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寧：當前面臨的風險挑戰與應對之策

* 本文為有關部門委托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課題負責人為魏加寧，完成時間為2021年9月。課題組成員有：陳全生、葉松、胡琨、馬駿馳、馬思宇、敦志剛、朱一凡、孫天琪、鐘佳睿、周毅、魏詩瀅。此外，朱太輝、唐滔等參與了討論。具體寫作分工如下：有關滯脹的形成過程與應對經驗中，美國部分主要由馬思宇、朱一凡執筆，英國部分主要由周毅執筆，德國部分主要由胡琨、鐘佳睿執筆，日本部分主要由魏加寧、孫天琪執筆；有關成因分析部分主要由魏加寧、周毅執筆；最后，全部稿件由魏加寧、周毅負責統稿。

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沖擊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攀升，一些國家經濟增長出現停滯，有關“滯脹”的話題再次升溫。受有關方面委托，筆者帶領課題組對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歷史再次進行了回顧性梳理，從滯脹的形成過程，到學術界的成因討論，再到各國應對滯脹的經驗教訓，一共形成了10個研究報告。其中本文將有關發達國家的三個專題報告合并發表，只是對過去滯脹歷史的回顧性梳理，既不涉及現在，也未涉及中國，僅供大家在研究滯脹問題時參考。

　　此外，蘇聯部分由馬駿馳、周毅分別執筆，合并后的稿子由魏加寧、周毅、馬駿馳負責統稿；需要強調的是：這部分內容只是對蘇聯“隱性滯脹”及其影響的歷史性回顧，不涉及現在，僅供研究“滯脹”問題時參考。

一、滯脹：從理論上的不可能變為現實中的兩難困境

　　“滯脹”全稱“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用以描述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罕見現象。（*《日本大百科》對滯脹的定義是：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的復合詞，顯示了經濟衰退與通脹同時發生。）20世紀60年代以前，傳統經濟學根據菲利普斯曲線原理認為，通脹和失業呈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即經濟上行階段，失業率下降，但通脹率上升；經濟下行階段，失業率上升，但通脹率下降。然而，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相繼出現了失業率與通脹率同時高漲的局面，用菲利普斯曲線原理已經無法解釋，宏觀經濟政策陷入了兩難境地：如采取緊縮政策，則經濟增長將進一步下行；如實行擴張政策，則通貨膨脹將進一步加劇。

　　本文將研究重點聚焦于美國、英國、聯邦德國、日本四個主要發達國家，對比其滯脹的形成過程以及應對經驗，找出其共性與不同之處。

二、主要發達國家滯脹形成過程

　　1.美國：福利主義盛行與宏觀調控失據，導致滯脹局面形成并不斷趨于惡化

　　20世紀70年代，美國共經歷了三輪嚴重滯脹，其間經濟增長放緩，高失業與高通脹并存，菲利普斯曲線失效。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什金認為，這一時期美國的大通脹是20世紀最嚴重的貨幣政策錯誤之一。）在黃金和石油價格不斷飆升的背景下，通脹率達到了15%以上，失業率從4%以下上升到接近9%，從而引發金融市場動蕩、股市價格暴跌，直至發生社會騷亂。（* Knotek，E.S.，& Khan，S.（2014).““Drifting inflation targets and monetary stagflation”.SSRN Electronic Journal.）

　　肯尼迪時期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凱恩斯主義，不斷拉升通脹水平。20世紀60年代，美國產業競爭力不斷下降，全球出口份額由19.9%大幅回落至13.4%?？夏岬峡偨y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赤字財政政策，不斷擴大政府支出以刺激增長、增加就業。由于當時的美聯儲處于弱勢地位，只能對總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給予積極配合，在政府大量發行國債的背景下，美聯儲為防止市場利率上行，于是提高貨幣供給增長率，M1增速從1960年的-0.05%快速提升到1968年的7.02%。

　　約翰遜總統上臺后大力推行“偉大社會”建設計劃，社會福利水平快速提高，再加上越戰遲遲無法結束，導致物價持續上漲。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共同刺激下，1969年通脹率上升至5%，達到1951年以來的最高值。

　　尼克松時期實行價格管制和凍結工資，促使通脹轉為滯脹。1971年，尼克松政府為控制物價采取“新經濟政策”，實行工資、價格管制，停止用黃金兌付美元，使得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國民深感震驚，出現了極為罕見的搶購風潮。1972年，物價在管制下仍然上漲了3.2%，而失業率也保持在5%，滯脹局面開始形成。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價格猛漲和“水門事件”的困擾，再次實施價格凍結，結果導致“市場上見不到牛肉的蹤影，食品貨架上空空如也”，美國人極為罕見地在和平時期遇到了短缺現象。1973年價格管制放開以后，通脹率報復性反彈至6.2%，失業率仍然維持在4.9%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滯脹局面基本定型。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時期宏觀政策時緊時松，導致美國經濟在滯脹泥潭中越陷越深。1974年，福特就任美國總統，《經濟穩定法案》對工資物價的管制到期，各種商品價格出現快速反彈；加之需求過剩、美元貶值、全球農業歉收，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導致物價扶搖直上，1974年達到了上漲12%的歷史最高紀錄，同時，失業率在9個月內上升到9%。

　　1975年，美聯儲開始放松銀根，但直到福特卸任為止，宏觀經濟政策一直時緊時松，疲于應付，經濟呈現高失業與高通脹螺旋式上升的局面。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后又開始實行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77—1979年間M1的增長創戰后最高紀錄，導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脹率上升至12.7%，失業率則一直在6%~8%之間徘徊。

　　1973—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爆發，將美國帶入惡性通脹。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歐佩克控制石油產量，導致原油價格從戰前的3美元/桶急升至1974年的12美元/桶，漲至原來的4倍，促使美國的通脹率在1975年達到12%的惡性通脹區間。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原油供需矛盾進一步激化，1974—1984年伊朗原油產量由3.03億噸大幅降至1.03億噸，原油價格從1978年的13美元/桶上升至1980年的32美元/桶，美國的通脹率進一步飆升至14.8%。

　　1979—1980年美聯儲連續加息，高利率加劇經濟衰退。1979—1980年美國通脹率持續維持在兩位數的惡性區間，接近15%；3個月期美國國債利率超過17%，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最高達21.5%，均為戰后罕見。1979年，沃爾克就任美聯儲主席后繼續大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并拋售短期國債、提高貼現率至12%，聯邦基金利率最高提至22.36%的高位。高利率政策加速了經濟下滑，GDP增速降至-1.8%、失業率上升至10.8%，經濟衰退進一步加劇，為治理通脹付出了巨大代價。好在此后里根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與沃爾克的緊縮貨幣政策相配合，才終于將美國經濟帶出了滯脹泥潭。

　　2.英國：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和工會力量過于強大，導致英國形成滯脹局面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經濟陷入衰退，英國亦出現了低增長、高失業、高通脹的滯脹局面。1974—1980年，英國GDP增長率平均只有1.0%，而通脹率平均達到15.9%。同時，英國的失業率不斷攀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3.8%上升至70年代末的5.5%，80年代初更是攀升至11.9%，英國經濟深陷滯脹泥潭。

　　國有經濟占比過高，國企出現大面積虧損。兩次工黨執政期間的英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英國《經濟學家》1978年12月30日那一期的統計數字，國有經濟在英國重工業和交通部門中的比重分別為：石油25%、汽車50%、鋼鐵75%、航空75%、煤炭100%、電力100%、天然氣 100%、造船100%、鐵路100%、郵政100%、電信100%。

　　然而，隨著英國進入后工業社會，英國的重工業需求不斷下降，傳統工業部門面臨著規模收縮和結構調整的壓力，而1973年石油危機引致的全球經濟衰退，使英國的經濟矛盾直接引爆。此外，國有企業因長期的政府保護和缺乏激勵機制而效率低下，并且承擔過重的社會職能使其無法按照收益最大化目標組織生產；機構龐大臃腫、官僚主義盛行的國有企業所需的巨額補貼不僅增加了財政負擔，而且擠占了對私人企業的資金扶持。于是，在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和內部企業管理不善的共同作用下，英國的競爭力不斷下降，1979年，英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在歐洲15國中僅排名第九。（* 李罡.論英國的結構改革與經濟增長——對撒切爾結構改革及其影響的再解讀\[J\].歐洲研究，2015，33（02）：60-80+6-7.）

　　英國工會力量空前強大，勞資關系過度緊張。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時，英國工會會員已占全國勞動力總人數的57%，而且英國工會被賦予了過多的法律保護和司法特權，工會的規模和力量過度膨脹對英國經濟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市場機制，造成勞動力市場缺乏靈活性。工會不斷要求上調工資，扭曲了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價格、增加了企業的雇傭成本，致使企業不愿增加雇傭，導致失業率不斷上升，同時還造成了英國企業的競爭力不斷下降。1974—1975年，工黨實施“社會契約”政策期間，工資增長32％，遠遠超過原定目標（* 毛銳.撒切爾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65頁.），這使英國1976年的通脹率直接上升到27%。二是罷工活動過于頻繁，導致勞資關系極度緊張。一旦提高工資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工會就會號召工人罷工，過度頻繁的罷工事件不僅使勞資關系極度緊張，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1968年，英國因為罷工損失的工作日為470萬個，1972年猛增至2 390萬個。（* 高倩.撒切爾政府勞資政策分析\[D\].東北大學，2014.）三是威脅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工會的強大力量不僅影響到政府各項政策的推行，甚至能夠左右英國大選。70年代，在英國的罷工潮中，接連導致兩屆政府（保守黨希思政府和工黨卡拉漢政府）下臺。（* 劉彩鳳.英國勞動關系的發展——工會、集體談判與勞動爭議處理\[J\].當代經濟研究，2010（03）：57-63.）

　　社會福利支出過于龐大，導致企業投資和個人工作的積極性明顯下降。不斷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是二戰后英國為應對蘇聯挑戰而達成的“共識政治”之一，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英國經濟陷入衰退，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漸顯現：一是社會福利支出增長過快，遠超經濟增速，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1960—1980年和1980—1983年，英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3％和1.6％，然而社會福利支出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2％和７％。1972—1987年，英國財政持續呈現赤字狀態，為應對不斷攀升的社會福利支出導致的巨額財政赤字，英國政府只能舉債度日，使得1979年英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55.2％。二是高福利導致高稅收，降低了個人和企業工作和投資的積極性，促使人才和資本外流。在撒切爾夫人稅制改革以前，英國的個人所得稅基本稅率為33%，最高稅率達83%；公司稅稅率為52%，從而使企業的投資意愿不斷降低。同時，失業者可以通過領取食品、住房補貼和其他各種津貼等來維持基本生活，生活水平與就業時相差不大，許多人成為自愿失業者，導致政府的失業救濟支出居高不下，個人工作的積極性大幅下降，失去了進取心和自立精神。

　　面對經濟社會危機，英國工黨政府依然堅持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試圖通過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以恢復經濟增長。石油價格的上漲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導致英國通脹問題日益嚴重，出現了通脹與經濟衰退同時出現的滯脹現象，這違背了凱恩斯主義的增長與通脹互不兼容的核心結論。英國面臨的并非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問題，而是供給側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因此，需求側刺激不但難以提高經濟增速，反而導致持續的高通脹和高失業，使得英國陷入滯脹泥潭長達10年之久。

　　3.聯邦德國：經濟政策奉行凱恩斯主義，社會政策奉行民主社會主義，滯脹局面逐步形成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不僅是美國，以聯邦德國為首的歐洲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也于20世紀70年代初陷入了滯脹泥潭，年均增長率僅為2.4%，失業率為5.3%，消費物價年上漲率達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該七國的年均增長率為4.3%，平均失業率為3.2%，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為4.8%。

