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坐落于濱江商務區的中心地段,毗鄰溫州會展中心。5月26日,第二屆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會議在這里舉行,參加峰會的除了溫州本地的投資者和項目融資方之外,多了一群想在溫州募資的 私募 。
杭州慧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沈一慧,是眾多私募中的一員。過去的兩三年來,沈一慧已經成為在溫州民間資本吸金最多的陽光私募證券投資機構管理人之一。截至去年年底,其6款“慧安系”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產品,募資近16億元,其中溫州企業家貢獻近6億元。
“今明兩年將是溫州民間資本投身私募證券基金的元年。”溫州金融辦副主任葉新明表示,“從去年開始,大量的 私募基金 公司輪番登陸溫州,試圖引導溫州資本走出去。”
《浙商》記者在溫州調查采訪發現,進入2011年,溫州民間資本對于私募基金充滿了熱情。
市場已經形成
沈一慧曾在《浙商》雜志社舉辦的座談會上描述溫州民資的私募熱情:“每個周末,很多投資者都會來參加 私募股權 或私募證券投資學習 。”
的確,今年以來,私募股權或私募證券投資學習 班忽然冒出近百家,在溫州四處招收學員。這些學習 班無形間成為疏導千億民間資本流動的風向標和平臺。
很多私募都試圖打開這個市場,尤其是最近,當地電視臺幾乎每周都有私募基金舉辦的報告會。
“我在去年舉辦了類似的講課多達60余次,時而面對5-6人,時而要面對近百人。”沈一慧也習慣于在溫州和杭州之間奔波,逐漸,溫州民資接受了他。
不僅身處溫州的私募感覺到了這種熱度,連身在南京、上海甚至深圳、 北京 的陽光私募們也感覺到了來自江浙地區資本的熱度。
廣東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吳國平最近開始常駐溫州,打算發行陽光私募產品的他,發現溫州已經成為一個最合適的市場。
“我們最近也新增了不少原本投資 房地產 和煤炭的客戶,而且他們的資金量都不小。”截至目前,今年的業績在陽光私募中排名第一的南京世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常士杉告訴《浙商》記者,“不過這些資金并非全是來自溫州。”
《浙商》記者從北京、深圳等地的陽光私募處了解到,這種情況并非個例。有一些較為知名的陽光私募特意發售了針對溫州的產品(詳見溫州系私募圖表)。
據了解溫州私募圈的人士透露,在溫州開展私募基金業務的機構中,能查明身份的大約有40多家,身份不明的有100多家。溫州資本僅在天津注冊的私募基金就有3家。據稱,溫州本地第一個私募基金在6個月內就籌資11.8億元,并參與了多個一級、一級半市場的項目投資。而某個基金產品在溫州3天內就賣完了。還有機構用“秒殺”形容溫州資本參與定向增發的速度。
外來私募受寵
外來私募大受溫州民資歡迎,讓中國 風險投資 研究院院長陳工孟也意想不到。陳工孟在2010年初計劃成立一只暫名為“中院一號”、首期募資規模達100億元人民幣的母基金(FOF)。
然而,三個月后,陳工孟對外透露“從構思到執行,征途將比預想的曲折”:一方面多數溫州企業家都是白手起家辛勤創富的,如何能放心將大量財富交給別人管理?另一方面炒房、炒煤的經歷讓溫州民間資本彌漫著“短期高回報”的投資沖動。
“投資回報可以跑不贏劉翔,但需要跑贏溫州民間信貸收益。”自從2009年6月第一款“慧安1號”面世以來,沈一慧發現了溫州民資的特性,不得不“從善如流”。他管理的6款“慧安系”陽光私募證券產品采用管理型(非結構型)投資品種,即私募產品經歷12-18個月的約定封閉期后,每月都有固定的申購贖回“時間窗口”,如此一來一旦封閉期結束,溫州民間資本可以自由“進出”該基金。
