐需要而言，“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2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培育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作出了進一步的戰略部署和政策安排。3中央各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圍繞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積極建設性回應。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為什么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怎樣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些問題成為我國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重大問題。

1.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涵

所謂新質生產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闡釋的，“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從根本上說，生產力是人類運用生產資料通過與自然之間能動的勞動過程創造財富的能力，即勞動者運用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形成的生產能力。正如馬克思所概括的，作為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勞動生產力”構成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也就是說，生產力是人類與客觀物質世界間能動過程中的勞動生產力，其構成要素包括勞動者、生產資料、自然條件，其組合方式包括技術方式和社會結合。

從自然形式上看，這種生產能力包括質和量兩個基本方面的規定。生產力的“質”的規定性主要在于由相應科技水平決定的生產力的要素及構成的有效性，即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之所以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就在于科技決定生產力的“質”，進而決定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生產力的“量”的規定性主要在于由既定生產要素數量和投入決定的生產力的產出規模，即財富生產數量和相應的生產量的可能性區間。從社會形式上看，這種生產能力作為人類與自然之間能動的變換過程中形成的創造財富的物質力量，具有自然物質性和社會歷史性兩重性質。社會歷史形態上的生產力本質上是指生產的社會方式，即生產關系。自然形態的生產力（物質生產力）質和量的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形態的生產力（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趨勢，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社會形態的生產力的結構和歷史特征，從制度上制約著自然形態生產力發展和解放的可能。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推動的生產力發展比以往的總和還要多。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人類社會正是在這種生產力的自然物質形態和社會歷史形態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中實現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在闡述這一矛盾運動過程基礎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之所以說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最活躍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首要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物質形態和社會歷史形態對立統一矛盾運動中生產力發展的技術創新性和制度革命性。

首先，新質生產力強調，作為自然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在于“質”的變革，即生產力要素稟賦和組合方式的深刻變革，從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而根據要素稟賦和組合方式的變革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的內在邏輯，創新驅動是核心動能，是生產力“質”的變革的突出特征。因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這些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發展規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只有以創新驅動為主導，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才能根本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為經濟量的合理增長和規模擴張創造新的可能和結構空間，深刻改變生產函數，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后的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變化的要求，在新質生產力基礎上，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所要求的經濟量的發展目標。以“量”的合理增長體現“質”的變革效率，實現新質生產力推動的經濟發展的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統一。

其次，新質生產力強調，生產力發展，關鍵在于生產關系完善，即基本制度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創造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跡，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所取得的歷史性發展成就，表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對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具有決定性意義，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要求。

從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來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發展效率進展，重要的動因在于改革開放，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初稿”到更加成熟定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為什么具有活力和效率支撐，從而不同于西方學者所說的“東亞泡沫”。伴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將更加完善（2035年），更加鞏固（2050年），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會更加顯現，對生產力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能力會更為突出。

2.馬恩經典作家關于生產力學說的主要變革

在經濟思想史中，“生產力”范疇提出是與要素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西方早期經濟思想，如重農學派、重商主義等，所總結的勞動的生產性即生產勞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生產要素的生產能力，都是指具體的要素在提供或制造財富中的作用及程度大小。例如，重農主義提出的農業是最具生產性的，因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重商主義則強調商業最具生產性，因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最具創造財富的能力；直到古典經濟學，順應產業革命的歷史趨勢，提出制造業具有生產性，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就特別強調雖然農業提供“純產品”因而具有明顯的財富生產性，但制造業也同樣具有生產創造性，而不僅僅是改變已有的財富形態，從而在生產力理論上為工業制造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論回應。同時，斯密在勞動價值論之外提出的第二種價值學說，把生產要素劃分為勞動、資本、土地三大類，并均將其歸結為價值的源泉，分別形成工資、利息、地租，奠定了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最初基礎。后來的庸俗經濟學更突出強調要素生產力，如薩伊所提出的客觀效用（服務）價值論，就不僅把要素特別是資本、自然等與勞動一道作為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作為生產財富的創造性的源泉，而且把價值的創造和源泉歸結為要素生產力，即客觀要素價值論。直到當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沿襲著這一傳統。