　　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聯邦德國為代表的西歐經濟開始出現增長疲軟、通脹抬頭跡象。1965年，聯邦德國人均GDP達到9 186國際元 （*經濟學家麥迪森以1990年美元為基準水平，采用購買力平價和國際多邊比較的方法，創造出“1990年國際元”，作為衡量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單位），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隨著戰后重建工作的結束以及對外經濟關系日益緊密，經濟波動開始加劇。（* 1966年社民黨與聯盟黨組成執政聯盟，1969—1982年作為最大執政黨與自民黨組成執政聯盟。）1965—1966年，聯邦德國名義失業人口數量增幅達9.5%。（* Nützenadel，Stunde，S.111.）社會政策上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上信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在“總體調控”理念的指導下推出了《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借助逆周期財政政策和合作性經濟政策使聯邦德國經濟與就業形勢迅速好轉。 （* 席勒同樣重視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其景氣政策的出發點仍以不損害競爭秩序為準則，即“盡可能競爭，必要時計劃”，社民黨經濟政策理念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功不可沒，1972年，席勒因反對過度的景氣政策而辭職，可參見Karl Schiller，Der Okonom und die Gesellschaft：Das Freiheitliche und das Soziale Elemen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politik.Vortrage und Aufsatze，Stuttgart：Gustav Fischer，1964，S.15 ff.）在全面調控思想的指導下，聯邦政府于1967年接連出臺了兩個財政刺激方案，總價值78億德國馬克。（* Nützenadel，Stunde，S.323.）兩個刺激計劃使得聯邦德國經濟在1967年第四季度顯示出回升態勢，1968—1970年聯邦德國經濟增速保持在5%以上，就業和工業銷售額都開始回暖。（* 同上，S.131.）經濟的暫時好轉強化了聯邦德國政府調控經濟的自信心，而《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又沒有明確規定政府干預的范圍和強度，從而導致干預政策在擴張性財政政策支持下逐漸被濫用，社會福利持續擴張，財政赤字快速增長。（* 如增加補貼、國有化、市場管制、解聘保護等措施，可參見Otto Schlecht，“Entscheidungslinien der Deutschen Wettbewerbspolitik”，ORDO，43，1992，S.319-335.）

　　此外，盡管價格穩定作為宏觀調控目標被寫入《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但在1970年前后，由于美元危機不斷加劇，德國馬克不斷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聯邦德國貨幣政策進退失據。最終，聯邦德國外匯市場被迫于1973年3月1日關閉。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德意志聯邦銀行（中央銀行）不再承擔匯率干預職責，重新獲得貨幣供應量的控制權。 （* 雖然歐洲貨幣聯盟（體系）的干預義務始終存在，但是在很長時間內對德意志聯邦銀行自主性的危害遠沒有與美元掛鉤那樣大。）但是，重新獲得貨幣政策自主權的德意志聯邦銀行在《聯邦銀行法》中“有義務支持聯邦政府一般經濟政策”條款的約束下，貨幣政策不斷受到社會民主黨政府景氣刺激政策的強烈影響而搖擺不定，加上不斷擴張的財政政策，以及不合時宜的工資增長政策等因素，因而無法履行其確保價格穩定的貨幣政策職責，通脹率一路走高。（*Jürgen von Hagen，Geldpolitik auf neuen Wegen，Fünfzig Jahre Deutsche Mark.Notenbank und Whr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48，München：C.H.Beck，1998，S.439-473.）

　　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促使聯邦德國經濟陷入滯脹困境難以自拔。1973年，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一向價格穩定的聯邦德國，通脹率也上升到歷史最高值的7.1%；經濟增長雖然還維持在4.8%，但到了1975年，經濟就出現了負增長，增長率快速下滑到-0.9%，失業率為4.7%，通脹率仍然高達6%。1979年，受第二次石油危機影響，增長率盡管勉強維持在4.2%，但失業率仍為3.8%，通脹率為4.1%。1980—1983年連續四年經濟低迷，GDP平均增長率為0.8%，其中1982年為-0.4%，工業生產從1980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連續三年下降，私人消費在1981—1982年連續兩年持續萎縮，就業人數在1981—1983年連續三年持續減少。

　　20世紀20年代的歷史教訓推動聯邦德國在80年代達成改革共識。德國曾在一戰后經歷過一次惡性通脹，魏瑪共和國無力償還巨額賠款，大量印發貨幣購買外匯并支付賠款，進而引發馬克急劇貶值。1922—1924年魏瑪共和國的貨幣和物價以驚人的速率快速上升。1921年上半年，馬克匯率穩定在1美元兌換90馬克，1923年11月時，1美元等于4 210 500 000 000德國馬克。

　　鑒于慘痛的歷史教訓，二戰后，德國中央銀行十分重視對通脹的控制，傾向于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停止通過貨幣發行支撐政府債務增長并倒逼財政部門削減預算赤字。因此，聯邦德國的滯脹與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相比，程度相對較輕（圖5）。

　　4.日本：“國土改造論”“社會福利元年”以及宏觀政策失誤，導致滯脹局面逐漸形成

　　與美國的滯脹情況相類似，日本在相同時期也出現了滯脹局面。CPI從1972年第三季度的3.9%一路攀升至1973年第四季度的超過18%，1974年達到23.3%。GDP實際增速從1973年第二季度的9.3%直線下跌至1974年第四季度的-2.0%。1974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率首次變為負值，消費物價漲幅則超過20%。70年代末期，日本的CPI同比增速再度上行至7.779%（1980年），實際GDP增速也從5%左右下滑到1%左右（圖6）。

　　匯率驟然上升導致出口快速下降，經濟增長失速。日本經濟過度依賴出口，且過度依賴于對美國的出口。當美國經濟陷入滯脹購買力下降后，日本也因此被拖累，增速大幅放緩。1971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日元開始正式進入國際貨幣體系，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日元匯率長期處于上升態勢。日本于1971年12月將日元兌美元匯率從360∶1調整到308∶1，升值16.9%。此后，日元年平均匯率從1973年的1美元兌272.19日元進一步上升到1978年的210日元。雖然到1984年底又逐步回落到237.52日元左右，但基本保持了升值趨勢，日元累計升值約52%。

　　石油危機造成油價不斷飆升，進一步引發輸入性通脹。對于依靠重化工和出口導向實現高速增長的日本，石油不僅是重要能源，也是出口產業的主要原材料，因此，石油危機導致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的8個月內，日本進口石油價格指數同比上漲超過228%。從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于日本經濟粗放型發展階段的頂峰時期。當時日本經濟雖然實現了工業化，但是單位能耗過大，對能源進口依賴過大，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高耗能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十分脆弱，因而日本經濟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受到的沖擊較大。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日本進口石油價格指數最高增幅也達到了137%。油價上漲使得日本的通脹率再次嚴重惡化，實際GDP再次出現負增長。廣大民眾瘋搶日用品，街道減少照明，電梯停止使用，電視臺也主動取消了深夜播放的娛樂節目。但由于日本政府把“危機管理”應用于應對石油危機，并提前收緊銀根，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相對較輕。

　　“列島改造熱”拉動地價大幅上漲，加劇已經過熱的日本經濟。從財政政策來看，1972年，時任首相田中角榮發表了著名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提出到1985年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長率，并且要在全國建設眾多人口規模25萬左右的城市，對國土進行全方位大規模開發。從1973年4月至1974年3月“日本列島改造計劃”被叫停的一年間，因財政原因和國會制約，田中政府不得不兩次推遲公共事業投資計劃的實施時間。但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收縮時間過晚，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CPI上漲超過了20%。

　　擴張性政策轉向過遲，導致滯脹局面更加嚴峻。財政政策堅持按照以往承諾的“和平與福利”原則引導社會投資，推出“日本列島改造論” （* 用高速公路網絡將日本建造成一個以東京為中心的整體，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新干線。）以及建設“社會保障元年”等重大政策。由于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日本政府自覺財力充足，再加上歐洲福利主義思潮的影響，于是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標準。1973年被稱為日本的“社會福利建設元年”，但是這些社會福利都要依靠政府財政支出的大幅度提高，同時還伴隨著經濟效率的不斷下降。

　　在貨幣政策方面，為了抵消日元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防止可能出現的“日元升值蕭條”，維護國內的政治穩定，日本政府決定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M2增長率最高時達到20%，為1973年后出現滯脹局面埋下隱患。大量國際資本因為匯率過低而涌入日本，再加上日本國內的熱錢，資本涌入股市和樓市，資產價格快速升值并開始拉大貧富差距。

　　5.幾點總體印象

　　（1）主要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相繼發生滯脹，大多有一個共同特點：一方面是社會政策追求超水平福利主義，另一方面是經濟政策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增長動力放緩的同時供需缺口拉大，構成滯脹形成的基礎性內因。

　?。?）中央銀行獨立性相對較弱，貨幣政策被財政政策裹挾，導致財政政策貨幣化，為滯脹形成提供了貨幣基礎。

　　（3）第一次石油危機加速了滯脹的形成；而第二次石油危機又拉長了滯脹持續的時間，構成滯脹的外部原因。

　　（4）就各國特殊原因而言，美國由于尼克松政府在應對通脹時采取了計劃經濟手段控制工資、物價，不僅沒能克服通脹，反而加速了滯脹的形成。

　　英國在面臨石油危機的沖擊時，占比過高的國有經濟和空前強大的工會勢力加劇了經濟社會矛盾，此時工黨忽視調整結構和體制改革，直接導致英國經濟的滯脹。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宏觀政策緊縮過晚導致嚴重滯脹；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由于把危機管理應用到石油危機應對，及時采取了緊縮政策，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沖擊時所受影響較輕。

　　聯邦德國因為有過慘痛的歷史教訓，存在一定的社會張力，所以政府的干預政策遇到較大阻力，并且為后來的供給學派改革提供了共識基礎。

三、有關主要發達國家滯脹成因的討論

　　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發達國家相繼發生通脹與失業并發的滯脹現象以來，由于無法解釋這一新的經濟現象，一直占據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備受質疑和抨擊。于是，如何解釋滯脹成為經濟學各主要流派爭論的焦點。各個學派對滯脹成因的解釋各不相同，極大地推動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繁榮和發展。

　　1.“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左派”：資本主義的所有制結構必然導致滯脹

　　美國著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政治經濟學派主將霍華德·謝爾曼批判性地繼承了以馬克思、米切爾、凱恩斯和卡萊斯基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周期理論，并綜合了供給與需求、成本和收入兩方面因素，提出了一個雙面擠壓的“利潤擠壓論”（表3）。（* Sherman H J，Evans G R.Macroeconomics：Keynesian，monetarist，and Marxist views\[M\].New York：Harper & Row，1984.）謝爾曼認為，內生或內部因素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主要根源，并將以往強調內生因素的理論分為兩派：一派強調消費需求，另一派則強調供給成本。謝爾曼通過對投資、利潤與利潤率、勞動份額等各個變量的探討，認為滯脹是供給與需求、成本和收入兩方面共同決定的結果。在該理論框架下，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周期是滯脹產生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積極的國家干預下，也需要集中關注資本主義在周期中運行的內生力量和這種不穩定的持久性。這種持久的不穩定，特別是周期性的高失業率，只有引入民主的社會主義才可以消除。

　　同樣作為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的開拓者和新左翼社會活動家的大衛·戈登與另兩位左派學者鮑爾斯、威斯考普夫共同合作，以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為核心議題，研究了滯脹的成因。（* Gordon D M，Edwards R，Reich M.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2.）借助“公司權力費用模型”，他們剖析了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二戰后美國公司制度以統治與服從的關系為基礎，形成了僵硬的、等級化的私人特權結構。這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損失，使美國資本主義經濟不堪重負。只有形成以社會關系為基礎、消除經濟浪費、更好地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民主社會主義經濟學，才能夠真正擺脫蕭條，推動經濟復興。

　　2.新劍橋學派：滯脹主因是工業壟斷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以卡爾多、羅賓遜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試圖在否定新古典綜合派的基礎上，重新恢復李嘉圖的傳統學說，建立一個以客觀價值理論為基礎、以分配理論為中心的理論體系。為了解釋滯脹現象，該學派把世界經濟分為三個部門：初級產品部門、制造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并認為，通脹的根源在于初級產品部門和制造業部門之間的生產比例失調?？柖嗯c羅賓遜認為初級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其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而工業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大部分生產都集中在大企業手中，因而價格是被操縱的，即由生產者自己決定，不由市場決定。兩個市場之間的增長比例失調最終導致經濟失衡：初級產品價格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會對工業活動起到抑制作用。當初級產品價格下降時，雖然有可能刺激工業部門吸收更多初級產品，但因為貿易條件對初級產品生產者極為不利，所以投資會減少，從而會抑制加工工業發展。當初級產品價格上升時，雖然一開始貿易條件有利于初級產品生產者，但這種有利條件并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制造業部門將通過由成本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上漲來應對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最終會造成總體通脹。（* Kaldor N.Inflation and recession in the world economy\[J\].The Economic Journal，1976，86（344）：703-714.）

