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到工作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下午五點半可遠非工作日終止之時。表面上看，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讓我們得以更快、高效并靈活地工作，但實際上，這些設備的存在卻使得我們陷入了一種全天候的工作狀態。隨著科技的日益滲透，我們不但無法分清自身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還不得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即使不是上班時間，也必須“時刻準備著”應對各種各樣的電話和郵件。
不過，有一些雇主已經嘗試著開啟“關機”模式。從法國信息科技服務巨頭阿托斯（Atos），到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乃至谷歌（Google），最近都采取措施，強令員工定期戒掉網絡、斷掉日常業務往來，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的關系。就在上個月，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大眾（Volkswagen）對所有德國員工做出承諾，表示將屏蔽全部非工作時間內發送到他們黑莓手機上的郵件。為了避免員工過度勞累，大眾汽車規定只有從正式工作前半個小時算起到下班之后半個小時為止的這段時間，員工才可以通過自己的手機查收郵件，其他時候必須處于信息中斷狀態。
“雇主們開始意識到：能夠將工作和生活區分開來對于員工而言是一件好事。”沃頓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斯圖爾特·弗里德曼（Stewart Friedman）評論道，“數碼世界太容易讓人分心了……注意力是個大問題。數碼時代才剛剛降臨，我們還處在學習劃分界限的開始階段，只有區分界限才能將注意力投向真正值得注意的東西。”
媒體和工作的欲望最難抗拒
在筆記本電腦、電子郵件和智能手機時代來臨前，除了偶爾帶點文件回家外，雇員基本上很少有在家處理工作的。專業從事數據保護領域的軟件公司Neverfail近期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83%的職業工人表示會在下班回家后查收郵件，三分之二的人會在度假的時候帶上智能手機或筆記本等與工作相關的設備，超過50%的人會在和家人或朋友吃飯時收發郵件。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本月初發表的一份獨立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人認為臉譜、推特和電子郵件比雪茄和酒精更加難以抗拒。該研究在205位成年人身上安置儀器，用以記錄他們的日常欲望。最后總計生成7827條的報告中，有關睡眠和性的欲望最為強烈，而有關媒體和工作的欲望則最難抗拒。
“我們有時會說這都是科技的錯，但問題本身其實要深刻得多。”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堡傳播學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s）教授卡羅琳·馬文（Carolyn Marvin）專門研究通訊技術的社會影響，她評論說，“我們對自己其實早有成見，科技只是將其變為現實的一種高效途徑而已。對我們本質屬性的認知正是我們在市場上創造并不斷展示這種創造行為的能力。”
換句話說，我們對數碼產品成癮的背后，是對自身的存在感和重要性的渴求。“成為一個成功的中產階級表明了我們對專業工作的奉獻，并且在任何時候都準備著去工作。”馬文如是說。
但是，這種工作上的奉獻精神并沒有轉化為生產力的提升。電腦、電話以及隨之而來的信息流極大地摧殘著我們的專注力。2009年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經常淹沒在不同種類的數據信息中的人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也不會從一種職業換到另一種職業，這一點倒是與那些每次專心致志每次只做好一件事的人一樣。
“每個人都希望能保持暢通的交流渠道，”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南希·羅斯巴德（Nancy Rothbard）說，“生活中沒有什么優先級，每件事都一樣緊急，都被打了上了加急符號。這些科技確實有優點，比如說讓我們能夠更有彈性地工作，也能更迅速地應對危機狀況。但它們的缺點卻不能低估。”
長期在各種媒體終端面前“一心多用”的人更容易分心，也很難在同一時間段內專注于單獨做某件事。“很多重要的工作都需要專注力，寫作和做決策就屬此類。”羅斯巴德說，“當身邊充斥著各種信息的提示聲時，手頭的工作就會因為我們注意力的分散而變得困難起來。”
有時候很難想象生活中沒有這些讓我們分心的東西會怎么樣。賓夕法尼亞大學宗教研究教授賈斯丁·麥克丹尼爾（Justin McDaniel）教授一門課程，叫做“生活有意識”。這門課沒有考試，沒有論文要求，基本上沒有必讀書目，需要學生借鑒修道院的戒律來塑造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必須遠離酒精以及電子和語音通訊。麥克丹尼爾說自己不是嬉皮士，也不是技術恐懼者，他的課程引起了許多學生的興趣。但當了解了這門課的要求后，不少學生表達了疑慮。“每一個學生都能戒掉啤酒，卻很難擺脫臉譜網站。”他說。
但最終選了這門課的學生發現，沒有網絡的生活確實大有不同。麥克丹尼爾指出，強制放棄電子設備使得人們變得更加自律和專注。他說：“選了這門課的學生毫無例外地都表示，他們對其他課程的表現更好了，他們更有專注力了。這和他們過去的經歷相比是再好不過的事。”
休眠的基本原則
過度使用電子設備影響的不單單是注意力。大量研究證明，非工作時間從心理上放下工作對健康是有好處的，有助于緩解壓力。《職業與環境醫學》（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雜志指出，高壓力人群的醫療保健開銷要高將近50%。壓力過大會導致好幾種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疾病和心理障礙。
