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瀚文：打造“中國特色創新生態圈”的若干機遇

本文首發于《互聯網經濟》，作者：阿里研究院 崔瀚文

2015年，中國GDP已約兩倍于日本、三倍于德國、四倍于法國，坐實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回顧蘇聯的由盛到衰、日本的先追隨后停滯，“世界第二”總會面臨著來自外部的諸多打壓；此外，在國內還面臨生態惡化、貨幣超發、貧富分化、人口老齡化、產能落后和過剩等諸多挑戰。如何能夠變“大”為“強”，并沖破 “第二魔咒”？

蘇聯早期靠大量的“資源動員”，由投資拉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的維持要求加速動員資源，但當資源的動員遇到極限，這種快速增長就無法維持。同樣，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曾遇到了類似的困境，資源動員成為不能繞過的一道門檻。而日本經濟危機的產生，是由于國家從引進技術為主的創新，轉變為以自主開發為主的創新過程中，經濟開始由高速增長變為低速增長，進而誘發的系統性危機。

國家的競爭就是創新的競爭。“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經濟增長理論代表人物埃德蒙·菲爾普斯深入分析了西方19世紀英國、美國的相繼領跑，比利時、法國、德國等過的快速追趕崛起，以及荷蘭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夠哦的停滯落后后指出 “國家層面的繁榮（大眾的興盛）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

美國經濟崛起的案例

縱觀美國建國200多年的經濟崛起史，正是一部不斷歌頌進取精神的創新創業史，從蒸汽船、軋棉機、跨州鐵路，到電燈、電視、空調、噴氣式飛機，再到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基因工程；從百貨商店、郵購商店，到連鎖店、超市，再到電視購物、電子商務；從大規模工業生產流水線，到風險投資公司的大量創立，再到面向創業企業的納斯達克市場；從愛迪生、萊特兄弟，到喬布斯、比爾·蓋茨，再到埃隆·馬斯克、馬克·扎克伯格。持續不斷的發明和創新，生生不息的優秀企業家群體，不斷提高的生產率，催生了一個又一個新興產業，進而大幅增強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將年輕的美國推上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五年前奧巴馬做國情咨文演說，1/3 篇幅講創新，提出“激發國人的創新精神是我們制勝未來的基石”。他說：“沒有人能夠斷定下一個龍頭行業是什么，或者新的就業崗位會來自哪里——就像30年前，我們不會知道，這個叫因特網的家伙會帶來經濟革命。我們能做的——這也正是美國人民比別人好的地方，就是加強美國人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記住！美國發明了汽車和電腦；美國擁有愛迪生和萊特兄弟；美國創造了谷歌和臉譜。在美國，創新不僅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我們賴以謀生的方式。”

當前，如何培育和打造符合國情、具有特色的“創新生態圈”成為國家發展的必須，而認清和緊抓中國優勢與時代機遇是重中之重：

信息產業與制造業是中國競逐全球創新賽場的基礎

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國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被西洋諸國遠遠拋在后面。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德、英、法、俄、日等國為了輸出資本、擴張市場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華民族更加羸弱，亡國災難更加深重。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始于20世紀中期，截至2016年8月3日，美國的亞馬遜和Facebook超越美孚，分別成為美國第四和第五大上市公司，僅次于蘋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和微軟。截至此時，美國市值前五大公司全部來自于信息產業。這一輪科技革命，中國雖錯失了計算機、集成電路、移動通信等發展先機，但迅速發展并趕上了潮流趨勢，并在互聯網時代實現了局部超越，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實現了全面領先。目前，以阿里巴巴、騰訊、華為、中移動等為代表的中國信息產業，無論從規模還是技術水平上，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而在歐洲和印度，甚至日本、新加坡、港臺這些地方，很難找到如此體量與實力的企業能與中美比肩，更難以找到如此大規模主體型的產業生態圈。