　　此外，由于壟斷程度的提高，貨幣信用制度也使得資本家擴大投資更為方便，國民收入分配將越來越有利于利潤收入者。當工人的實際工資因物價水平上漲而降低時，壟斷帶來的不合理收入加劇了工會與雇主在工資談判中的斗爭，工人在工會強大力量的支持下要求補償性提高工資，這會引發物價水平的再次上漲，導致工資-價格螺旋上漲式通脹。而政府為抑制高通脹采用的緊縮性經濟政策又會限制經濟活動，從而引發衰退，最終形成了停滯與通脹并存的滯脹局面。（* Joan R.What Are the Ques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7，15（4）：1318-1339.）

　　為此，新劍橋學派竭力主張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如主張通過累進所得稅制改進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態；給予低收入家庭適當補助；減少用于軍事等方面的支出，用以發展民用服務、環境保護和原料、材料生產等部門；提高失業者的文化技能水平，以便使他們能夠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制定適應經濟增長、逐漸達到消滅赤字的財政政策和預定的實際工資增長率政策；實施進口管制，發展出口品生產，增加出口，從而為國內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 Robinson J.Solving the Stagflation Puzzle\[J\].Challenge，1979，22（5）：40-46.）

　　3.新凱恩斯主義：滯脹源于勞動力市場扭曲導致工資上漲

　　凱恩斯主義學派本身也對滯脹提出了自己的解釋。新凱恩斯主義學者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通脹：需求拉動型和成本推動型，并認為滯脹是由后者引起的。雖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用來在總需求波動的情況下穩定經濟，但是在面對總供給波動時，政策效果將大大降低。在該理論框架下，20世紀70年代政府的不當干預政策、油價上漲以及工資-價格螺旋上升共同引發了滯脹現象。新凱恩斯學派有如下主要理論觀點。

　　托賓：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引發滯脹。新凱恩斯主義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于1972年提出了“結構性失衡”的觀點，即微觀市場的結構性變化是引發滯脹的主要原因。由于產品生產、技術革新、部門構成、地區差別等因素造成的經濟結構變化，在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中將會出現失業與空位并存的“結構性失業”現象，特別是在專業性很強的勞動力供求市場。由于彼此難以相互替代，就會出現在一部分市場存在勞動力過度供給的同時，另一部分市場處于勞動力短缺的過度需求狀態。例如，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計算機相關專業的技術人員，但失業的卻是職業技工；而美國東部地區的勞動力難以因西部地區缺乏勞動力便主動填補空位，這最終造成了“人找工作”與“工作找人”同時并存。（* Tobin J.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232-254.）由于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的存在，雖然出現了失業，但工資并不會下降，空位的存在也加速了工資的提升，繼而推動物價水平的上漲。因此，在失業與空位并存的條件下，最終會出現失業率與物價同時上升的滯脹局面。

　　阿克洛夫與耶倫：效率工資導致滯脹。阿克洛夫與耶倫在梳理總結效率工資模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上，解釋了非自愿失業背后的原因。（* Akerlof G A，Yellen J L.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Yellen J L.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2）：200-205.）效率工資指企業給員工支付比市場工資水平高得多的工資，促使員工努力工作的一種激勵與薪酬制度。定量地講，企業在利潤最大化水平上確定雇用工人的工資，當工資對勞動效率的彈性為1時，稱它為效率工資；此時工資增加1%，勞動效率也提高1%。效率工資是單位效率上總勞動成本最小處的工資水平，它保證了總勞動成本最低。因此，效率工資理論認為，企業為了減少工人偷懶、防止員工跳槽或者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留住工作能力強的員工，便會給雇員支付高于均衡工資的效率工資，此時即使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企業也不會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會損害效率，進而損失利潤，由此導致企業外部勞動力市場上出現“非自愿失業”。另外，過高的效率工資會使商品成本增加，物價隨之上漲，最終形成高工資與高失業共存的局面。

　　林德貝克、斯諾爾和薩默斯：失業的滯后性引致滯脹。林德貝克、斯諾爾、薩默斯等人以“內部人-外部人” （* “內部人”指那些被公司雇用的人，“外部人”指長期游離于企業單位之外的失業工人或短期在職的臨時工。）模型為基礎，通過提出失業滯后理論來解釋滯脹的成因。由于遣散費、雇用過程中的支出及企業特定的培訓等勞動力流動成本的存在，使得降低工資的所得不足以補償轉換成本，因此企業不愿意使用沒有經驗的外部人，而傾向于繼續使用工資高但有經驗的內部人。同時，內部人也會利用工會等組織來盡量減少其他人員的進入，這使得盡管許多失業工人愿意以較低的工資接受工作機會，但是勞動力市場并沒有出現任何工資出價過低的情況，最終導致市場失靈，即工資不是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或偏好確定的。（* Lindbeck A，Snower D J.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J\].MIT Press Books，1989，1.Blanchard O J，Summers L H.Hysteresis and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blem\[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86，1：15-78.）當出現擴張性經濟政策使總需求增加，只有內部人都被雇用完以后仍對勞動力有需求時，企業才會雇用外部人。由于外部人不能對工資調整施加有效影響，所以長期失業會增加并持續，引發高失業與高通脹并存。

　　4.供給學派：龐大的財政支出和過高的稅率最終導致滯脹

　　供給學派在汲取非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特別是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理論基礎上，從供給與需求的角度分析滯脹現象。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顛倒了因果關系，把需求看作經濟生活中的首要因素，供給是派生的次要因素。滯脹時期的美國經濟與凱恩斯分析的大蕭條情況不同，需求增長不一定會造成產量增長，而只能增加貨幣數量、促進物價上漲，結果反而引起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下降、技術變革的延緩。正是由于面向需求的政策，使政府總是設法改變各階層收入懸殊的狀況，以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水平，如擴大社會福利、向高收入者大量征稅等。這些政策的實行，一方面打擊了人們儲蓄、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降低了失業成本，使得很多人寧愿失業也不愿意從事低薪工作，從而形成自愿失業現象，難以起到刺激生產擴張和減少失業的政策效果。同時，福利支出的增加經常會導致財政赤字的擴大，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通常會發行更多的貨幣，從而加劇了通脹，最終形成滯脹。（* Canto V A，Joines D H，Laffer A B.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M\].Academic Press，1983.Laffer A B.Supply-side economics\[J\].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81，37（5）：29-43.）他們認為，美國經濟中的根本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解決滯脹的唯一辦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增加供給。為此，必須加強個人刺激，提高人們儲蓄、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

　　據說，拉弗在一張餐巾紙上非正式提出了“拉弗曲線”。該曲線說明了稅率與政府稅收水平之間的理論關系。拉弗曲線顯示，稅收收入最大化的點在0%~100%之間。從零開始，稅率提高將增加政府稅收：然而，在某一點之后，繼續提高稅率將導致稅收減少。在供給學派看來，大幅度降低稅率是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降低稅率雖然在短期內政府稅收會減少，但由于降低稅率可以減少逃稅漏稅，并能刺激企業和個人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因而稅基反而會擴大，導致從長期看稅收會增加。因此，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是增加供給的重要手段。

　　5.貨幣學派：滯脹的根本原因在于貨幣供給量變化導致價格機制扭曲

　　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運用適應性預期理論與自然率假說理論闡釋了斜率為正的“惡化”的菲利普斯曲線，批評了凱恩斯主義，并解釋了滯脹的成因。該學派的核心觀點是：在經濟活動中，貨幣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通脹的原因就是貨幣發行過多，貨幣供給量在短期對國家產出、在長期對物價水平都有巨大影響。貨幣學派認為，政府的角色是通過中央銀行調控在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預經濟活動。（* Friedman M，Schwartz A J.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弗里德曼在解釋滯脹現象時引入了預期的因素。他所運用的預期概念是“適應性預期”，即人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形成并調整對未來的預期。弗里德曼認為，菲利普斯曲線表示的失業與通脹之間的“替換”關系，只在短期內存在，從長期看并不存在。只有在人們具有“貨幣幻覺”，他們預期的通脹率低于實際通脹水平，即沒有意識到貨幣貶值的時候，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總需求”政策才有可能收到暫時的“成效”。一旦人們從經驗中學習、把通脹預期調高，失業率也會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為了維持低失業率，又不得不進一步增加貨幣投放。由此形成了惡性循環，從長期看，不僅充分就業不能實現，而且還會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從長期看，失業率總是處在由摩擦性原因和結構性原因引起的“自然失業率”水平上，任何試圖將失業率降低到“自然失業率”以下的努力，不僅是徒勞的，而且是有害的。（* Friedman M.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1）：1-17.）換句話說，人們在追求“短期成效”的過程中，實際上在不知不覺地將菲利普斯曲線的位置不斷地推向遠離原點的方向，因而只能在更高的失業率和更高的通脹率之間去尋找新的平衡。

　　6.理性預期學派：國家干預導致市場機制扭曲

　　理性預期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從貨幣學派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分支。該學派繼承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假說，并將弗里德曼的“適應性預期理論”修改為“理性預期假說”，在此基礎上否定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薩金特在《理性預期與通貨膨脹》一文中引入了關于德國惡性通脹的例子，在此基礎上加入了“理性預期假說”，認為價格水平取決于預期本期及未來所有貨幣供給量的總和，因此通脹率取決于人們對貨幣政策的預期。也就是說，不管中央銀行實際的貨幣政策如何，只要人們預期到了擴張性政策，通脹便會發生。

　　此外，由于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那樣及時，政府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靈活，因此政府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政策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預期抵消，成為無效措施，并最終迫使政府放棄政策的實施。在理性預期學派看來，正是二戰后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長時間濫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扭曲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僅沒能減少失業，反而還引發了通脹，從而造成了滯脹。（* Sargent T J.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7.奧地利學派：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以避免滯脹

　　奧地利學派是近代邊際效用學派中的最主要分支，它強調價格機制的自發組織力量，主張經濟自由，并認為商業貿易所受強制最小化是確保經濟長期穩定和民生發展的最有效方式，并反對理想化數學建模的分析方法。在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中是不會出現滯脹的。該學派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行為分為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所謂直接干預是指用政策性指令指導經濟發展，從產業結構到企業薪酬；所謂間接干預是給予人民大量與本國GDP發展水平不相匹配的福利、補貼等。這些與經濟發展不相稱的財富幾乎都是通過舉債的方式獲得，用增加未來的負擔換取一時的痛快。同時，這些財富或購買力流入市場，使許多本該被淘汰的企業能夠茍延殘喘，成為“僵尸企業”；這種表面繁榮又進一步吸引更多資金進入這些產業和企業，導致市場始終難以出清，新的經濟增長點難以發展起來。

　　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反對以過于寬松的貨幣供給人為制造虛假繁榮，他認為人為的過于寬松的貨幣供給會導致相對價格的扭曲，使得價格無法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的真實情況。他堅決反對刺激消費需求、提供公共工程和維持價格水平的宏觀經濟政策。面對蕭條，他認為政府采取的任何政策效果都不會太好（* Hayek，Friedrich August von.“Keynes und die Folgen.”Inflation ohne Ende（1977）：40-46.），哈耶克甚至主張取消中央銀行，通過市場競爭來決定貨幣供給。奧地利學派的擁護者弗蘭克·肖斯塔克認為，憑空創造新的貨幣對新貨幣的創造者和早期接受者有利，而對后期接受者不利；貨幣的創造不是財富的創造，它只是讓早期的貨幣接受者在資源、商品和服務上勝過后期的接受者。由于財富的實際生產者通常是后期接受者，所以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使得財富的形成被削弱，破壞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Frank Shostak（2006).“Did Phelps Really Explain Stagflation?”.Mises Daily.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Retrieved February 2011.），最終使價格上升和經濟停滯的局面并存。

　　8.爭論焦點和分歧所在

　　總而言之，各派學者圍繞滯脹成因各執己見。除冷戰因素和石油危機等外因論以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

　?。?）政治（變革）和經濟（改革）。偏左的學派比較強調長期因素和制度因素，認為滯脹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總爆發，不可避免；主張只有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產權制度進行徹底的政治變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避免危機的再次出現。

　　而偏右的學派則比較強調短期因素和政策因素，認為滯脹只是一系列社會經濟政策失誤造成的，因而是可以克服的。滯脹可以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和經濟改革得到解決。

　　（2）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偏左的學派更傾向于從市場經濟的缺陷角度進行分析，強調政府在面對危機時應當發揮重要作用。對新凱恩斯主義者而言，經濟在短期內會偏離長期均衡水平，而且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真實經濟變量有切實影響，因此政府為穩定經濟進行干預是必須的，也是有效的，尤其是當經濟處于深度衰退時。

　　而偏右的學派則更傾向于技術性分析，強調市場自主調節。對貨幣主義者而言，市場具有自我穩定的能力，人為干預會破壞其固有的穩定機制，所謂的“穩定政策”很可能增加而不是減少不穩定性，只有自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上才是有效率的。