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及相應生產勞動學說，同樣承認生產力的基本構成是各類生產要素及其構成，并將其大體概括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不同類別，這些生產要素在一定的技術方式和制度方式的組合下形成系統的生產力。但不同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生產力的學說，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的學說：

一是在自然形態上，除承認不同要素具體的生產性及生產能力之外，更集中強調人與自然之間能動的物質交換過程中形成的生產力的一般性和客觀性，即“物質生產力”，并且在闡釋生產力的客觀物質一般性的過程中，尤其強調人作為勞動者的能動性和重要性，是生產力系統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最重要的是“勞動生產力”。

二是在討論勞動與價值源泉的關系上，馬克思承認包括各種勞動資料和自然資源以及勞動力等在內的生產要素對于作為使用價值形態的財富生產具有不可或缺性，對于產品的生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作用，但就商品價值而言，只有勞動者的活勞動創造價值，人類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關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效用”。從而這不僅深刻指出了庸俗經濟學效用價值論（服務價值論）的根本謬誤，而且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在價值論上的二元性局限。

三是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的自然形態分析與社會形態的分析是相互聯系的辯證統一體。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的學說，在分析勞動的生產性過程中，關于“生產性”是從自然和社會兩方面統一中定義的。生產勞動一方面要創造財富，生產具體的使用價值（有用性），另一方面要體現特定社會歷史生產性質，體現一定的生產關系（社會性）。比如“資本主義生產（勞動）”作為“物質生產”必須創造財富，體現大機器工業的生產能力，作為“社會生產”必須創造剩余價值，體現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目的，二者缺一不可，即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稱其為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生產（勞動）”，從而克服了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將生產的自然物質技術性與社會發展歷史性割裂開來的傾向。

3.新質生產力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學說的重要發展

（1）在生產力經濟理論上，強調生產力自然形態構成上的發展和時代化。如果說古典經濟學生產力學說是對制造業工業革命的歷史回應，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學說是對大機器工業化發展時代的科學回應，那么新質生產力學說則更體現對新的信息時代科技創新驅動下的產業革命做出時代性歷史性回應，賦予新質生產力“質”的新結構性定義，強調新質生產力“質”的變革核心是要素稟賦變革及相應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使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學說更具經濟技術發展的時代化新特征。“新質生產力”的“新”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從物質生產力本身發展歷史進程看，實質上是新的生產力逐漸改造和替代“舊”的生產力的迭代式升級過程。這個升級過程的核心動能在于生產要素質的變革和生產要素技術組合方式（生產函數）的根本改變，即要素稟賦演進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推動產業和經濟結構的改變、演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迭代以新產業培育為基礎，產業結構演進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函數，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則是創新的函數，產業和產業結構變化則是這種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體現和載體，進而生成系統性的生產能力迭代，這種迭代界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進程。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看，生產工具經歷了石器、銅器、鐵器、機器直到當代數字智能工具；動力演進經歷了從自然力（人力、畜力、風力、水力等）到機械力（熱力、電力等）直到當代的智能“網力、算力”；產業體現經歷了漁獵、農耕、工業、服務業。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第一次產業革命以蒸汽機為標志的機械化技術為突破，帶動紡織、交通運輸、煤炭、鋼鐵等資源型產業生產力發展；第二次產業革命以電力為標志的電氣化技術為突破，帶動汽車、飛機等重工業和石化等能源產業發展；第三次產業革命以電子計算機、人工合成材料等信息化技術為突破，帶動電子信息、移動通信、互聯網等信息產業和新技術、新裝備、新能源、新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第四次產業革命則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為突破點，帶動數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進制造業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生產力飛躍。“新質生產力”論從物質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進程上對新一輪產業革命做出理論回應，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學說的運用，更是對新時代生產力演進規律的揭示。

