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與GP的信任關系需三大支柱支撐

   Aisa Alternatives共同創始人、董事總經理徐紅江：我想講三個方面，第一，講一講為什么國際上的這些大的機構投資人會用發展基金，或者也可以叫做組合基金，第二，我講一下在經濟危機發生了之后，我們所觀察到的LP和GP之間的關系上的一些變化，第三，我也講一下就我們剛才的話題，LP和GP之間信任的關系，我也談一些體會。 第一，為什么會用組合基金？這個發展基金我想在LP和GP之間起到一個非常特殊的作用，就好像LP和GP之間的一個重合地帶，為什么這么講呢？我們在面對GP的時候我們是LP，我們是出資人，但是我們在面對我們的投資人，機構投資人的時候，我們自己也是GP，我們起到一個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國際上大的投資人的資本籌集到一起，然后幫助他們，因為我們公司是專做亞洲的基金投資，所以就是說幫助他們投到亞洲的一些頂尖的 私募 股權基金里面。 那么在這個基礎上，我想雖然說這些機構投資人要多付一些管理費，也要多一些分成，但是這個好處是什么呢？有幾條，第一條就是專業化，由于我們是專做基金投資，所以說對我們關注的市場里的基金管理團隊都非常的了解，那么我們這個團隊也在不同的機構，在過去的十年當中都在亞洲做投資，有做直接投資，也有做基金投資。所以對亞洲各個大的市場的這個基金經理很熟悉，那么由于有這些專業的知識，也跟這些基金經理有過往的聯系，所以在挑選好的基金團隊的時候，有很多方面的知識是國際上大的投資基金的人是沒有，這是一個專業化。再一個是本土化，為什么有很多國際上非常大，有實力的人會用亞洲的投資基金，就是因為他們缺乏資源，缺乏團隊，需要來到亞洲做基金投資，那么我們這樣一個公司是在香港，在 北京 ，我們每日 就活躍在亞洲的市場當中，那么由于有這樣的資源上的優勢，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工作做的更好。

　　第三，這個好處叫做風險分散，如果一個國際上大的機構他們自己直接到亞洲來做基金投資，他們除非說自己有一個完全很龐大的團隊，否則的話只能挑選幾支基金去投，那么我們作為一個組合基金是會建立一個基金組合，那么在我們的基金里面會投20到30個基金，分散在日本、韓國、亞洲、中國和印度這些大的亞洲的經濟市場里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可以分散風險。再一個就是叫市場機制，怎么叫市場機制呢？我們這個團隊是我們自己擁有的，我們最后經濟的利益上是靠我們去投資的成功帶來的，那么所以說我們所做的投資決定和我們最后拿到的回報是直接掛鉤的，那么這個在很多大的機構投資人的機構當中，尤其是一些公眾的這個機構投資人，比如說養老基金，內部的團隊，不一定能夠做到對團隊的激勵機制，直接跟他們做的投資決定掛鉤。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想用一個獨立的組合基金也是有很大的意義。

　　那么下面我再講一下，就是經濟危機發生了以后，在全球的市場當中，包括亞洲的市場，LP和GP之間的關系上有一些微妙的變化，什么樣的變化呢？第一，當然我們這個大家都知道，GP融資的環境比以前要惡劣很多，非常非常的慢慢，過去的12到18個月里這些大的機構投資人手里的錢，第一，要投到 私募基金 里面的錢少了，第二，做決策的速度慢了，因為它沒有什么壓力說一定要今天把錢花出去，那么前六個月之前的時候，因為手里的資金流動性很差，實在是沒有錢投，現在雖然基金流動性的狀況有所緩解，但是在做投資決策上非常非常的審慎，畢竟是說剛剛被蛇咬了，所以很謹慎，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不光是全球這些大的GP，包括我們亞洲GP，中國的GP融資上都非常非常困難。

　　那么在這種融資非常困難的環境中在有限的比去年要減少了的這些資本，現在就會更加的注重質量高的私募基金去投，也就是說打一個比方，如果說在18個月之前有500塊錢可以投到亞洲的基金里，那么這500塊錢可能會分散到五個基金里面去投，今天的500塊錢變成了100或者200塊錢，那么只能投一家到兩家，那么這一家到兩家一定是業績非常好，團隊非常強。那么第三條LP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在對LP的溝通和透明度上做的非常好的基金，這個才能夠說今天有資格技術融到資本。第二個現象，有所變化的，就是在基金條款的談判上，兩年之前的時候，在全球的私募基金市場非常熱的情況下，尤其是一些好的基金，融資的時候通常都是三倍、四倍、五倍的超額認購，就是說比如說他本來要融一個，但有五個的錢想進，所以到最后變成什么呢？就是說LP的談判地位很弱，GP的條款管理費也好，分成也好，都非常高。那么在今天這種融資困難的環境下，這個談判的地位就基本上倒過來了，也就是說沒有這么多資本在市場上，所以在今天LP它的談判地位就很強，在管理費，在分紅上，壓的比以前要緊，那么這個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之所以有這方面的壓力也是為了更好的協調LP和GP之間的利益。

　　第三個方面我就快一點說一下，就是剛才懿宸和粹敏都講到，就是說LP和GP之間的信任，我想這個信任雖然是一個無形的東西，我也同意粹敏的說法，這相當于一個無價之寶，但是它也是建立在一個有形的基礎上，這個有形的基礎有三條支柱，第一條支柱當然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條款的這個限制，也就是說為什么我們今天作為LP在談投資協議的時候在各個條款上都抓得非常緊，因為只有在法律條款上把LP和GP之間的關系理順，把這個利益理順，那么才能有最基本信任的基礎。

　　第二個支柱就是經濟上的利益的協調，比如說在我們投資的時候，會邀請GP的團隊自己也放錢到基金里，那么要衡量說，你放的錢跟你自己個人的財富的程度是不是呈一個比例，那么也就是說最終你的這個投資決策是不是對你自己的財富，對你自己的成功也造成同樣的影響，如果說失敗了，不光是LP的錢沒了，自己的錢也沒了，說到底這個才是最好的利益協調的方式。 第三個支柱，就是溝通和交流，尤其是在市場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尤其是在過去這18個月被投資的公司或者說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內部經常會看到出問題的情況下，在這種時候溝通和對LP的透明度，這個是更重要的一條，而LP不喜歡有這個驚奇，不喜歡聽到壞消息，但是有壞消息的時候越早跟LP打招呼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