　?。?）（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偏左的學派更加強調公平因素，認為是社會不公導致了滯脹的形成。側重分配問題的新劍橋學派認為壟斷是造成滯脹困局的主要原因，主張反壟斷和趨向平等的分配政策可以帶領經濟走出滯脹，避免危機再次發生。

　　而偏右的學派更加強調效率因素，認為是效率下降導致了滯脹的發生。在新古典主義學派看來，預期在經濟運行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形成穩定的預期首先需要長期穩定、一以貫之的宏觀政策；預期管理是政府的長期任務，宏觀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將深遠地影響人們的通脹預期及政策解讀，最終使國民經濟陷入滯脹困境。

四、主要發達國家滯脹的應對經驗

　　20世紀80年代，美、英、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為克服高失業、高通脹并存的滯脹局面，均采取了積極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終于從80年代中期開始紛紛走出滯脹泥潭，各國的應對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和酌情借鑒。

　　1.美國：緊縮貨幣政策，縮減政府職能

　　為應對持續十年之久的滯脹局面，里根政府上臺后便根據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推出了經濟復興計劃，在堅定支持美聯儲嚴格控制貨幣供給的同時，大力推進減稅、減支和減少政府干預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重新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國民的關系。主要措施如下：

　　（1）緊縮貨幣供給，抑制通貨膨脹。里根總統力挺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HYPERLINK"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BD%97%C2%B7%E6%B2%83%E5%B0%94%E5%85%8B"\o"保羅·沃爾克"大幅提升銀行利率，以縮減貨幣供給。即使利率過高有觸發經濟危機的風險，美聯儲也絕不放松從緊的貨幣政策。穩定的貨幣供給穩定了市場預期，終于使通脹率下降到1984年的3.8%。在緊縮貨幣供給的過程中，美國經濟于1981年7月出現急劇衰退，但是美聯儲仍然堅持緊縮政策直至改革效果顯現、經濟開始復蘇。

　?。?）削減財政支出、調整支出結構，減少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預。里根認為，滯脹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職能過度膨脹，他在總統就職典禮上就明確指出：“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备ダ锏侣脷v任總統任期內每年聯邦政府公文數量的變化來說明里根政府的政策取向：20世紀60年代以后，歷任總統每年發布的聯邦政府公文數量一直都在持續大幅增加，但里根上任后增幅明顯降低。據估計，在改革的頭兩年因公文減少而節約的工作量就達到3億個工作小時，而改革為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節約的支出在十年中達到1 500億美元。（* https：////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miltonfriedman.html.）

　　里根對政府管制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停止價格控制。里根政府下令停止對石油價格的控制，以恢復美國在石油生產和勘探領域的市場動力。二是放松行業管制。里根政府先后放松了航空、鐵路、汽車、運輸、電信、有線電視、經紀業、天然氣等諸多行業的管制。具體而言：暫停已經制定但尚未執行的一切規章條例，并成立以副總統老布什為首的總統特別工作小組；放寬包括能源政策在內的政府管制，把一部分管制權由聯邦政府下放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取消民主黨政府對工資和物價的管制；督促國會頒布新的銀行法案，放寬對金融市場的利率管制。三是改革社保制度。由于意識到過去通過零敲碎打逐步形成的社會福利支出總量增長過快，里根指派艾倫·格林斯潘負責領導社會福利改革，制定了減緩社會福利支出計劃，主要涉及失業保障、新生兒家庭補貼、醫療保健、學生營養補貼、住房補貼等200個福利項目，改革目標是讓這套制度能夠在接下來的50~70年內不會超出財政負擔能力。1983年《社會保障修訂法案》的頒布還促成了以401（k）為代表的補充養老金的發展，在減少財政支出的同時，改革了社保制度，調整了社保結構，完善了社保體系，提高了總體保障能力。

　　里根政府的放松管制等改革措施，減少了政府干預，取得了顯著成效，使得美國的生產率得到大幅提高。《華爾街日報》統計顯示，里根政府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內，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3.8%，為二戰后最好時期。

　?。?）實行結構性減稅，刺激儲蓄、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為適應財政支出的減少，同時也是為了提高投資者投資和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里根政府通過采取結構性減稅措施，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邊際稅率。例如，所得稅最高稅率從80年代初的70%下調至1982年的28%。里根的減稅措施主要通過兩部相關法案：一是1981年的《經濟復興法案》，主要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同時還增加了企業所得稅的抵扣。二是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不僅涉及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更為重要的是徹底改革了美國整體稅制結構，包括削減稅收優惠、合并稅基、簡化稅收征管等，改革后的美國稅制體系一直延續至今。

　　（4）落實和修訂《拜杜法案》，引發中小企業創新浪潮。在《拜杜法案》出臺以前，美國的專利政策奉行 “誰出資，誰擁有”的原則。這導致科研機構與政府部門雙方都缺乏動力推動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截至1980年，聯邦政府持有專利近2.8萬項，但是獲得商業轉化的不到5%。

　　對此，1980年出臺并經多次修訂的《拜杜法案》做出了新的規定：默認政府資助研發成果的所有權由大學等科研機構保留；同時，大學等科研機構應積極推進研發成果的商業轉化，并與發明人分享成果轉化的收益。一旦發現企業未能在規定期限內實現市場化開發，大學等科研機構還有權收回專利的商業開發權。由于大學等科研機構獲得了收益權，于是便有了內在動力推動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同時，又由于大學等科研機構擁有懂技術的專業人員，所以也有了推動科研成果商業轉化的能力。此外，通過修改相關法律，企業可以只需購買該項技術的商業開發權，而無須再購買完整的技術所有權。商業開發權與技術所有權的分離大幅降低了技術轉讓費用，使得廣大中小企業也具備了購買能力，并成為技術成果商業轉化的主體。這使得許多新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在大學相繼成立，并紛紛加入大學技術管理協會（AUTM）。大學技術管理協會的成員數量從1989年的691個增至1999年的2178個。而在創新立法浪潮興起的前一年，即1979年，該協會的會員數僅為113個。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小企業把有限資金中的大部分用在了技術轉化方面，因此沒有能力再大規模量產這些創新出來的產品，于是便外包到東亞地區進行生產，然后再向全世界銷售。在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后又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中美兩國關系不斷升溫的背景下，終于形成了“美國創新，中國生產，世界銷售”的全球化新格局，成為過去多年，中美兩國實現互利雙贏、世界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動力源泉。（* 施展.破繭\[M\].湖南文藝出版社，2020.）

　　上述一系列“政策組合拳”的成效十分顯著，在打破通脹預期的同時，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使美國經濟于1982年12月開始走出滯脹泥潭，GDP開始呈正增長，并在80年代中期一度達到8%的高位；同時，失業率于1988年底回落到5.3%，通脹率也下降到3%～4%的較低水平。1982—1999年，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被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階段”。

　　應當承認，里根經濟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開始拉大貧富差距。收入最高的1%美國人，稅前收入占比從1979 年的9.0%上升到 1986年13.8%，然后在 1989 年下降到 12.3%。稅后這一比例從 1979 年的 7.4%上升到 1986年的12.8%，然后在 1989 年下降到 11.0%。但由于當時所有階層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因此這一政策的副作用在當時并未引發太大的社會不滿。

　　此外，里根執政期間，美國通過國內外借貸來彌補聯邦預算赤字（主要由軍費大量擴張造成），將國債規模從9 970 億美元增加到 2.85 萬億美元。這導致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最大的債務國。

　　2.英國：從需求側刺激轉向供給側改革

　　20世紀70年代，英國在長期奉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刺激政策失效以后，深陷滯脹泥潭不能自拔。撒切爾夫人執政以后，為了控制高通脹而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大力壓縮國有資本經營范圍，釋放民營資本活力，削減政府福利開支，以提高生產效率，從而使英國經濟逐漸走出滯脹泥潭。

　?。?）框定政府邊界，釋放市場活力。撒切爾夫人執政以后，首先將宏觀經濟政策思路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主要目標由先前的充分就業轉向控制通脹，嚴格實行貨幣緊縮政策，大力壓縮公共開支。同時，框定政府邊界，推行民營化政策：一是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將一些可市場化領域的經營主體從公共部門轉向私人部門；二是放松行業管制，打破國家對部分產業的壟斷格局，取消新企業進入的行政法規壁壘；三是通過特許招標、合同承包等方式，鼓勵私人部門提供可市場化的產品或服務。同時，在民營化過程中，就方案設計、國企股票定價與發行方法、全程審計介入等都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法治化程序和民主化規則，在議會通過《競爭法案》的同時，還專門設立國有企業特別委員會，加強已有的國有企業顧主委員會，對政府有關部門和國有企業提出質詢，并檢查它們所承諾措施的具體落實情況（* 楊潔勉.撒切爾政府的非國有化政策\[J\].世界經濟，1985（09）：46-49.），以避免腐敗問題和“國有資產流失”。

　　（2）減少政府職能，強化個人和企業責任。1979年，撒切爾首相著手改造積重難返的社會福利體系。一是在社會保障領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支出，調整相關支出結構，改變以往的“普遍性原則”，實施“選擇性原則”，使社會福利真正起到幫助窮人的作用，而不再是簡單的平均分配；二是在教育和醫療部門引入競爭機制，酌情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力提倡和鼓勵社會福利事業民營化；三是在住房領域采取“國家后撤”的政策，減少由政府提供的住房，減少住房補貼，規定即使最貧困的家庭也必須負擔房租的20%。

　　（3）大力壓縮地方財政權力，將部分公共服務推向市場。由于英國地方政府過度膨脹導致地方財政支出過于龐大，所以，與里根政府的分權式改革不同，撒切爾首相主要從三個方面削弱地方政府權力：一是控制地方政府財政。198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地方政府計劃與土地條例》，以控制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在其三屆任期中，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控制逐漸加強，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權被逐步削弱。中央撥款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由1978年的61%下降到1987年的46%，1990—1991年度進一步下降到38%。二是推動地方公用事業民營化。其中包括：出售地方政府擁有的公有資產；在地方公用事業中引進私人企業；把市場原則引入公用事業，強化競爭機制。三是推行公共部門內部社會化改革。內部社會化改革主要是將競爭機制和市場原則引入以往市場資本很難深入的公共領域，主要包括教育和國民醫療保健體系，從而削弱了地方政府對這些服務領域的過度控制；四是推動社會保障體系多元化，1986年的《社會保障法案》允許保險公司等金融中介提供“個人養老計劃”來取代退休年金保單，從此雇員不能再被強制要求加入或保留雇主職業養老金計劃。

　?。?）依托民主法治，推進工會改革。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官辦工會組織形同虛設正好相反，二戰后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工會力量日益強大，工會權力過度膨脹，罷工浪潮此起彼伏，以致到達阻礙效率提高、妨礙經濟發展、危及社會穩定的地步。于是，撒切爾首相十分重視以法律手段對工會進行鉗制，對罷工加以限制。1980年頒布的《就業法案》，限制工會在勞資行動中的豁免權，廢除組織罷工的工會官員的豁免權；如果雇主同時解雇所有參加罷工的雇員，被解雇者將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為由要求雇主給予賠償。1982年《就業法案》規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間發生的、主要涉及工資和就業條件的勞資糾紛方面，工會才有可能獲得豁免權；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糾紛不再享有豁免權。對于涉及非法的罷工糾察行為、非法的罷工附屬行動以及將全員入會的要求強加于雇主以及工會策劃的行動，因超出了工會活動的范圍，故取消工會的豁免權，工會對自己的行動要負法律責任。這使得工會及其行為自1906年以來首次被置于法律監督之下。

　　撒切爾首相的一系列強有力改革，終于使英國經濟逐步走出了滯脹，但由于她對工會以及罷工的強硬態度，導致下層民眾的不滿和黨內矛盾的激化，最終迫使撒切爾夫人因黨內斗爭失利而黯然下臺。

　　3.聯邦德國：強化貨幣政策獨立性，推進財政結構性改革

　　聯邦德國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刺激政策失效以后，也陷入了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困境。對此，聯邦德國開展了有關經濟政策范式的大討論。大討論改變了政策重心，使聯邦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重新回到艾哈德時代提倡的“秩序自由主義”導向。