畢竟,溫州民間資本對投資陽光私募證券產品方面,也有著自己的“風險控制手段”:其一是“時間管理”。通常路演募資時,私募經理都會預估未來一年股票走勢情況及自己的投資回報,一旦實際結果未能達到預期收益,溫州民間資本會考慮封閉期一結束就迅速贖回資金,投資到其他領域;其二則是“收益鎖定”。比如在一只私募基金產品投資回報超過50%時,則會被要求打開申購贖回窗口,便于部分民間資金落袋為安。
“在溫州募資,除了留神民間資本快速流動的特性,還要關注溫州資本帶來的杠桿融資倍數問題。比如有些溫州企業家有1000萬元自有資金,他們會通過銀行或民間借貸再擴大2-3倍,然后投資一家陽光私募基金產品。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他們隨時隨地都會要求贖回資金。”一位私募基金經理說。
“溫州民間資本大規模投資陽光私募,還需要引導的過程。”沈一慧想要做的,是讓越來越多的溫州企業家認可陽光私募的運作模式,這意味著他必須時常在是否堅持原則上做出取舍。此前,他曾婉拒當地一家溫州房地產公司1億元的資金,只因這筆錢必須在這位企業家能“看得到且管得著”的資金賬戶。
“這與國內陽光私募的發展方向不合拍。第三方理財與銀行資產托管已是國內陽光私募發展的必然方向。”沈一慧強調說,“所幸的是,溫州企業家對陽光私募與第三方理財的認可度,正在提高。”
本地私募“沖動“
溫州民資不僅僅投資外地私募基金,從事PE或二級市場操作,更有自己操作基金的沖動。
4月28日,在上海金茂大酒店二樓舉行的某 論壇 期間,一位溫州企業家和《浙商》記者說:“有機會我也要發起成立一只投資基金,但現在還不懂怎么操作,準備先投資一只基金學習運作管理流程。”
在此之前,溫州拉芳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通過中融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成功發行了該公司成立以來的首只結構化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產品——“拉芳舍一期”,募集資金規模1.2億元。
“做餐飲的也能做 私募投資 ?”外界的質疑可以理解。據《浙商》記者了解,目前溫州類似的投資公司不下百家,多數投資公司依靠出資人的投資閱歷或感覺,決定著千萬元民間資金的分配。
這和動輒將資金沉淀5-7年,高風險、高收益并存的PE投資模式顯得格格不入。
“基金出資人(LP)不負責項目投資決策的所謂PE投資國際慣例,溫州民間資本已付出教訓。”一位溫州創投機構人士回憶說。所謂的教訓,即東海創投由于出資人(LP)與基金管理人(GP)在投資方向與 項目管理 方面的不和,導致出資人最終撤資并自立門戶。
然而,對管理方式的探索,溫州不乏前仆后繼者,創投基金在溫州募資變得越來越實在。
“最終投資決策環節,他們會征求每位出資人的意見,如果出資人不認可,可以選擇不出錢投資。同時,公司董事長作為出資最多,且受到廣泛認可的出資人,當大家存在投資分歧時,可以直接行使一票否決權。”溫州當地一位創投機構人士告訴《浙商》記者,創投公司僅僅收取項目前期盡職調查費用為主,且收費時間得等到投資項目產生“利潤”后,額度大約是投資利潤的3%。
但在推崇PE運作國際慣例的創投機構眼里,溫州的特色做法很奇怪。
“想想也奇怪,溫州的私募股權投資學習 班肯定會詳盡解釋在股權投資基金里,GP與LP的各自責任權利劃分,但真正愿意只作為出資人角色的溫州企業家并不多。”這是一位國內創投機構負責人在溫州募資時的疑問。
“在溫州民間資本參與國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投資過程里,有很多方面是需要進一步相互磨合與理解的。”溫州商融創投總經理王遠青指出,“其中最主要的三個方面,一是溫州企業家還是覺得7年的基金存續期偏長;其次是溫州企業家對于基金項目投資管理需要更多、更全的知情權;再次就是雙方在投資理念與投資方向方面的磨合,畢竟多數溫州企業家也是創業者,他們對很多行業發展軌跡有著自己的判斷。”
然而,這種磨合需要多久,卻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