“真正放下工作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波士頓大學工作和家庭中心（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 Family）助理主任珍妮弗·薩巴蒂尼·弗勞內（Jennifer Sabatini Fraone）說，“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下班后的電話或電子郵件，而在于你是否能夠掌控自己的時間。如果你不能自主做出選擇的話，壓力就會顯現。”
薩巴蒂尼·弗勞內參與了“財富100強”企業的員工健康與福利計劃，她說：“在知識經濟時代，雇員被視為公司最大的資源。在筋疲力盡之時，員工無法在工作上展現出最好的狀態。這會影響員工的精神面貌、工作效率以及創造創新能力。”
因此，許多公司已經對員工非工作時間的通訊做出限制，有的公司還要求員工在工作日也得定期休息。舉例來說，去年德國電信的管理部門就承諾，允許工人在一周某些特定時間內不閱讀郵件。6個月前，英國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禁止員工在每月的第三周出行。此項動議在會議記錄中的表述如下：“這將促進員工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且會明顯降低成本。”（自此項禁令實施以來，已經減少7萬次出行）同時，谷歌也提議打造“全球最健康、最快樂職工”的關注員工精神幸福的計劃，計劃中包括在辦公室配備適宜二三十分鐘休息的“午休豆莢”。
甚至一些國家政府參與到這項行動中。上個月，巴西頒布法律，要求企業為工作時間外接打工作電話、收發工作郵件的員工付加班費。這項立法將雇主發給員工的郵件視為“直接任務”，因此認定對郵件做出回應的員工有權利享受加班待遇。
此項法律在去年12月得到總統迪爾瑪·羅塞芙批準，卻引起企業不滿?？藙诘蠇I·櫻庭（Claudia Sakuraba）是圣保羅是一個服裝店的店主，雇有四個員工。她在最近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采訪時表示：“在巴西這個地方，什么事都寫到法律里了，但問題是怎么監管呢？如果我的郵件因為網絡的原因沒有立刻發出去，或是早上發出去一條短信，不知怎么的別人正好晚上才收到怎么辦？這真叫人不清楚該怎么辦才好。”
斯圖爾特·弗里德曼教授認為，類似的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但往往在實用性上有欠缺。“因地制宜的措施會更有效。”他評論說，“舉例來說，一些企業規定外出度假時不允許接觸電子郵件，這些規定的初衷很好。但對很多人來說，度假中不能收發郵件反而會更有壓力，因為他們知道回去后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個滿滿的收件箱。對于一些人來說，他們更希望這一切都有個明顯的界限，因此每日 抽出一小時查收郵件，反而更有利于接下來休息。靈活性是必要元素，但這都需要員工自己來定義和執行。”
哈佛商學院教授萊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的研究挑戰了一個固有觀念，即良好的工作成效來自于員工的時刻努力。珀洛的研究對象是波士頓咨詢集團（BCG），該公司一向以員工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且以事業為中心著稱，研究結果刊登在最新一期《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第一組實驗的某團隊致力于為一個新客戶開發項目，珀洛要求團隊的每一個人一周休一整天假。第二組實驗的團隊在做一項合并重組項目，她要求每一個成員按照計劃每周休息一個晚上，下午六點之后就不能工作，也不得查收郵件。
她發現，參與者在定期休假后對自己的工作有更高的滿意度，也對自己在公司的未來有著更好的預期，同時可以更好地平衡自己的生活和與工作。團隊成員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通暢，極大地提高了團隊的效率。此外，珀洛還發現這些措施增強了團隊成員對其他人工作的理解。
“在可以隨時隨地給高手打電話或發郵件的時候，人們是很難有所提高的。”珀洛將此次試驗寫進了即將出版的《與你的手機一同入眠：如何打破固有陋習、改變工作方式》一書中。南希·羅斯巴德對此如是評論：“團隊其他成員沒有進步，他們既沒有獲得新技能，也沒有建構團隊知識。”
放下工作、遠離數碼設備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增強幸福感、提高工作效率。但誰來保證我們這么做呢？
地處北卡萊羅納州的咨詢公司—創意領導才能中心（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全球投資組合經理克萊格·查普洛（Craig Chappelow）說，在虛擬辦公、工作和家庭的界限模糊不清的時代，領袖們有責任“塑造他們愿意看到的習慣模式并將其推廣”到整個組織中。
“老板應該說‘周末不工作對我們更有利’，企業應該說‘如果我們讓員工周末休息，他們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效率就會更高’。”他說，“有一種解決辦法，就是先搞清楚你對待工作的態度如何，對待家庭的態度又是如何。這才是制定基本原則并堅持下去的重要之處。我家就有一條原則：早飯結束前絕對不看手機。”
他建議，企業也應當有基本原則。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開始修訂它們的郵件政策，對接收信息的員工總數和郵件轉發次數做出限制，一些企業還在非工作時間對雇員智能手機進行監控。
“事實上，工作和私人生活已經很大程度上糾纏在了一起，我們必須既讓兩者共存，也不讓自己被壓垮。”查普洛說，“人們需要形成一種新的行為模式應對信息科技，避免把自己耗得筋疲力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一天里可不就只有這么多時間么。”
京ICP備1200555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