　　“秩序自由主義”作為德國現今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首先由瓦爾特·歐肯在1939年的《國民經濟學基礎》一書中提出。其主要思想為：政府的任務是為自由競爭創建一個監管框架，在這一框架內，所有主體的自由都應當受到保護。此外，經濟政策應保持穩定，具有可預測性，讓公眾建立起對經濟政策的信任，以便讓競爭環境中的企業家能夠擁有“長期主義”，做出長遠規劃，從而使德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繁榮。

　　1982年，科爾政府在“從更多國家到更多市場”的口號下，宣布回歸“社會市場經濟”，重建競爭秩序：一方面，賦予價格穩定以優先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削減財政赤字、減稅和稅制改革，縮減社會福利支出，推行民營化，減少政府管制，以及推動歐洲一體化等措施促進市場競爭。

　?。?）強化貨幣政策獨立性，堅持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在貨幣政策方面，德意志聯邦銀行（中央銀行）始終獨立制定貨幣政策，堅持以穩定貨幣價值為首要目標。這是聯邦德國在滯脹期間通脹率相對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整個滯脹時期，聯邦德國的通脹率基本上沒有超過8%。經濟學家烏波爾在《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獨立性：一個成功的故事》一文中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以及對價格穩定目標的堅守。

　　關于央行獨立性問題早在1957年德意志聯邦銀行設立之初就被寫入《聯邦銀行法》。聯邦銀行在履行其任務時具有法律獨立性，不受國家、議會或任何其他機構的指示和約束。聯邦銀行的首要任務是穩定貨幣價值，且僅在不影響其首要任務的前提下，才有支持聯邦政府經濟政策的義務。德意志聯邦銀行實際擁有的獨立性為各國之最，其主要原因在于德國人善于吸取歷史上惡性通脹的慘痛教訓。

　　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獨立性主要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機構獨立性，全面禁止國家或超國家機構，如政府、議會等向聯邦銀行發布指令；二是功能獨立性，包括目標獨立性和工具獨立性，其中目標獨立性意味著德意志聯邦銀行能夠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工具獨立性指德意志聯邦銀行能夠自主決定實現其貨幣政策目標的工具；三是財務獨立性，德意志聯邦銀行能夠自由和獨立地處置其財務資源，且不受任何方式和借口左右，也不受迫為政府赤字融資。四是人員獨立性，德意志聯邦銀行可以自行決定人員任命、任命程序、任免條件以及任期等。

　　中央銀行獨立性與通貨膨脹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早已被大量的學術研究證實。赫爾格·貝格（Helge Berger）等人對2000年之前的35個實證研究結果進行了總結分析，結果顯示，1955—1988年16個發達國家的通脹率和央行獨立性之間存在著十分顯著的負相關性。（* Berger H，De Haan J，Eijffinger S C W.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An Update of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1，15（1）：3-40.）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德意志聯邦銀行重新獲得了控制貨幣供給量的自主權。從1975年開始，德意志聯邦銀行采取每年公布貨幣供給量目標的辦法來落實價格穩定這一貨幣政策首要目標。1979—1981年，德意志聯邦銀行借助減少再貼現額度、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基準利率等緊縮政策來應對通脹壓力，成功地使通脹率從1982年的5.3%逐漸下降至1985年的2.2%。通脹壓力緩解和通脹下行趨勢顯現之后，德意志聯邦銀行于1983年開始轉為實施中性的貨幣政策，以維持價格穩定。1986年以后，經濟強勁復蘇和資本大量流入導致聯邦德國通脹風險若隱若現。為提前預防通脹，德意志聯邦銀行從1988年開始重新收緊貨幣政策，基準利率于1989年被調高至1982年以后的最高水平。在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努力下，整個80年代，聯邦德國較好地控制了通脹水平，盡管1989年一度上升到2.8%，但仍然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4.3%的平均水平。

　　（2）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重新實現財政平衡。聯邦德國整頓財政的著眼點不是提高稅率，而是致力于借助嚴格的節約開支來降低政府支出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使公共財政支出擴張不高于名義GDP增加，從而降低公共負債，保障聯邦德國的長期競爭力。社會福利是導致政府支出與公共債務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財政整頓的主要任務是改革社會保障體系與削減公共服務支出。

　　科爾政府首先整頓的是失業保險赤字：一方面提高雇員的繳費水平；另一方面削減公共部門失業金的支出。1983年的新立法將勞工局為失業人員繳納的社保和養老金降至此前的70%。與此同時，失業金開始與繳費期限掛鉤，領取失業金的期限被縮短，領取額度也從原工資的100%降到68%。在養老保險方面，科爾政府引入了個人醫療保險繳費，使公共養老金支出穩步下降。此外，科爾政府還縮減了其他社會福利領域的支出，特別是在教育、促進就業、社會援助等方面。1982—1990年，社會福利支出比率從33%下降到29%。

　　1981—1985年，德國聯邦政府將財政赤字從近380億馬克降至230億馬克，財政支出從1982年占GDP的47.5%下降到1989年的43.1%。財政收支狀況得到較大改善，從1982年占GDP比重的-3.4%（財政赤字）轉變為1989年占GDP比重的0.1%（財政盈余）。

　?。?）通過民營化讓國家退出經濟活動，恢復市場自由競爭。與英國等其他發達國家主要出于財政預算考慮進行的民營化不同，聯邦德國的民營化改革更多是出于對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念，并且明確了民營企業活動相對于國有企業活動、私有財產相對于國有財產的優先權，從而極大地改善了聯邦德國的市場競爭環境，激勵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同時還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80年代，德國聯邦政府幾乎剝離了所有大型企業的國有股權。到1990年初，國家直接參股的500強企業從約90家減少到9家，間接持股的企業則從959家減少至337家。聯邦德國的民營化做法不同于英國，它僅僅是減少國家在企業中的股份，而不是改變企業的法律地位，因為這些企業本來就是以私法形式構成的。（* 沈華.聯邦德國的私有化運動\[J\].西歐研究，1988（05）：30-34.）

　?。?）降低個稅和企業稅，釋放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力。德國聯邦政府稅改的核心是簡化稅收程序和降低企業稅率，促進經濟主體集中精力參與市場競爭。稅收改革措施包括：引入線性累進稅，減輕中產階層負擔；提升基本免稅額；將最低與最高稅率分別降低3%；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58%降至50%。

　　在營商環境得到改善、經濟開始復蘇的基礎上，為進一步提高企業競爭力，德國聯邦政府通過“三步走”的減稅法規，分別于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實施了稅收改革。1986年，聯邦德國改革了工資稅與所得稅，減稅規模約為100億馬克，縮短了經營設施建筑物的計提周期，減稅規模約為40億馬克。1988年第二次和1990年第三次減稅的規模分別為142億和390億馬克。1986—1990年，減稅政策使納稅人每年的稅收負擔減少約670億馬克，相當于GDP的2.5%。

　?。?）人口結構變化、外需逐步復蘇以及技術創新投資也促進了聯邦德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復興。首先，聯邦德國戰后嬰兒潮出生的人口于80年代開始涌入勞動力市場，在這一時期，聯邦德國的老齡化趨勢有所放緩；其次，80年代中后期，世界經濟復蘇也為作為出口和制造業大國的聯邦德國提供了經濟增長動力；最后，聯邦德國在六七十年代雖然經濟出現滯脹，但由于政府對技術創新投資的力度一直很大，因而在80年代內外需恢復、市場活力重新釋放后，能夠迅速重拾經濟增長。

　　4.日本：推動政策轉型，優化產業結構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由于央行加息過晚，使得通脹率上漲23.3%，通脹預期在10%以上高位徘徊；經濟增長速度也受到很大影響，一度跌至-0.2%，最終形成滯脹。第二次石油危機時，日本政府和央行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及時采取緊縮政策進行“危機管理”，加息行動明顯提速，雖然物價仍然上漲了7.8%，但由于貨幣政策緊縮及時，所以避免了輸入性通脹和國內通脹預期疊加導致的物價更快上漲。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開始弱化產業政策，強化競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倒逼產業升級，并大力推進“技術立國”戰略。日本為克服滯脹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和改革舉措如下：

　?。?）貨幣政策及時緊縮，財政政策依賴國債。1973—1974年，為應對通脹的快速上升，日本央行采取了嚴格的貨幣緊縮政策，連續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及官方貼現率。與此同時，由于企業經營狀況惡化，導致法人稅、所得稅收入減少，日本政府不得不從1975年開始大量發行赤字國債。與高速增長時期基本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滯脹時期日本財政對國債的依賴程度迅速提高，國債依存度在1979年達到了34.7%。

　　由于日本在70年代滯脹時期，尤其是第二次石油危機時，經濟表現略好于其他發達國家，從高速增長轉變為“適度增長”。因此從1980年開始，日本央行在日元不斷升值的背景下不斷放松銀根，將貼現率從1980年的9%降至1989年的歷史最低值2.5%。利率大幅走低推動了資產市場的短期繁榮。

　　日經指數從1982年10月1日的階段性最低點6 850點上漲到1989年12月29日的歷史最高點38 916點，漲幅達468% （* 資料來源：路透資訊。）；1984—1988年，東京都宅基地的資產額由149萬億日元升至529萬億日元，增加2.6倍（*（日）野口悠紀雄著；曾寅初譯；金洪云叢書主編；川島真副主編；金洪云譯校.泡沫經濟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東京地價上漲傳導至大阪，再傳導至名古屋；1986—1991年，日本六大城市地價上漲了2.07 倍，復合年均增長率（CAGR）為25.2%。（* 數據來自招商證券研發中心：“日本房地產泡沫經驗及借鑒”。）直到1989年3月，由于擔心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日本央行才開始連續5次提高貼現率，將貼現率從最低時的2.5%提高到6%（見表5），加之1990 年3月，負責金融監管的大藏?。ìF更名為財務?。┩瞥隽瞬粍赢a貸款總量控制政策，即規定銀行對不動產貸款時，增長率不得超過其貸款總量增長率。不動產貸款總量限制政策導致銀行貸款同比縮減85%，由9.5萬億日元降至1.4萬億日元（* 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醞釀出臺新的房產稅并于1992年開始實施，于是，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價格雙雙出現快速下跌，“平成泡沫”隨之破裂。

　?。?）弱化產業政策，強化競爭政策，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產業政策曾經在日本經濟政策體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日本在不同時期制定過不同的產業政策。二戰結束時通過“傾斜生產方式”培育煤炭產業和鋼鐵業，以及后來通過培育重化工業實現高速增長，產業政策的確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在應對石油危機和滯脹困局的過程中，日本開始通過產業政策轉型來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日本產業政策的轉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產業政策自身的轉型；二是產業政策向競爭政策轉型。

　　首先，在產業政策自身轉型方面，主要體現在：從剛性產業政策轉向柔性產業政策；從縱向產業政策轉向橫向產業政策；從顯性產業政策轉向隱性產業政策；從選擇性產業政策轉向功能性產業政策；從傾斜性產業政策轉向競爭性產業政策。

　　其次，在產業政策向競爭政策轉型方面，石油危機爆發后，日本國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價格飛速上漲，許多供應商急于組建非法卡特爾以便規避風險和從中謀利。負責競爭政策（反壟斷）的“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很快就發現了這一現象，并立即發出指令及時叫停。1974年，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對參與石油產品價格卡特爾的11家石油批發商及其管理人員提出了刑事指控。隨后又通過修訂《反壟斷法》來強化競爭政策，采取措施加強《反壟斷法》的結構性規定，如加強對企業合并的監管力度，并對《反壟斷法》豁免的領域進行了重新審查。 （* 日本經濟部參事官山田卓：《日本競爭法的概要》講演PPT。）

　　在日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為了維護日美經濟關系的正常發展，日本政府基本接受了美方提出的限制性要求，并以此來推動國內產業政策的轉型和競爭政策的強化。1979年4月，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協議達成，日本政府再次確認了維持自由貿易體系的堅定決心，并承諾繼續努力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日本上下不僅形成了繼續堅持擴大開放的官民共識，而且也達成了大力推進競爭政策的社會共識。

　　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中曾根康弘上臺以后，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日本歷史上曾經擁有大量的壟斷性國有企業或者公營事業單位，往往因經營效率低下而產生巨大虧損，并形成了巨大的國家財政負擔。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后，開始對這些過去曾被認為是公共領域的“公社”（即公有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革，重點推進“三公社”民營化，即電信電話公社、國有鐵路公社以及煙草專賣公社。