（2）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上，強調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這就要求在理論上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術語的革命”，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要素生產力論和全要素生產率范疇是建立在“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生產力理論所說的“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等要素生產力思想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因此，“新質生產力”所提出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并不是否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更不是對資產階級傳統“效用價值論”的沿用，而是指在生產自然物質技術意義上創造財富和使用價值的效率，不是指商品價值源泉意義上的創造。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和使用價值（產品）的存在形式仍然是商品貨幣形態，其運動過程仍然是市場競爭機制，因而要素本身仍然是商品、要素系統性集合為生產力創造出的財富（使用價值），仍然要以商品價格總額的形式存在。所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既可以體現為具體的使用價值生產上的具體勞動效率的提高，也可以體現為以商品價格計量的價格總額以及產出水平的提升。把“全要素生產率”范疇引入“新質生產力”，引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高質量發展”命題，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創造性堅持。

（3）在發展經濟學上，強調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邏輯的新突破。在經濟發展史上，尤其是戰后許多落后的國家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之后，發展命題成為面臨的首要問題，而實現發展的戰略選擇和政策方案又大都源自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學家，形成所謂“發展經濟學”，但成效并不顯著。其中一個基本邏輯是在經濟發展和結構上以發達國家的現代經濟水平和結構狀況作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趕超的目標，確定經濟增長目標和結構演進規劃。結果，人均GDP量的差距并未真正縮小反而有所擴大，產業結構質態演進不僅沒有實質性提升，反而更大程度上被定義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低端。實質上，這種以發達國家現代化狀況為目標，追隨發達經濟體歷史軌跡亦步亦趨的發展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實現追趕超越的；再加上制度上長期形成的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把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作為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使得發展中國家既缺乏真正的科技創新能力，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創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創造的奇跡，表明只有打破這種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化迷思，才能走出真正具有符合國情和民族實際的現代化道路。在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約束條件和發展目標均已發生深刻變化的基礎上，我們能夠也只有堅持開拓中國式現代化文明新形態，才能真正實現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可能，而且具有緊迫的歷史需要。

從發展的可能性上說，

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我國已經進入世界創新型國家行列，某些領域和產業已經具有領先或并跑優勢；

二是當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時代特征和規律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突破性發展創造了機遇，特別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當中，許多方面的技術創新具有鮮明的前沿性和開創性，“無人區”的存在可能降低對原有科技創新的路徑依賴程度，為我們提供了大體相同的起跑線，使我們在一些領域可能擺脫“后發”劣勢并實現趕超，科技創新的突破性進展的不確定性本身也提供超越的可能；

三是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和相應的經濟體量，不僅為新的生產力發展和相應的技術創新、產業突破提供了有利的市場條件和應用場景，而且可以降低創新的成本和風險，提升創新的市場競爭力。

從實現的必要性上說，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在新的約束條件下，特別是發展綠色化、數字化以及相應的人口年齡結構等方面發生系統性改變的環境下，仍然沿襲原有的發展方式很難達成，必須貫徹新理念，培育新質生產力，才能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二是國際競爭新格局下，我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互補性逐漸減弱，競爭性不斷強化，在原有的分工體系和結構格局下，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中與發達經濟體展開競爭，才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和產業體系中獲得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新質生產力理論立足當代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立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系統地突破了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邏輯，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理論指引。