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經濟體，目前中國的制造業生態系統規模龐大，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應商體系、1億5千萬具有經驗的工廠工人和大量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中國市場巨大的規模和發展健全的供應鏈，能夠給中國企業家提供了約15%至20%的成本優勢。北京大學黃濤教授指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那才產生一系列革命性創新產品，而在西方國家光靠一兩個企業主導的改革是比較困難，很難做出革命性變化；中國目前具有的大量小型制造企業，非常分散化，以前我們說是弱點，但是在網絡時代很有可能轉化為一種優勢。隨著互聯網的連接，小型制造企業能夠能夠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更好的自由組合，更好的進行柔性供應。讓柔性生產網絡在中國進一步興起，這也許是中國的另一種后發優勢。

開放式創新、社會創新等創新模式的重大轉變正在發生

信息經濟時代到來，讓企業僅僅依靠內部的資源進行高成本的創新活動，已經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市場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企業競爭，“開放式創新”正在逐漸成為企業創新的主導模式。2003年切薩布魯夫提出，企業可以同時利用內部和外部有價值的知識來加快內部創新，并且利用外部的創新來拓展市場。開放式創新的目標正是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多的收益與更強的競爭力。中國在全球領先的大平臺、巨網絡、富生態，能夠幫助創新者能夠更方便快捷的在互聯網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尋找市場需求、風險投資、技術合伙、委外研究、技術特許、戰略聯盟、商業模式等等，并能更快更好地把創新思想變為現實產品與利潤，這極大的降低創意從產生到最終成為進入市場的過程中的損耗。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的應用在中國迅速蔓延，這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競爭優勢，超過7億的網民 隨時、隨地、高頻的“連接”, 越來越多行業開始接受和擁抱“互聯網＋”……這種大規模的混搭、跨界、穿越、融合，為醞釀創新提供了絕佳環境。

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在《創新的創新》中指出，有別于工業社會時期封閉和集中式的創新范式，社會創新以開放性和分權性為特點，是信息和知識社會的產物。“一種眾人參與創新、更加開放、自下而上自發的社會創新模式在各個領域悄然興起，并在整個社會創新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黃亞生教授認為“社會創新”本質上是一種創新的組織范式，是對創新人員和活動的新的組合形式，它可以是技術的、非技術的，也可以是解決具體的問題、產生新的思想的。社會創新不局限于每個具體的創新領域、創新過程或是創新成果，而是對“創新的創新”。

新一代年輕人具備創新者潛質，已進入黃金時期

目前，中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比日本總人口還多4000多萬，研發工程師的成本相當于美國的1/6，和發達國家比，中國在研發領域有明顯成本優勢，潛力巨大。而80后、90后的一批人，是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批人，在青少年時期他們集中接觸到了發達國家歷經數十年積累的文化和科技精華，更為普遍的接受高等教育，更為深刻的理解市場經濟，具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對西方世界沒有天然的仰視……他們其中的很多人有創意、有情懷、有視野、有資本，并且有著愿意為實現人生價值而創新的“勇武精神”。他們率先使用互聯網破除了信息壁壘，能夠自如的出入于網絡生態。他們不僅能夠自己進行創新，也能充分利用外界的創新；不僅充分實現自己的創新的價值，也能夠利用網絡充分實現自己創新“副產品”的價值。

未來，中國將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很多國家的經驗表明，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創新創業的活力會不斷下降，例如日本在90年代老齡化快速上升的時期，創新的活力有了明顯下降。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當年齡超過50歲，很多人會開始將重心轉為養老、子女、穩健投資等，對于創新的偏好下降。我國自1978年將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以來，人口出生率的峰值存在于80后群體，并在1987年達到2.3%。2016年，80后、90后一代人，最大的36歲，最小的17歲，正處在最具創新活力的年齡段。如果未來中國生育率不能達到預期水平，這批人可能將是影響大規模創新興衰的關鍵力量。