　　中曾根政府首先于80年代初啟動了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進程，并于1984年12月通過《電信電話股份公司法》《電信通信事業法》《相關法律整備法》三部法案。隨后，日本政府又重點對日本國有鐵路公社進行了徹底分拆和民營化改革，1983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國鐵再建監理委員會”，討論國有鐵路民營化的具體問題，經過反復的討論和審議，1986 年11 月，日本國會通過包括《日本國有鐵路改革法》在內的《國有鐵路改革關聯法》。（* 譚秋霞.日本國企改革的法律分析及對我國國企混改的啟示\[J\].法學論壇，2016，31（01）：144-150.）一方面，民營化使企業經營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經營效率得到明顯提高，公司為適應市場競爭環境開始啟動投放廣告等市場行為，國鐵改革實施以后，在服務質量大幅提高的同時，很快實現了扭虧為盈；另一方面，立法過程中的反復商議與民主監督，在推動社會形成改革共識的同時，也確保了日本民營化的公開公正，避免了國有資產在轉讓過程中的暗箱操作、防止了國有財產流失。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推動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后，日本為擴大內需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放棄“長短分離”“內外分離” （* 長短分離指日本政府于1953年規定的商業銀行從事短期金融業務，信托銀行以信托的形式從事長期金融業務；內外分離指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為保證國內資金的充分運用，防止資本外流，避免海外金融市場的干擾，對國內金融市場和海外金融市場實行市場分割制度，對國內外之間的金融交易實行限制和管理。）等傳統做法。在金融自由化與寬松貨幣政策雙重刺激的背景下，上述公有企業改制上市帶動了股票價格的快速上漲，進而帶動了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這一方面使日本經濟很快走出了滯脹困境，并迎來了80年代后半期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巨大的“平成泡沫” （* “平成”為日本年號，從1989年到2019年），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調整產業結構，從“重厚長大”轉向“輕薄短小”。20世紀70年代，在石油危機和日美貿易戰的雙重壓力下，日本政府開始通過產業政策轉型，利用美國壓力，倒逼本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70年代初，由于日本對美貿易持續多年呈現順差，尤其是日本物美價廉的纖維產品大量出口到美國，使得美國的相關企業紛紛破產，大量工人下崗失業，于是，美國政府官員在選民的壓力下，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日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面對美國壓力，日本通產省官員想的只是“如何保護日本的民族產業”，而日本的政治家想的則是如何把沖繩島“拿回來”。 （* 眾所周知，沖繩島原為清朝冊封的“琉球王國”，近代被日本竊取。二戰時的沖繩島戰役中，美國以死亡7.5萬美軍為代價終于占領了沖繩島。70年代初，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積極爭取“沖繩返還”，親自率團訪美進行談判，以日本“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為交換條件，換取了沖繩島的“回歸”，故在日本有“用線（纖維產品）換繩子（沖繩島）”之說。）通過反復談判，日本政府決定“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因而導致纖維產業在日本徹底消亡，卻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故在日本有“用線（纖維產品）換繩子（沖繩島）”之說。（* 賀平.日美貿易摩擦中的外壓與政策協調\[J\].日本學刊，2011（03）：69-83.）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借助美國的外壓，倒逼國內經濟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從“重厚長大”（高耗能的重化工產業和原始的纖維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為“輕薄短小”（電子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亦稱“從噸的經濟到克的經濟轉變”。 （* 維基百科：“重、厚、長、大 ”是一個經濟術語，指的是重化工等行業，以及這些行業的特點。這個詞來自這些行業處理重、厚、長、大的產品的事實。這些行業包括鋼鐵、水泥、有色金屬、造船、化工和相關設備，但不包括信息技術（IT）行業。相反的術語（Keihakutansho）意思是 “輕、薄、短、小”。）

　　在這一時期內，日本的重耗能產業受到了有效抑制，新興產業得到迅速發展。鋼鐵生產指數從1973年的100下降到1983年的大約92；而機械與裝備制造業指數則從1973年的100上升到1983年的166。與此同時，第三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商業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從1973年的51.9%上升到1982年的58.3%。

　　（4）推動社保體系改革，注重公平與財政平衡。日本在滯脹期間開展了以壓縮福利支出為目標的社會福利制度及相關行政體制改革，不斷調整國家、企業和個人在社會保障事務上的權利義務分配，減少財政負擔。首先，廢除了老年人免費醫療制度，恢復了老年人醫療費的部分自費負擔。其次，實行福利服務的分權化與社會化改革，由國家包辦型轉向國家、民間互補型。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更加重視企業、社區、家庭、個人的作用，降低了各種福利設施的國庫負擔率，將一些原本由中央政府機構管理的社會福利事務下移至地方自治體（地方政府），地方自治體的福利事務則可委托社會性福利機構辦理。同時，對從事社會服務的人員實施資格認證制度，以監督和規范福利服務行為。最后，1974年日本國會頒布了《雇傭保險法》以替代原來的《失業保險法》，并以此來防止失業、促進就業。在保留“失業救濟金”的同時，把建立職業培訓機構、加強職業培訓指導、開發人力資源作為防止失業和促進再就業的重要舉措。

　?。?）確立“技術立國”基本國策，鼓勵技術創新研發投入。1980年以前，日本通過模仿、引進戰略，為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多實際好處：首先，通過重點引進電力、鋼鐵、機械、石油化工等方面的技術，有力地促進了日本重化工的發展；其次，通過引進美國、西歐的耐用消費品工業技術，加快了經濟增長，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后，利用美蘇冷戰形勢，大量引進和模仿美國為軍事需要開發的各種高新技術和軍轉民技術。

　　然而，隨著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日益縮小，經濟摩擦不斷激化，引進新技術的困難日漸增大，進而促進了日本的國內研發，“技術立國”戰略作為日本國策應運而生。

　　1980年3月，日本“產業結構審議會”向通產省提交了《八十年代通商產業政策》咨詢報告，其中“技術立國”作為基本國策被正式提出?！凹夹g立國”的政策目標是將日本從模仿與追隨的“文明開化時代”走向獨創與先導的“文明開拓時代”。

　　在技術立國國策的指引下，日本的技術開發費用占GDP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1.7%提高到80年代末的3%。同時，日本還提出要有重點地扶植一系列新技術的開發，并形成適于技術創新的研發體制和大力培養富有創新精神的優秀人才。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技術立國方針的確立，官產學合作獲得進一步強調與重視。研發投資逐漸以民間企業為主力。根據1983年度《科學技術白皮書》，在研發投資中，民企投資占到了76.3%，而政府投資僅占23.6%。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為適應人口老齡化加劇、產業空洞化、趕超戰略效力減退以及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日本進一步將“技術立國”戰略轉變為“科技創新立國”戰略。1995年11月，日本國會一致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并在該法的提案理由說明書等文件中，明確將“科技創新立國”作為新的基本國策。（* 周程.從“技術立國”到“科學技術創新立國”——日本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及其啟示\[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z1）：85-90.）

　　5.小結：各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共同特點

　　從各國應對“滯脹”的成功經驗中，似乎可以總結出一些共性特點：緊貨幣，減財稅，改社保，松管制，民營化，促創新，以及法治化。

　　首先，緊貨幣為的是抑制通貨膨脹，并確保價格信號的相對穩定，從而為各項改革措施的推進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企業經營者提供穩定的市場預期。

　　其次，減財稅和改社保都是為了減少政府對市場主體的過度干預，減輕政府和企業的沉重負擔，保障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其中，改社保不僅僅是量的相對減少，更重要的是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

　　再次，松管制、民營化和促創新都是為了激發民間部門的活力，增強企業競爭力，提高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最后，法治化為的是保障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并確保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給市場參與者以穩定的預期，以促進長期主義的形成。

五、西方滯脹時期蘇聯的形勢錯判與戰略失誤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作為導火索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長期“滯脹”。尤其是作為西方陣營首領的美國，在經濟陷入“滯脹”泥潭的同時，又接連遭遇越戰失敗、“反戰運動”和“水門事件”等多重打擊。面對此種局面，蘇聯政府無視自身存在的“隱性滯脹”，錯判西方“滯脹”的形成的真正原因（參見《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滯脹的回顧與啟示》），不僅加緊宣傳計劃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黯淡前景，并且轉而采取強勢外交和擴張戰略，結果錯失了改革良機，導致了經濟崩潰。

　?。ㄒ唬┍婚L期忽視的蘇聯“隱性滯脹”

　　長期以來，學術界有關“滯脹”問題的關注，大都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而對同時期蘇聯存在的“隱性滯脹”及其影響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計劃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常態化的“滯脹”。只不過，經濟停滯往往被虛假的統計數據所掩蓋，而通貨膨脹又總是被價格的行政控制給隱形化，然而蘇聯領導人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能夠自覺認識到這一點。

　　1.蘇聯的經濟停滯被統計數據所粉飾

　　目前國際社會所廣泛使用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指標，都屬于國民賬戶體系的產物（SNA）。但在蘇聯時期，使用的卻是計劃經濟國家使用的物質生產體系（MPS）。學術界早就指出，MPS統計體系存在兩大問題：一方面，根據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學說，認定服務業等非物質生產部門不創造價值，因此MPS統計指標體系只注重物質生產部門，不統計非物質生產部門，導致蘇聯的服務業等非物質生產部門長期停滯不前。另一方面，由于MPS統計體系計算的是中間產品價值而非最終產品價值，這使得重復計算現象十分嚴重，與只計算最終產品價值的SNA體系相比，物質生產部門的總規模和增長率都被嚴重高估。因此，官方口徑的經濟增長速度看起來似乎相對較快，20世紀80年代以前，用國民收入或社會總產值口徑計算的蘇聯經濟增長速度長期維持在5%~10%的水平，遠超同期采用GDP或GNP核算的西方發達國家。

　　鑒于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水分過大，為了準確把握蘇聯經濟增長的真實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于70年代對外公布了其對蘇聯經濟的推算數據，并在之后多次進行過反復推算。CIA的原始數據主要來自蘇聯的官方資料，并將蘇聯的原始數據換算成SNA體系，以便推算出蘇聯經濟增長的真實情況。此后，國際社會在分析蘇聯經濟增長狀況時大多以CIA的推算數據作為主要依據。

　　隨著西方資料不斷流入以及社會環境逐漸寬松，蘇聯本土學者對于蘇聯經濟增長的獨立估算在80年代也開始活躍起來，其中以漢寧最為著名。漢寧認為，蘇聯官方統計資料極不可靠，早年價格基準混亂，因此獨自重新估算了蘇聯的經濟增長。

　　將上述三種數據進行比較之后不難看出，蘇聯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數據與美國CIA的推算數據以及蘇聯學者的獨立估算數據都相距甚遠。例如，美國CIA推算的蘇聯GNP不僅絕對值比蘇聯80年代末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要低10%左右，增長率更是不到蘇聯官方版本的一半。如果與1951年后的社會總產值或國民收入作比較，美國CIA推算的蘇聯GNP年均增速僅為蘇聯官方統計數據的60%。1928-1987年，蘇聯官方公布的國民收入增長了89.5倍，而美國CIA的推算數據為10.2倍，蘇聯學者的獨立估算只有6.9倍。

　　進而不難看出，無論是蘇聯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還是美國CIA的推算數據，或者是蘇聯學者的獨立估算數據，在長期趨勢上都是相當一致的，就是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不斷放緩。首先，即使是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蘇聯經濟增長放緩趨勢也顯而易見：平均增長速度從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5.7%，后半期的4.3%，分別下降了4.4%和1.4%。其次，如果根據美國CIA發布的推算數據，蘇聯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也是從50年代的5.6%，下降到70年代上半期的3.0%，下半期的2.3%，分別下降了1.6%和0.7%。最后，根據蘇聯學者的獨立估算，蘇聯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更是從50年代的7.2%，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2%，下半期的1.0%，分別下降了4%和2.2%。

　　2.蘇聯的通貨膨脹被行政管制所壓低

　　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當總供給少于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時，就會發生通貨膨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放開的，因此，通貨膨脹會顯性地表現為物價上漲；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價格被行政管制，因此，通貨膨脹就會被隱性化，從而以商品短缺的形態表現出來。經濟學理論早已證明，由價格管制所導致的抑制性通貨膨脹（隱性通脹）比公開性通貨膨脹（顯性通脹）更為有害，這主要是因為：（1）價格管制不僅不能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市場供求的扭曲，激化經濟的深層次矛盾，使商品短缺成為常態；（2）隱性通貨膨脹扭曲了通貨膨脹表現的一般形式，失真的價格會導致決策出現失誤，資源出現錯配。

