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如何發生

在西方有一些科學家猜想，地球和生命誕生于一個溫暖的小池塘和一道閃電。例如，生物進化論的鼻祖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推測生命“從充滿了氨、硫酸鹽、光、熱、電等等所有這一切的某些溫暖的小池塘中誕生”。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認為生命起源于大氣中含氫的原始地球的看法相當盛行。人類對于生命起源的探索，揭示了生命系統生成和發展的條件。這對于我們研究組織有著重要啟示意義。在一些情況下，組織學習與變革是自然發生的，甚至不需要高層有意識的策劃和監控。但如果缺少有創新性的個體以及適宜學習、創造的環境，不能形成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變革將無法發生和持續。

　　 第一，組織學習與變革是一個系統的復雜過程，需要能動的因子（個體的人）發揮主動并相互作用，就像種子一樣。因此，學習型組織必須善于激發個體的創造性。個體通常存在著對變革的惰性或天然的抵觸傾向，因此，大部分明顯的創新與變革源于一次危機或者一次偶然事件的刺激。

　　 第二，環境對于組織變革也具有重要作用，如同土壤對于種子。如果缺乏了適合的土壤和必要的條件，種子無法生根發芽。在企業里，缺乏適宜的環境，創新、學習將無從發生。

　　 第三，即使具備了各項條件，如果沒有一些“促發機制”和“催化劑”，組織變革也無法發生和走入篷勃發展的循環。

　　 第四，組織內部必須建立起有效的組織學習機制，通過頻繁的交流、傳播，才能啟動變革的連鎖反應。

　　 揭開群落演進的秘密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類似，硅谷的誕生和發展是一個經濟生態系統的成功，是一個群落演進的成功典范。如同企業的成功一樣，硅谷的成功也是系統化的成功，而且是獨特的，雖然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試圖“復制”硅谷，例如中國臺灣的新竹、日本的大阪、北京中關村等，但至今為止，硅谷仍是獨一無二的。揭開硅谷奇跡的秘密，對于我們透視群落演進的機制和過程有著重要借鑒。

　　 通過群落形成要素分析硅谷奇跡的誕生，我們不難發現：硅谷的形成既有“種子”（少數關鍵個體）和“閃電”（觸發因素）的作用，也離不開適宜的“土壤”（環境）以及頻繁的交流、配套網絡的形成等配套因素。

　　 首先，適宜的環境。如同一個溫暖的小池塘一樣，硅谷具有創新企業家快速成長的各種適宜條件：美國加州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創業文化、容易獲得的技術人才、產業配套的網絡、創業投資與法律服務、政府的支持等。

　　 其次，種子。一棵蘋果樹迅速成長，從樹上掉落的蘋果又成為更多的種子，使得新的幼苗重新開始自我成長，從而成為一片果園。硅谷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像斯坦福大學和仙童半導體公司等“種子”以及像弗里德里克?特曼（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和工程系主任，被譽為“硅谷創業之父”）、威廉?肖克利（結型晶體管發明人、肖克利實驗室創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諾伊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之一，仙童公司第二任總經理）等一大批創新的個體。尤其是從肖克利實驗室“出走”的八位科學家成立的仙童半導體公司，孕育出了英特爾、AMD 等科技行業的翹楚。至今，在硅谷的許多公司都掛著一幅畫，上面畫的是一棵“公司樹”，它表明硅谷各老牌電子公司之間的淵源，人們能從許多公司的“公司樹”上發現仙童公司的名字。與此同時，仙童半導體公司不僅在芯片設計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與政府（尤其是航空部門）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而且在把風險投資家引入硅谷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觸發因素。半導體芯片和計算機工業的轉型、政府采購等等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偶然因素，恰好在需要它的時候發生，如同劃過天際的那道閃電，為群落的發展提供了能量和契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后的“冷戰”促使美國聯邦政府將大批資金投向大學實驗室，發展軍工技術來刺激新的行業和地區的發展，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科研人員作為國防和航天合作的主要受益人，成為馬塞諸塞州東部和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經濟轉型的先鋒。例如，仙童公司的騰飛就主要得益于國防系統的訂單。這些軍用合同要求極高的可靠性、精度，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從而激發了仙童公司不斷創新、改進的進程，仙童公司在這個過程中也得到了國防系統的大力資助與扶持。又如，惠普公司的騰飛也是部分得益于國防工業。惠普公司生產的電子測量裝置和接收器可以用來偵察和分析敵人的雷達信號，從而獲得了軍方采購，這些產品合同的簽訂使得惠普公司的年銷售額從1941年的3.7萬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75萬美元。

　　 第四，頻繁的交流。美國學者薩克森寧在分析波士頓128公路地區為何在創新方面落后于硅谷時提到了這一點。她認為128公路地區的工業結構是以獨立的大企業為主，公司之間缺乏交流，大企業完全依賴自身的資源來發展，采用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效忠企業的管理模式，導致了該地區在新一輪創新活動中的失敗。

　　 第五，配套網絡。至1997年，硅谷地區的高科技公司已達七千多家，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平均雇員不到100名。也有許多非生產性的公司，包括R& D實驗室、產品設計室、獵頭公司、風險投資企業、市場調查公司等相關服務行業。但是，這種分散型工業系統通過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又具有集中性，有助于工業結構的彈性和適應性。“硅谷悖論”在于競爭需要不斷創新，創新又需要合作。

　　 經歷數十年發展的硅谷一次又一次成為全球變革的領頭羊，獨特的“硅谷氣候”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當我們力圖將在中關村，在浦東復制硅谷奇跡的時候，軟件（慘淡的創新環境）而不是硬件（高樓大廈或者研究設備）已經成為真正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