服務創新、數字創新前景廣闊，是值得關注的重大方向

產業的遷移是另一個重大機遇，人類經濟正在逐步進入以服務經濟為代表的后工業社會，服務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景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目前，我國服務業占GDP的貢獻率持續攀升，提供的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多，但大多數人仍未意識到服務創新的重大意義和前景。2011-2015年前后發生的移動互聯網浪潮，讓中國的生活服務業以O2O的形式發生了一次巨的飛躍，租車、洗車、代駕、外賣、生鮮、家政、洗衣、美甲、理發、按摩、藥品，甚至手機貼膜……基本上能想到的生活服務都誕生出了優秀的創業創新項目。更重要的是，作為信息技術與商業深度結合的全新產物，2003年以來，以交易服務為主、以交易平臺為核心，中國的“電子商務交易服務業”開始出現，十余年來，平臺型企業不斷拓展業務深度，通過開放戰略，為更多創業者“賦能”，一種基于互聯網的、新范式的“商務服務業”迅速的崛起，平臺與服務商融合發展，服務商生態集聚化，平臺上多方之間互動頻繁，服務商之間交流競爭更加充分、創新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商業服務業生態” ,通過共同為億萬的買家、賣家提供豐富多彩的服務。目前，O2O生活服務業和在線商務服務生態已成為中國創新最為活躍的領域，且已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

此外，新一代材料技術、半導體技術、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云計算等基礎通用技術的發展，讓人機交互、智能感知、虛實融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數字應用類創新快速突破。虛擬空間內的創新存在著極大的空間，未來將快速拓展到娛樂、教育、辦公、醫療、商貿等關鍵行業形成示范應用，例如以沉浸式游戲、全息教室、數字展館、數字城市、模型設計、工業仿真、手術模擬、虛擬實驗室、軍事模擬、虛擬戰場等形式的應用將不斷出現，進一步改變人們的生活，并能夠為人類的自我實現和提升提供更加廣闊空間。最近幾年，美國興起了所謂”新硬件時代”，在該領域中國與美國的技術水平仍然相差巨大。但是，在數字應用的“偏軟”的領域中，中國仍然具有成本、人員、產業基礎等等諸多巨大優勢，并且雙方都尚在起步階段，領域內尚沒有成熟的品牌，中國市場、資本和美國市場、資本是同步的。

媒體、融資等外部環境正在快速發展成熟

中國新一代創新創業者周邊的媒體環境正在不斷成熟，總體而言更是寬松而積極的。近年來，國內崛起的新銳媒體如虎嗅、36氪、鈦媒體和PingWest等均以科技、創新、創業、互聯網資訊與產業動向作為報道重心，而這幾家新銳科技媒體的估值均超過1億美元。這些新銳媒體倡導創客精神，組織創客活動，共同打造了中國式的創客文化。同時，眾多科技、財經、商業自媒體的興起為創新者提供了豐沃土壤，創客、極客平臺的出現，也極大地提升了創新效率，縮短了創新周期。

與此同時，我國私募基金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資產管理行業的地位業越來越突出，尤其是私募股權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為推動創新創業提供了更多的“源頭活水”。據根據咨詢公司匯編的數據 ，中國有政府支持的風投基金2015年總計籌集了大約1.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310億美元)的資金，短短一年內使管理下的資金總量猛增兩倍，達到了2.2萬億元。咨詢公司PreqinLtd.稱，這一規模排名世界首位，更是全球其他風投公司去年籌集到的資金總量的差不多五倍。另據統計，截至2016年4月，已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并開展業務的私募證券、私募股權、創投等私募基金管理人8834家，備案私募基金28534只，認繳規模6.07萬億元，實繳規模5.02萬億元，私募基金從業人員超過40萬人。

政策：中國政府確立以創新立國本的大政方針

以創新為驅動的國策是未來持續參與世界最前沿創新競爭的保證。在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中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動“互聯網+”、“大數據”等國家戰略，這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是罕見的。目前，以政策體制、金融體系、產業生態三位一體的創新勢態逐漸成型，未來如果政策落地不出現重大偏差，在國家資源向創新與研發傾斜，社會體制也將向有利于創新的方向進化。

過去中國一直是后發國家，主要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進行創新，是跟隨性、仿制性的創新，往往在開始之前就知道要做出哪些創新。在創新跟隨期，此舉可以極大的降低了新發明投入和風險，但是，要開始進入創新突破期的關鍵時點，原有的創新模式就必需要進行系統性轉變。楊小凱曾指出，落后國家傾向于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后發國家有“后發劣勢”。因此，緊抓時代機遇，穩固發展當前打造“中國特色創新生態圈”的關鍵優勢，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戰略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