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歷史，社會變革通常不是一種利益戰勝了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主義戰勝了另一種主義，新的理念戰勝了舊的理念或者理念戰勝利益。許多變革，表面上是利益的勝利，實際上是理念的勝利。比如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戰勝了西方主義。
計劃經濟是理念的產物，不是來自人類從下到上的制度引進。鄧小平的改革離不開理念的變革，這個理念包括從相信計劃到相信市場，從相信國有企業、公有企業轉向相信民營企業，從不相信企業家精神轉向相信企業家精神，從所謂的獨立自主，閉關鎖國，轉向相信了對全球對外開放，從相信人治，到相信法治。這些理念的變化，過去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理念從哪來？就是思想市場。所謂思想市場，就是不同觀點、信仰、理念、學術思想、政策主張之間的競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經驗是事后檢驗，但理念對人類行動的影響是事前的。
思想市場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學術市場。這個市場創造了原創性的理念市場，在這工作的人就是學者、哲學家、經濟學家。第二個市場是傳播市場，第一個層次怎么被普通人理解，取決于第二層次市場，這一工作的人是公共知識分子、媒體、出版社，教師在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還想強調一個第三個思想市場，就是實踐市場。實踐市場其實是不同的政策之間的競爭，在這個市場上活躍的人主要是這幾類：政策制造者、顧問、政治領袖。不同的政策之間都應該進行競爭，不應該（用）排他性的政策來實施。
中國歷史上最自由的時代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那個時候好多偉大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這樣的人，他們創造了思想，就變成了中華文化精髓。也有負面的例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還有滿清皇帝的文字獄。我認為他們對思想市場的巨大破壞，給我們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一個很大的事，有益于市場經濟時代的形成，包括經濟學家對80年代的計劃經濟的依賴，包括經濟的探討，法治界對中國的探討。改革開放初期初期的思想市場，真理標準的討論與思想解放，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的批判。
“莫干山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思想市場實驗。據參加過“莫干山會議”的一位人士說，他認為那是真正的自由。那時候，年輕人之所以提出改革思路，就是因為受傳統意識形態的約束，更注重哪樣是對的，是有效率的，而不是說教。剛才也談到了平等，參加會議有很資深的官員，我當時不到25歲，沒有覺得有任何不平等，這是我覺得“莫干山會議”是非常好的思想盛宴的原因。
我們經歷了這樣的改革，也經歷了理念的變化，這很重要。簡單說，在1984年之前，社會經濟價格只能由政府來制定。為什么政府制定這個價格不合理，是因為政府沒有尊重價格規律，如果政府尊重價格規律就能制定出一個合理的價格。價值規律，我的理念是，任何政府制定的價格都不是合理的價格，合理的價格只有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當中產生。價格改革的出路是放開價格管制，我們叫雙軌制價格方式。理念的變化非常重要，“莫干山會議”由于有這樣的自由，對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
思想市場有后發優勢。與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相比，中國思想市場的發展是最落后的。為什么在過去30年中國取得了這么大的經濟增長，我們引進了西方技術、管理方式、設備，同樣我們引進了好多西方的創新思想，包括經濟思想，西方人生活在自由市場中探討市場對我們國家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這里面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
思想僅僅靠引進是不行的，因為每一個國家變革都有特殊情況，只有思想和特殊的歷史、文化、道德、習慣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個思想才具有可行性，任何變革都離不開本地思想市場發展。
中國改革到今天可能變成了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憲政、法治和民主。十八大提出改革目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具體指是什么？我想需要共同的觀點和思想的自由競爭。
學者的獨立精神，個人在思考、社會不會思考，學者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這就保持心靈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具體應該追求的是深思的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如果我們追求的是享受生活，我們也就失去了心靈的自由，獨立是世界的終端，沒有獨立意味著我們沒有終端。
破除對思想市場的管制，一方面我們追求學術自由，任何思想自由都取得法定的壟斷地位，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我們經濟社會要有對思想的寬容，沒有思想的寬容就沒有理念的變化，因為，新理念就新在它是傳統上不認可的，也就是多數是不認同的。
改革政府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資助制度，因為它納稅人錢資助了好多人的研究，這就破壞了研究本身的動力，所以我們應該取消政府研究項目的資助。現在大家都認識到政府腐敗官員是權力太大了，學術腐敗同樣是中國政府干預太多。