1.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載體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培育的動能首先在于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從而帶來要素稟賦的變革和賦能，帶來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形成新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質態演進。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在于產業結構高度的歷史提升。事實上，工業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現代化進程階段性特征的概括，本質上都是指產業結構的時代變革，而不僅僅是經濟規模的擴張，盡管結構質態的變革必然帶來經濟量態的提升，但量的規模擴張并不等于經濟結構質態演進意義上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的困難也在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因為結構轉換是長期的，而量的增長在短期里可以實現；結構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積，而總量失衡可以通過宏觀政策取得明顯效應；結構轉換的動能在于技術創新，而創新具有極為突出的不確定性；技術創新對制度創新有著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創新又是極其復雜的社會變革過程。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衡遠比總量失衡深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不僅體現在量的方面，特別是人均水平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質的方面，即全要素生產率較低基礎上的產業結構差異。新質生產力切中了發展的要害，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新興產業和結構升級是新質生產力的載體，科技創新切實體現為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將科技創新產業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正如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部署的，“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次會議同時明確提出，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科技，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著力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開辟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進入新舊動能轉換期，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急速發展的背景下，以不斷提升的算力為基礎，推動傳統產業和動能改造轉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動能，催生未來產業，日益成為競爭力發展力的根本。迫切需要在改造傳統動能上以數字技術推進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推動制造業智能化提升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產業鏈的水平和韌性，促進智慧農業創新發展；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加快數字經濟賦能、提升數字經濟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滲透率；以數字化引領和推動未來產業的技術突破，在培育未來產業上找準未來的基礎前沿和關鍵技術領域，把握未來科技演進和發展趨勢，激活未來產業發展新勢能，特別是要重視人們普遍關注的“健康、數智、綠色”三大方向。美、英、日、歐等都在制定并發布新興戰略產業和未來產業規劃，我國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推動未來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將新一代信息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新材料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數字產業、新型生產性服務業等具有導向性、長期性、動態性、全局性、質變性作用特征的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未來制造、未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未來健康等六領域作為新賽道和重要方向。

2.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創新規律

一是科技創新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科技創新具有超前性、探索性和結果的不確定性等特點，但總體上必須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演進趨勢，科技創新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科學研究的偏好應當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真問題”結合起來才有真正的價值。

二是必須遵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生產力發展內在邏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質態的上升是科技創新和運用的重要基礎，科技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人力資本的積累相對于經濟發展必須具有超前性。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在體制機制上需要“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要根據科技發展新趨勢，優化高等學校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培養急需人才。”在發展戰略上，需要“實現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聯動”，“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實現有效貫通；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推動深度融合。”

三是需要重視發展中大國特殊性。一方面，大國經濟結構的完整系統性，大國經濟均衡的基本內向性，要求創新驅動具有全面性，不能存在嚴重受制于人的關鍵性短板。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解決外國“卡脖子”問題，對于我國來說，無論是對結構升級、經濟暢通，還是對高水平安全都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要求以科技創新推動質量變革、動能變革、結構變革，不僅具有與自身相比的發展成長性，而且要求在高水平開放環境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具有競爭力，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增大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而且在產業分工的全球格局中具有結構性制約力。因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既要“補短板”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底線，又要“壯強項”，“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全球領跑者，在前沿交叉領域成為開拓者，力爭盡早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3.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演進規律

一是經濟社會發展質態變革的實質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經濟社會發展的真正障礙和困難在于結構變革中的一系列矛盾。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量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國民經濟結構上，這種結構性差異是量的水平差異的根本原因。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經濟結構性失衡和產業結構高度不夠，無論是低收入階段的“貧困陷阱”（馬爾薩斯陷阱），還是解決溫飽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都是結構性矛盾作用的結果。而這種經濟結構質態落后的直接動因又可以歸結為創新力不足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低下。全要素生產率低下帶來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匱乏，不僅使經濟增長嚴重失衡，難以實現健康安全可持續發展，而且被長期定義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低端，進一步降低經濟的穩定性并加劇依附性。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必須緊緊圍繞創新驅動促使生產要素稟賦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核心，緊緊抓住產業變革結構升級這一關鍵，否則便失去其應有的發展意義和先進性。