　　由于蘇聯長期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固定價格制度，官方公布的消費價格指數往往被人為壓低，通貨膨脹基本上處于隱性狀態。從戰后至80年代以前的情況看，即使根據西方學者重新調整和計算過的數字，蘇聯的消費價格指數也要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低很多，這主要是因為蘇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抑制社會總需求，用定額配給和財政補貼等辦法維持價格的穩定，使通貨膨脹不以明顯的物價上漲形式表現出來。但是，70年代中期，蘇聯消費品的供給量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量出現嚴重失調，大約相差20%左右，商品短缺、排隊購物成為蘇聯的一大特色。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公開承認通貨膨脹問題，只承認消費品供求失衡，消費品短缺，直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總統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上才被迫承認：“最近幾年居民的現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質補償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脫節現象。事實上，從1971至1985年，蘇聯的貨幣流通量增長了2.1倍，而消費品生產只增加了1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政府實行“休克療法”，將價格全面放開，形成市場化的價格調節機制，于是1992年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驚人的2608.8%，此后五年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這其中固然有俄羅斯政府經濟改革過于激進的因素，但蘇聯時期被長期壓抑的“隱性通脹”顯性化，才是導致這一現象的更深層原因。

　　有學者認為，蘇聯經濟自80年代以后進入了一個停滯、通脹和短缺糾纏在一起的“滯脹階段”。如前所述，事實上至少從70年代開始，蘇聯經濟就已經進入了“滯脹”狀態。只是由于油價上漲帶來的“石油紅利”和統計數據的嚴重失真，蘇聯的“滯脹”被隱形化了，因而被各方所忽視。

　　3.蘇聯的“滯脹”被主客觀因素隱形化

　　首先，蘇聯“滯脹”的深層次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全要素生產率（TFP）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重點分析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但土地通常被忽略不計）的投入量都不變時，生產量仍能增加的部分。TFP與經濟增長高度相關，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當TFP增速加快時，經濟增速往往也會加快；當TFP增速回落時，經濟增速往往也會減緩。TFP成為決定一國經濟是否具有未來增長性的標志性指標。當生產率出現停滯甚至下降，工資水平卻未隨之改變時，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西方發達國家的TFP理論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成型，但是始終未能引起蘇聯領導人的重視。受制于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學說”，蘇聯政府只關注“勞動生產率”，因而資本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長期被有意忽視。由于蘇聯官方一直沒有關注TFP的計量和分析工作，使得現存資料中關于蘇聯TFP的討論大多來自西方學者。

　　如上表所示，不同學者的估算值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趨勢卻相當一致：就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已經基本停滯，甚至出現了下滑。雖然蘇聯可以通過種種方式來掩蓋蘇聯經濟陷入“滯脹”的事實，但是TFP的停滯和下滑卻表明，蘇聯過去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獲得的，隨著資源浪費和日漸緊缺，這種高速增長很難維持下去。除西方的估測外，蘇聯科學院院士阿甘別疆利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也對生產率變化趨勢進行了估計，結果發現：在1961-1984年期間，蘇聯的TFP除了柯西金改革時期稍有提高以外，一直都呈下降趨勢。

　　在8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這種停滯乃至下滑對于蘇聯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因此，后來的蘇共下臺和蘇聯解體，不僅有油價暴跌等外生因素，更是長期積累的內在體制性矛盾的必然爆發。

　　其次，蘇聯的“滯脹”被“石油紅利”暫時掩蓋下來。

　　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以后，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了19倍，原料價格上漲了7-9倍。從1969年起的十年期間，蘇聯的石油開采量增加了9倍。其中，僅蘇聯秋明油田的產量，就從1974年的1.16億噸增長到1980年的3.12億噸，占全蘇石油產量的50%以上。作為主要石油輸出國之一，蘇聯借機大量出口石油。據統計，1974-1984年，蘇聯僅從出售石油與石油產品所獲得的收入，就高達大約2700-3200億美元?！笆图t利”為幫助蘇聯經濟渡過難關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經濟停滯和生產率下滑的嚴重性，暫時拖延了矛盾的暴露。

　　蘇共中央智囊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事后指出：當時蘇聯應該把這種賺取石油外匯視為一個喘息的時機，并充分有效地利用這個時機推動體制改革，使國民經濟走上正軌；但蘇聯政府并沒有這樣做，這“主要是由于石油財富突然從天上落到了我們手里，于是我們就凍結了把經濟改革推向前的嘗試，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會?！彼又种赋觯骸霸?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論是我還是我的許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亞的石油挽救了我國經濟。而后來才開始意識到，這個財富又嚴重破壞了我國經濟，它使我們不可饒恕地丟失了很多時間，長久地推遲了已經成熟甚至過分成熟的改革。”他還說：“那時我們把載能體無限度地增長，從這里找到了擺脫一切災難的靈丹妙藥。那時沒有一個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掙來的財富最容易使人腐敗’這句古老的諺語，不但適合于個人，而且也適用于國家?！?/p>

　　由此可見，如果不是石油危機導致石油價格飛漲帶來的“石油紅利”，蘇聯經濟的“隱性滯脹”是難以一直掩蓋下去的，很有可能會出現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蘇聯解體問題研究權威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甚至認為：“如果沒有西伯利亞的石油，蘇聯很可能提前20年坍塌解體?！?/p>

　　再次，官僚主義使得蘇聯政府對“隱性滯脹”危害視而不見。

　　由于蘇聯在經濟上長期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在經濟上出現了“隱性滯脹”，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從而導致蘇聯領導人對國內外形勢出現了嚴重誤判，致使蘇聯沒有能夠抓住西方發達國家“滯脹”的時機，及時推進本國的體制改革，徹底解決上述體制問題，結果導致經濟崩潰。

　?。ǘ┨K聯“隱性滯脹”的直接后果：錯判內外形勢，戰略決策失誤

　　蘇聯領導人在無視本國的“隱性滯脹”、高估自己國家實力的同時，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滯脹”成因也出現了嚴重誤判，并據此做出錯誤決策。

　　1.誤判西方“滯脹”成因，叫停國內體制改革

　　20世紀70年代，當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滯脹”泥潭時，在蘇聯，無論是學術界還是高層領導，都沒能認識到西方“滯脹”實際上正是政府過度干預所致，反而以為這是資本主義已到達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認為它恰好證明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成功。

　　首先，蘇聯學者認為，“滯脹”取代了蕭條，成為資本主義危機新的表現形式。在危機周期發生的過程中，經濟停滯越來越表現為一種長期的趨勢，而且破壞性也逐漸擴大。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促成了系統而又反復的危機，這是加強或放松管制都不能解決的，唯有過渡到不同的階級結構才能夠持久地解決經濟危機。

　　其次，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五大上十分自信地指出，“資本主義世界這次危機的尖銳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機可以與之相比，它同時遍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各主要中心。這次嚴重的危機震撼了戰后形成的高度發達的國家壟斷經濟，資本主義已經無法消除其固有的矛盾”，并且樂觀地認為，“最近幾年的事態比過去更有力地證明，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社會?！?/p>

　　蘇聯領導人和學術界對西方“滯脹”成因的嚴重誤判，促使蘇聯計劃經濟體制被進一步強化。在赫魯曉夫時期和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蘇聯對于計劃經濟體制進行過積極的探索和有限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自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以后，蘇聯的所有官方文件都開始用“完善”替代了“改革”一詞。勃列日涅夫還在1977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五月全會”上強調：“經濟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979年，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院長麥德維杰夫在“一五計劃”五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要揭露借改善計劃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場社會主義”方向去的“偽善建議”，要積極地抵制這種“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讕言”。西方“滯脹”時期蘇聯領導人對改革的態度反而消極起來，認為蘇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不需要改革，甚至最終取消了改革。在對計劃經濟制度盲目自信的支撐下，蘇聯的外交政策也從70年代開始發生重大改變，轉而實施進攻性戰略和強勢外交。

　　2.改革良機誤作擴張機遇，軍費開支規模不降反升

　　本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已經逐漸暴露，蘇聯經濟也已經步入了“隱性滯脹”，但是作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蘇聯憑借著“石油紅利”所帶來的“優勢幻覺”，開始四面出擊，形成了一邊是美國在收縮戰線，而另一邊是蘇聯反而在雄心勃勃地推進全球爭霸戰略和軍備競賽，兩大陣營的對抗態勢出現了“蘇攻美守”、“東升西降”的戰略性逆轉。

　　蘇聯高層領導認為，憑借著“石油紅利”，蘇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經濟、國防和全球爭霸方面取得顯著“成就”。誤判國內外形勢的蘇聯領導層開始轉而采取“進攻性”全球爭霸戰略，向發展中國家積極推送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加大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擴張、滲透和爭奪。在中東，蘇聯積極介入阿以沖突，全力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以色列、排擠美國；在亞洲，蘇聯借重印度，扶植越南，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在非洲，積極介入安格拉內戰，扶植親蘇政權；在拉丁美洲，進一步發展與古巴的特殊關系，將古巴牢牢捆綁在蘇聯的戰車上；加之美國因經濟“滯脹”困局導致全球戰略轉入收縮性調整期，從而使蘇聯誤以為已經取得了對美“優勢地位”。時任蘇聯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甚至夸口說道，“在世界海洋地圖上難以找到蘇聯艦只航行不到的地區”。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正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擴張的頂點，也成為了蘇聯的“滑鐵盧”。從此之后，蘇聯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久久不能自拔。在不斷失血、體力不支的狀態下，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擴張勢頭才逐漸開始趨緩。這一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大肆擴張既“害人”又“害己”，造成了惡劣的負面影響和嚴重的政治經濟后果。

　　此外，為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蘇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僅古巴消耗的石油，幾乎全部以比石油輸出國組織平均價格低40%的價格從蘇聯進口；而1978—1979年蘇聯每年為越南的花費近300萬美元。阿富汗戰爭長達十年，蘇聯耗資200多億美元，死傷官兵5萬多人。在此基礎上，蘇聯對于阿拉伯、非洲等國家的支持，也使得蘇聯的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漸漸力不從心。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軍費開支一直以極快的速度增長。1970-1975年蘇聯軍費增長了近1倍，遠遠超過同時期蘇聯國民收入和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軍費開支在蘇聯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1979年的軍費開支已占當年財政支出的30%以上，占國民收入的20%以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2%，幾乎等于當年對國民經濟投資的總和。由于蘇聯軍費支出快速增長，使其軍費支出總額很快就超過了美國。

　　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經是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累計軍費開支相當于蘇聯的兩倍。然而進入70年代以后，從1972年開始蘇聯一躍成為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其在70年代的累計軍費開支超過美國20％～30％，1979年甚至超過美國的50％。而蘇聯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及其盟國少2／3到3／4。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只能加速蘇聯經濟的破產。軍備競賽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還耗費了大量的人員物資。1980年蘇聯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業有將近50％的產品用于軍事目的，每年用于擴軍備戰的油料消耗，相當于二次大戰時蘇聯4年耗油量的兩倍左右；到80年代初期, 在蘇聯大約有500萬至800萬人在軍工企業中工作, 而美國只有220萬人左右。

　　3.體制改革全面停滯，科技革命錯失良機

　　表面上的“虛假繁榮”使得蘇聯領導人對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和弱點視而不見，因而錯失體制改革的天賜良機，使得蘇聯沒能抓住西方“滯脹”的時機，實現本國的科技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至于到80年代國際油價暴跌時引發了蘇聯內部的經濟災難，并為日后的蘇共下臺和蘇聯解體埋下了禍根。有學者指出“這筆（石油）收入在以總產值指標衡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也掩蓋了蘇聯70年代中后期的停滯與衰退，它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樣，給蘇聯以虛幻的繁榮。待短暫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飄散著片片烏云的天空?！?/p>

　　雖然蘇聯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很長時間都高于美國，但其扭曲的研發結構和體制約束使得研發投入并未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未能使分母GDP快速做大。出于美蘇爭霸的需要，軍事工業一直是蘇聯經濟的重中之重，在這一時期仍然拼命發展鋼鐵、機械、金屬等傳統重工業部門，而對于微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等現代高科技反應不敏感。巔峰時期，蘇聯接近85%的研發用于軍事用途，而美國只有50%左右，并且大多實現了軍轉民。這種結構性扭曲和體制性弊端，不僅使蘇聯與美國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遠，而且也使得經濟總量上的差距越來越大。