中國的學術界腐敗是因為沒有學術自由，就是他們對自由的追求，創造的享受，不能夠從創造中探討追求的固有形態，按照這個區別，做好研究項目，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媒體人的職業精神必然走向腐敗。
學術腐敗的根源在哪里？思想市場受到太多的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預。中國的學者要比美國、歐洲的學者更為物質主義，為什么？沒有學術自由。沒有學術自由，學者就不可能享受創新型活動所帶來的快樂，物質報酬就成為他們的主要追求，就如同農民一樣。
媒體為什么腐敗？我認為沒有言論自由，媒體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職業精神，必然走向腐敗，必然而然追求的是金錢。
總的來說，社會的變革和人類的進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動下出現的，沒有理念的變化就沒有制度和政策的改變，而沒有思想市場，就很難有新的理念的出現和傳播，從而整個社會就失去了變革的源泉，就沒有中國的未來。
習近平重視改革是好現象
問：今天主題是關于莫干山改革的，您當時也是一個參與者，可能現在很多人對當年那樣的一個氣氛比較懷念，那您覺得和當年相比，現在的改革您如果打分的話，可以打多少分？
張維迎：我覺得現在沒有那種氣氛，那時候改革剛開始有好多問題，特別在學術界、經濟學界大家非常有激情去探索這些問題。那時候改革是一種理念，現在改革好多變成一種工作，這是很大的一個區別，包括在學術界對這方面的探討，也不像當年那么熱，所以我希望通過這樣一種活動，能夠使大家回想一下80年代那種精神，更多的關注我們的改革，更多的為改革出謀劃策，為改革的理論尋找一些依據。
問：提到改革，我們現在可能會注意到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中央層面成立很多改革領導小組，包括像最近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身份開了一些會議，在官方來講，他可能是比較低調一點，刻意不去報道這樣一個事情，那您覺得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來講的話，是不是意味著對中國的經濟可能試錯的機會容忍度小一些？
張維迎：我覺得，最高領導擔任這樣一個職務，表明他對改革的重視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重要的是，我覺得需要一種比較專業化的，就是有專人工作的班子來落實好多事情，研究好多事情。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仍然由現在的各部門去做的話，好像這種力度還是不太夠。
08、09年刺激過度
問：銀行最近進行了兩次的定向降準，大家對這樣的爭議特別大，您覺得定向降準這樣一個稱呼和08、09年大規模的刺激有沒有可比性？
張維迎：我覺得，08年、09年的刺激已經過度，而且當時我就批評它。現在中國經濟好多的病，其實與那個刺激有關系。我認為我們沒有辦法躲過這樣一個期間，也就是我們過去積累的問題需要有一個時間來去解決它，所以我不認為靠這種刺激政策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它，它可能短期能緩解一些癥狀，但長期來講，會使我們經濟機體更虛弱，所以我是不太贊成這樣一種刺激政策的。
問：剛才給您提到的陜北那個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大戶侵占了農民幾千畝的集體土地，然后幾十個農民去把那個瓜分掉了，這樣的話有一個新的稱呼“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和土地制度有關系，如果土地私有化的話，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一個情況？
張維迎：我想應該是，由我們土地實行所謂集體所有，實際是為一些有權力的人來掠奪這種土地提供一種機會，但是我覺得所有這些問題，中國還應該走法制的辦法去解決，而不要形成一種群眾運動。從歷史上來看，群眾運動，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大部分是負面的，所以怎么讓我們中國人都學會用法律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很重要，當然政府本身在這點上要作為，因為法律的執行還是應該由法院，由司法系統（來完成）。如果司法系統在這里沒有作為的話，它就會變成一種群眾運動。
現在亟需變革
問：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歷次改革，越往中前期改，成效越大，越往后拖，對王朝的成果就越危險，那您覺得對于我們中國有沒有借鑒意義？
張維迎：如果你主動去變革，那它的效果會好一些，如果錯過了一些變革的機會，后來就是你再要變革恐怕都來不及。我們現在還得應該有一個改革的緊迫性，如果沒有改革的緊迫性，有好多事情拖到最后沒有辦法解決，短期來看，我們避免一些矛盾，但是長期來看矛盾會激化，到了不好收拾的地步。
主動變革，需要我們一些理念，一些觀念的變化，哪些問題是不可回避的，中國未來應該往什么方向走，如果我們不去探討這些問題，那我們成天在按照一種固有的套路在思想問題，我覺得挺危險。
問：說到危險，有本書很熱，《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威爾寫那個，他說法國大革命，提到這樣一個觀點，雖然大家都同意那樣去革命，去攻占一個××，但是這可能會演變成一場暴民的狂歡，他反而去同情那些貴族，覺得他們地位突然被暴民推翻，那么您覺得中國會不會萬一出現這種情況？
張維迎：那我希望不出現這種情況，但是所有東西還是依賴于我們努力，有一些因素我們也不可控制。如果我們能夠主動的去變革的話，要比被動的等待要好。當然，為什么我覺得這種革命性的行動，群眾性的運動都不太好，因為這種行動它其實并沒有明確的目標，它只是對現在的不滿而導致現在的行動，這樣很容易失控，從歷史上來看，成功的變革都是妥協的，都是經過好多磋商，最后達到的，這種制度就比較穩定。我想中國現在變革的總目標，我們應該建一個穩定的經濟、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