二是科技創新驅動的產業革命和產業結構演進總體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歷史邏輯性。在先行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史上，所謂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結構升級在歷史上是逐漸遞進的，也就是說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深入是以農業發展達到相當水平為基礎，以農業現代化為條件，而第三產業的發展又是以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基礎的，即所謂“后工業化”特征的體現。在當代進入第四次產業革命時期，產業變革和結構升級仍然要遵循發展的內在邏輯，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尤其是鄉村振興，沒有堅實的工業化，尤其是新型工業化，沒有強大的實體產業，尤其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智能化、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基礎和應用場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應當避免產生“虛高度”。作為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后發優勢”，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歷史經驗及教訓，特別是吸收科技創新成果，降低發展成本，實現重要領域的突破甚至“領跑”，但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發展基礎之上，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的可能和需要。主觀地提升產業結構高度，唯心臆想的政策提升，只能加劇形成經濟泡沫、創新泡沫，從而加大發展成本和風險，最終結果還是要被經濟發展客觀歷史強行糾正過來，但由此國民經濟發展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錯失真正的歷史機遇，使現代化的目標實現進程嚴重遲滯，甚至中斷。歷史上我國“大躍進”大煉鋼鐵強行提升工業化就是嚴重的教訓，現階段存在的脫實向虛的結構性矛盾更需糾正。當代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形成巨大的發展泡沫，重要原因也在于脫離實際脫離效率提升的根本，盲目推動產業變革和結構升級。事實上，在現階段，結構演進重點在于協調好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等方面的關系，處理好傳統動能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未來產業培育關系。

三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過程中，由于在“無人區”的科技創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當代世界科技、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結構迭代動能轉換的深刻變革期，這種不確定性更為顯著，使得我們在某些領域有可能率先實現趕超或突破。這是科技革命推動的產業革命進入急劇變革期的特點，同樣具有客觀規律性。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必須體現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以一些關鍵領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帶動經濟結構質態升級，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來產業的先行培育引領結構演進方向。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大國所具有的“后發優勢”重點在于產業結構的演進，并不完全等同于發達國家歷史上縱向邏輯迭代（串聯式），在我國工業化目標達成、進入新型工業化階段，農業現代化的深化和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的推進，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演進的大趨勢以及全球化的變化，在帶來新的歷史性挑戰和選擇困難的同時，也為我們創造了新的多種選擇機遇（并聯式）。我們需要切實把握住這種歷史機遇，將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社會質態演進的內在邏輯和新時代的歷史機遇統一起來。

四是在我國這樣一個超大經濟體，其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及特點存在顯著區域差異的條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尊重生產力空間布局規律。一方面，在體制上我國自古以來就是集中統一但又郡縣分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建立的經濟體制與蘇聯計劃經濟體制重要的不同也在于“條塊”分設，注意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蘇聯集中計劃經濟垂直管理的僵化性。雖然其中存在條塊之爭的矛盾，但總體來說更具活力。改革開放以來這一特點更為突出，新質生產力要落地，既要有國家戰略性頂層規劃，又要有地方具體貫徹實施，需要在利益機制和政策決策執行機制上保障兩方面積極性，這是我國國情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在產業布局上，既要有全國一盤棋的統一系統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及歷史文化的不同，新質生產力的空間布局需要體現主體功能區的差異，從而在資源配置上提升空間效率。這種空間效率是資源配置結構性效率的重要方面，也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構成，尤其是要防止區域之間產業布局的結構性趨同。結構性趨同不僅會脫離區域實際，降低資源結構配置性效率，而且會加劇宏觀經濟總量失衡。此外，需要關注增長極的培育及其對國民經濟全局性、區域性拉動的極化效應，新的增長極培育需要同創新中心和高地建設統一起來，增長極的培育對于非均衡的發展中經濟體實現超越尤為重要。

4.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動規律

一是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在生產關系上深刻變革，尤其需要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新質生產力發展能夠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創造體制條件。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本身也是作為自然形態和社會形態相統一的生產力的內在構成，其變化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決定性意義。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同時，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包括完善治理體制和政策機制等，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和培育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有效發揮國家總體戰略規劃引領和資源配置協調的功能，按照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體制上協調好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和勞動者等各方面的關系，克服單純依靠市場實現創新和結構升級的分散性、盲目性及不確定性等各種局限。

二是要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供求運動規律，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要素稟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革，相應的產業變革和結構質態演進，實質上都是供給側的深刻改變。因此，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但市場經濟中的供求是矛盾運動的統一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脫離市場需求的牽引，否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產生盲目性和嚴重的行政性，就會脫離市場約束，進而缺乏競爭性和有效性。應當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牽引供給，以高質量供給創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動態平衡中發展新質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