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正在成為這樣一個群體：有人把他們當作改革理論的提供者，有人把他們當作國家政策的獻計人，有人把他們當作滿腦子都是錦囊妙計的運作高手，有人把他們當作解釋社會現象的萬能學者，有人把他們當作中國社會的道德良心，有人把他們看作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有人把他們看作是“知道分子”，是以知識謀生的口力勞動者……真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不論人們頭腦中的經濟學家是什么，現實生活中卻存在一個這樣的普遍現象：相當數量的非經濟學專業的人，總是看不得經濟學家出錯，如果一旦出錯了，或是幸災樂禍，千夫所指，或是異常失望，痛心疾首，甚至有人直接跳出來宣布中國大陸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其用心良苦，也許實在是不愿意讓經濟學這顆社會科學中最閃亮的明珠，被那些會說錯話、辦錯事的經濟學家所玷污。

　　其實，不論是捧到天上，還是打翻在地，經濟學家其實還是人，是人就會犯錯誤。作為一門特殊的科學，經濟學并沒有宣稱自己能全面地解釋世界，更沒有宣稱能夠準確無誤地預測未來。而且與其他科學一樣，經濟學也在發展。目前經濟學研究能夠涉及的領域其實很有限，他只是在告訴人們：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基于人的理性，如果這樣做，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或者反過來說，這樣結果，可能是因為那個原因而使然--這才是他們最擅長的專業活兒。而在判斷具體有哪些約束條件，哪些約束條件是“硬的”，哪些條件是“軟的”，哪些約束條件可以忽略不計，尤其是在涉及決策時，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不如政治家(按照熊彼特的劃分，政治家屬于企業家范疇)和企業家的。

　　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選擇，尤其是交易中的選擇。在研究人的選擇后面的動因時，經濟學發現人的理性是不可改變的，可能改變的是約束條件，而改變約束條件的問題，其實就是改變人們行為成本的問題，由此經濟學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對制度(小到獎金或 利率調整，大到立法)的研究，因為制度是關乎交易成本的根本要素。至于資源因其稀缺而引起競爭，由競爭促進創新并演化出新的交易規則，以新的規則來保證公平，這只是走進經濟學科學殿堂的另一個路徑而已。

　　因此，作為經濟學家，他們在討論“是什么”和“為什么”這樣一些科學命題的時候，一般是不容易犯錯誤的，而一旦要讓他們提出應該“怎么辦”的時候，他們往往就顯得“非專業”了。因為“是什么”和“為什么”是科學要回答的問題，其答案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比方說， 蘋果是蘋果，地球是地球，蘋果為什么會往下掉，是因為地球存在引力，這是不可改變的自然規律。人是理性的，他們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政府在使用公權的時候為什么必須受到制約，則是因為政府也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至于怎么讓蘋果不掉下來，或者掉得慢一點，甚至掉出角度和弧度來，那都是實際操作的問題。亦如，公權的使用應該如何制約，由誰來制約，這些也是實際操作的問題，應該是政治家專業分工所承擔的職責，并由政治家直接對決策的后果負責。經濟學家倒是可以提出建議，但他們只對自身的言論負責，不對政治家決策產生的社會后果負責。

　　至于經濟學家們參與道德問題的討論，就涉及到了“好不好”的領域，這個時候的他們已經脫下了經濟學家的外衣，與其他公民是一樣的身份。在“好不好”的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人是倫理學家。經濟學并不把道德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尤如數學、物理學、化學也不把道德作為研究對象的性質是一樣的。當然，這并不排斥經濟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與社會的其他公民一樣，享有討論道德問題的權力，只是他們不應該以道德專家的身份享有特別的話語權。

　　由此看來，經濟學家犯錯誤總是難免的，因為在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當下，他們有了更多說話的機會，而言多必失，在說不同的問題時，他們的身份往往會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如果只是針對自己的專業，通常他們不大容易出錯。而一旦跨出專業領域，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不能保證自己已經獲得了全部信息，從而做出的是唯一正確結論和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此而論，企業家(政治家)與學者的明確分工，才是人類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