　　據統計，勃列日涅夫在位的70年代，列寧格勒的30個科學研究所，55%的科研人員沒有任何創造性貢獻，工程師只發揮了他們潛能的20%。盡管在1954年，蘇聯的控制論奠基人之一阿列克謝·利亞普諾夫就早于美國人兩年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且在70年代前取得了不亞于西方世界的理論成果，但由于扭曲的研發結構和體制束縛，蘇聯的人工智能研究卻呈現出后勁不足的狀況，漸漸落后于西方國家主流學界的發展水平。20 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通過專家系統等早期成果使人工智能技術開始走向實踐應用，而蘇聯的人工智能技術卻開始陷入困境，逐漸與國際主流研究界在人工智能領域出現明顯差距，而且這種差距在隨后20年里被進一步拉大。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科技水平要差15-20年，蘇聯一直加以重點發展的計算機技術幾乎比美國落后兩代。蘇聯新興科技部門發展逐漸失速的現象，在計算機、互聯網等多個領域都有明顯表現，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軍事研發擠占了基礎科學研究的“生存空間”。

　?。ㄈ┨K聯“隱性滯脹”的間接后果：外交戰略嚴重失誤，對外關系全面緊張

　　蘇聯最高領導層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出現嚴重誤判，并據此做出錯誤的戰略決策，開始在全世界四面出擊，壓制東歐國家內部改革意愿，陳兵百萬于中蘇、中蒙邊境，對美國展開進攻性強勢外交和全面軍備競賽，從而導致蘇聯的對外關系全面緊張。

　　1.蘇聯壓制東歐國家內部改革意愿，東歐加強與西方國家外部經貿聯系

　　西方國家的“滯脹”對東歐國家產生了嚴重影響，迫使東歐各國進一步開放經濟，這激化了東歐國家政治體制的封閉性與經濟被迫開放二者之間的矛盾。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不僅在國內大搞集權專制，而且對東歐國家的改革意愿也進行了嚴厲的壓制，導致東歐各國在政治上整體轉向更加保守。在經濟上，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缺陷和西方發達國家“滯脹”的影響，又促使這些東歐國家加強了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往來，通過擴大出口和增加借債來填補本國的外匯缺口并滿足進口需求。長期而言，東歐國家在政治上更趨保守和封閉，而經濟上因內外部壓力而被迫開放，二者之間的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引發了東歐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動蕩，進而為此后的經濟轉軌和政治變革打下了基礎。

　　勃列日涅夫的領導地位穩固后，很快放棄了柯西金的改革綱領和最初的集體決策模式，使得蘇聯在政治上左傾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現象日益嚴重。在輿論宣傳上，蘇聯大力宣揚計劃經濟模式的優越性。1974年蘇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西方的能源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的結果，事實上，社會主義世界并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同時，勃列日涅夫堅持經濟改革不涉及所有制的原則，這也讓“非商品”理論派占據上風。再加上蘇聯此前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殘酷鎮壓行為，直接壓制了東歐各國的改革意愿，導致東歐國家在政治上進一步趨向保守。匈牙利的卡達爾雖然在1965年出臺了“新經濟體制”，但在1973年卻免去了涅爾什等一眾改革派的職務。而捷克的胡薩克上臺后則清洗了黨內支持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及相關社會組織。蘇聯對東歐國家改革意愿的壓制行為嚴重束縛了東歐國家自身推進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導致東歐各國經濟不斷下滑，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加速了日后發生劇變的歷史進程。

　　在經濟增長日益低迷的壓力下，東歐國家紛紛開始加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債務聯系。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推動了東歐國家從西方進口商品的成本不斷飆升，而西方國家的“滯脹”又導致西歐國家對東歐產品的進口量在不斷減少。一向依賴出口賺取外匯進而服務進口的東歐國家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局。為了獲得足夠的外匯以維持進口水平，東歐國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向西歐國家大量舉債的解困途徑，而當時的西歐國家政府也希望增大從東歐國家進口廉價商品以減輕物價上漲壓力，于是西歐國家政府在提高利率對抗通脹的背景下，依然采取了由國家財政補貼債務利息的方式加強了雙方的經濟聯系。20世紀70年代，東歐國家在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融資利息基本上維持在6%至7%之間，西德向波蘭的貸款一度低到2.5%。與此同時，東歐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經貿聯系也日益加強，在經互會國家對外貿易總額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額從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近30%。1979年，匈牙利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量有一半是運往西方發達國家，到了80年代，匈牙利突破經互會限制，與130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并開始創辦合資企業和跨國公司，引進外資和技術，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手段和管理方法來推動社會發展。波蘭從70年代開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逐年增長，外貿總額占比從1970年的25.8%上升到1975年的49.3%，并同西方世界廣泛展開經濟合作。這種動向嚴重地動搖了獨立于統一世界市場之外的“經互會”體系，加深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蘇聯與東歐國家之間的矛盾。

　　2.蘇聯對中國進行霸權主義威脅，“陳兵百萬”于中蘇、中蒙邊境

　　自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后，中蘇關系開始全面緊張。盡管70年代蘇聯經濟已經出現嚴重的“隱性滯脹”，但蘇聯政府仍然對中國進行強硬的霸權主義威脅，將號稱“百萬大軍”部署在中蘇、中蒙邊境，對中國虎視眈眈。

　　據有關資料顯示，裝備著坦克、飛機、大炮和彈道導彈的蘇聯軍隊覆蓋了中國整個北部邊境，從1969年的21個師，增加到1971年的33個師，再到1973年的45個師，總兵力近30萬。1973年，蘇聯還調整了中蘇邊境軍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戰能力，確保中蘇邊境上的部隊與蘇聯駐歐洲部隊處于相同的作戰水平。為形成針對中國的包圍圈，蘇聯還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軍力量，并首次裝備了核潛艇，使其有能力從日本海直逼中國黃海和東海，對中國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此外，蘇聯還在亞洲新增35個導彈基地，其中洲際導彈基地10個，中程導彈基地25個，這些基地的大部分目標都對準了中國。1978年，蘇聯開始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兩側部署SS-20導彈，以使其能夠打擊中國境內的任何目標。此外，蘇聯還在蒙古和西伯利亞都進行了大型軍事演習，專門模擬中蘇戰爭的不同場景。

　　與此同時，蘇聯還試圖從越南入手，從南面包圍中國，以使中國面臨南北夾擊的不利局面。1978年11月3日，蘇聯和越南在莫斯科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在談判結束的招待會上，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將矛頭直指中國：“在當前復雜的時刻，當中國領導的政策給越南土地上的社會主義建設制造了新的巨大困難的時候，我們友誼的力量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團結的力量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說，《蘇越條約》表面上是為了加強蘇越合作，發展蘇越雙邊關系，但實際上卻是針對中國的，是蘇聯領導人一手策劃包圍中國的產物。蘇越條約產生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鼓勵了越南出兵柬埔寨和挑起中越邊界沖突，從而給中國南部的邊境安全制造了巨大威脅。

　　在中蘇邊界問題談判期間和談判破裂之后，蘇聯繼續不斷地制造邊境武裝騷擾事件，侵犯中國主權，破壞和傷害中國邊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如1978年5月9日，蘇聯武裝直升飛機侵入中國東北邊境領空，18艘軍艦侵入中國水域，30名蘇軍登上中國江岸，還打傷中國居民；1979年6月30日，蘇聯直升飛機侵入中國新疆領空；1979年7月16日，蘇聯軍人在新疆塔城縣鐵爾沙地區開槍打死打傷中國邊民。頻繁發生的各種武裝挑釁事件使得中蘇緊張關系不斷升級。

　　蘇聯對中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在武力威脅中國的同時，也極大地耗費了其自身的物質資源。到1980年代初，大約四分之一的蘇聯地面部隊和三分之一的空軍駐扎在中蘇邊境沿線或地區，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1990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上明確承認，蘇聯在最近20年用于與中國軍事對峙的花費高達2000億盧布，能占到蘇聯對抗整個西方世界預算約三分之一，按當年的匯率算，接近4000億美元，使本已處于“隱性滯脹”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蘇聯日益擴大的軍事威脅和不斷增強的武裝行動，迫使中國政府開始“聯美抗蘇”，在應對蘇聯威脅方面與美國加強協調，毛澤東還提出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外交戰略構想，將第二世界、廣大亞非拉國家，乃至美國聯合起來進行反蘇統戰，從而沖破了蘇聯的戰略意圖，使得蘇聯的全球戰略部署不斷被打亂。

　　3.美國隆重推出“星球大戰計劃”，蘇聯被迫跟進展開全面競爭

　　20世紀80年代初，在克服“滯脹”的過程中，里根總統為“重振國威”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靶乔虼髴鹩媱潯钡念A算高達1萬多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GDP總量才3.63萬億美元，真可謂將以舉國之力耗資建設。該計劃很快遭到了國會的抗議聲浪，但里根總統力排眾議，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推進。然而在國會的有力制衡下，1986-1990財年，美國國會實際批準給“星戰計劃”每年撥款分別為：26.7億、32.27億、36億、37.4億、36億美元，與該計劃當初提出的預算規模相距甚遠。

　　美國的“星戰計劃”雖然“雷聲大、雨點小”，但卻給蘇聯高層領導以極大刺激。盡管當時蘇聯經濟已經陷入“隱性滯脹”，入侵阿富汗戰爭又讓蘇聯財政深陷泥潭，美國乘機打壓國際油價重創蘇聯石油出口又直接加劇了蘇聯的經濟衰退，然而蘇聯領導人卻認為，如果不跟進追加研發費用，美蘇之間的軍事平衡將被打破，因此必須咬牙跟進，投入巨額資金以奉陪到底。

　　1983年，蘇聯的軍事開支本已降到了GDP的2%，但美國“星戰計劃”出臺后，蘇聯被迫大量增加軍費開支，僅僅兩年時間就暴增到了12%。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總書記后，曾連續多次與美國里根總統進行談判，提出雙方共同削減軍費的請求。然而里根總統十分強硬地拒絕了蘇聯的這一請求，表示繼續堅持執行“星戰計劃”。

　　1989年里根卸任美國總統時，“星戰計劃”尚在執行過程中，但此時的蘇聯經濟已經被拖到了瀕臨崩潰的境地。不久之后，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華約組織解散，世界上已經沒有哪個國家或軍事集團能夠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了。于是，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阿斯平于1993年正式宣布放棄“星戰計劃”。令人感慨的是，到此時為止，美國實際上在這個1萬億預算規模的龐大計劃中僅僅投入了300億美元，并且大部分都實現了軍轉民，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增大了分母GDP，真可謂是“虛晃一槍”！這一方面體現出美國國會制衡體制的優勢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蘇聯決策體制的致命弱點。在拖垮蘇聯之后，美國的軍費開支很快就裁減大半。

　　（四）蘇聯“隱性滯脹”帶來的惡果與啟示

　　蘇聯在70年代“滯脹”時期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統計失真和“石油紅利”等因素，蘇聯自身的“隱性滯脹”被掩蓋下來；另一方面，由于對西方“滯脹”的成因做出了方向性誤判，誤以為這是對政府作用更強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優越性的有力支撐。內外形勢誤判綜合作用的結果，使得蘇聯領導人產生了“優勢幻覺”，把西方國家“滯脹”、外部壓力減輕提供給蘇聯的改革良機視為戰略擴張機遇，因此轉而采取擴張性戰略和強勢外交，結果導致蘇聯與東歐、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同時全面緊張。80年代戈爾巴喬夫推動全面改革雖然有機會使蘇聯脫離計劃經濟桎梏，走出“隱性滯脹”，但由于改革策略出現嚴重失誤以及保守派的瘋狂反撲，蘇聯失去了最后的糾錯機會，最終走上經濟崩潰、蘇聯解體的不歸之路。教訓之深刻，代價之巨大，不能不令人深刻反省，引以為鑒。通過前面的回顧性分析，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牢牢記取。

　　首先，馬克思講，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導致經濟增速放緩，而統計數據失真則會將這一問題暫時掩蓋下來；另一方面，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而價格的行政控制又會將通貨膨脹隱形化，最終使得蘇聯經濟長期陷入“隱性滯脹”而不自覺。

　　其次，毛澤東講，群眾是基礎。自上而下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一定要保持暢通。然而官僚主義最容易使執政者脫離群眾，阻塞信息渠道，造成形勢誤判，進而導致決策失誤，從而引發災難。

　　再次，鄧小平講，“韜光養晦”。綜合國力是外交戰略的基礎。因此，國家的外交戰略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對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既要競爭，更要合作，還要盡量避免對抗。要充分認識對外開放政策對于國家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具有的舉足輕重意義。

　　最后，阿吉翁講，創新是基礎，“沒有創新就沒有經濟增長”?？萍紕撔卵邪l投入不僅要增大分子，更要做大分母（GDP），還要注重經濟效益。軍民融合的主要方向應當是軍轉民。最大的國家安全其實是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