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華剛：用先進文化之驅動企業持續成長

先進文化是生產力，這一點沒有人懷疑，如何在企業里構建起先進文化，驅動企業持續成長成功？管理學派和實踐學派均對此都有濃墨重彩的探討、實踐。

管理學起源于西方工業文明，企業文化的底層邏輯大體上是從西方組織行為學、心理學中衍生出來的，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后，以東方傳統文化為底層邏輯，實施文化再造者層出不窮，成功者大有人在。

中西合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近現代中國，就中西方行為模式和管理哲學的差異進行了幾百年的探討。中國最近四十年，快速崛起，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全面進步，而以歐洲為代表的發達體，在底蘊厚重的中華文化和管理哲學下顯得力不從心。到底是道法自然仁義禮還是西方的平等、契約和權變做為企業 文化的底層邏輯，對現代管理更有價值，抑或全面融合和萃取精華而用之？本文將給出答案。

西方是以平等、契約和權利前提下形成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而東方是在仁、義和禮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主義和有框架下的自由。

筆者認為：東方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儒家思想，還是后來的宋儒理學、陸王心學，均不是簡單的集體主義，而是在團隊中完成自我修煉的集體主義。從仁義禮的解釋來看，禮是禮俗、制度和機制，義就是“宜”，是要合理的運用禮，就是孔子說的“攝禮歸義”，那么如何合理的運用禮呢？答案就是孔子說的“納禮于仁”，那么什么是仁呢？仁從字形來看，是“人”和“二”組成，也就是說在我之外還有別人，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考慮到別人，也就是筆者深度推崇的“利他”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中國完人的標準是：只求做一個內圓外方和我有關系的人所希望于我的，而又是我的確能夠做到的那樣一個人，不能僅做想做的事，應做該做的事，當然也要考慮自身情況做能做的事。

從王陽明的心學的三大內核來看，修我、利他、向善與上述結論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內核一：心即理(價值存在)；內核二：知行合一(價值判斷)；內核三：致良知(價值歸宿，也即分享價值)?！靶募蠢怼笔情_端,是起因,即意動;“知行合一”是認知過程,是實踐;“致良知”才是根本目的——利他，與人為善，三者是必然的遞進關系,進而形成了一個統一整體,缺一不可。”

100年前，毛澤東從心學中悟出貴我和通今的本質，成就了毛澤東既用集體主義的智慧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又用致良知為人民服務實現個體成功和價值實現。

其實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并無好壞之分，就像西方和日本都能取得成功一樣，中國的仁義禮其實是“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產物，既是最合乎自然規律的，又是最難掌握的，就像一黑一白很清楚，但在黑白中加入一個調節而生成的灰色，卻是千變萬化的，這正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正如華為管理中講灰度管理邏輯一樣，而恰恰就是多了這個調節，才使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合乎規律、敬畏規則和法治，使得中國的傳統思想充滿希望，效法東方文化產生的企業管理哲學同樣具有價值，但由于道屬于無形的東西，難于掌握，使得傳統的文化難以掌握，必須現代化，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為什么中國政府提出傳統文化復興的戰略，這顯然是深謀遠慮的。

有種觀點說東方文化講的是偽集體主義，即表面上講集體主義，實際行的利己主義，這一點其實是人性的本質使然，就像我們講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其實西方人性也是經不起考驗的。

再往深層次來分析，我們會發現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像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一樣。西方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建立在個人基礎上而產生明確有形的精細化分工、職業化和制度化，其代表就是現代組織中的科層制與精益化運營?，F代很多企業講去科層制去中心化，但其本質你是去不掉的——分層分級分權分責分結構管理。如果一個超過14個人的組織，你不進行分層分級分結構管理，你的組織效率一定是邊際遞減的。

其實從西方的“科學”這個詞就能看出，科（科目）本身就是細分的意思，西方解決差異和變化的重要辦法是精細化，比如日本的精益化生產，摩托羅拉的六西格瑪管理，尤其是日本企劃管理體現的淋漓盡致——盡可能把所有的前提條件給界定清楚，這樣結果就是唯一的，從而實現明確、簡單和可操作，這樣才使得大規模應用和復制才能實現，公式思維就是最好的證明，難怪有人說：公式是人類從上帝手上偷出來的金鑰匙。

而東方處理不平等、不公正的辦法是道法自然，用倫理這種無形的東西來規范社會的運行，理想的狀況是大家都各就其位，各負其責，責權匹配，但這不是人們生來就可以做到的，就像西方認為人生而有罪人性本惡一樣，東方認為人生而有缺陷，要靠修身來完善，并把此作為一生的目標，而西方要有健全法規來解決是有區別的。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也說明了這一點，為什么中國國家在健全法制的同時，要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本質上也是承認人性有惡的一面以及有缺陷，要靠共同的價值觀來約束和規范社會和國民的行為。

如果簡單的點歸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就如中藥和西藥的差異。

正文上文所說，中華文化的禮從來都不是制約人的，而是引導人發現本性，順性而為，靠人的自覺和自律，而人之所以可以自覺和自律，是由于倫理禮儀是符合自然規律的，是順天應人的，是變化中不變的部分，就像西方是通過平等、契約和權利形成的個體主義，而東方是在仁、義和禮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主義。

筆者認為:中國有兩個企業非常有典型性：一個是美的，一個是華為，美的走的西方管理學邏輯來治理企業，講人性、法治、契約、制度、機制、PDCA，及結果導向，走長期主義路線；華為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哲學治理企業和團隊，講文化（如《華為基本法》）、個體修煉、集體奮斗；講危機文化，奮斗文化，成王敗寇文化，自我修煉文化（如持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克服人性的基礎上用激發人性。到底是哪種方式能走的更遠？筆者認為殊途同歸，因為二者都是中西結合。所以說持續成功的企業底層邏輯是一致的，不成功的企業各有各的不同。

中華文化認為：人生而有缺陷，要靠修身來完善，并把此作為一生的目標，從近現代的曾國潘身上就看到中國人對人性的自我認知是非常深刻的。就像父（母）慈子孝，不是要求父（母）需慈和子需孝，而是父（母）本性就是該慈的，子本性就是該孝的，是順其自然的結果，不是強加規范的結果。但雖然是順應人共同的本性，卻由于每個人修身的差異，所以導致了很多的變化和不同的習慣，也就是孔子說的“性相近，習相遠”。

而東方文化處理變和不變關系的重要原則是——外圓內方，即在不變的原則（法規）上可以進行適當的變通（權宜＝權力，其實如果法規是健全的，一切都依法而行就不存在權力，所以權力就是可以決定如何權宜變化），這個思想在我們古代的錢幣上的體現就是外圓內方的銅錢，這本應該是權不離法，權以法本，但由于執行的人往往沒有很深的理解和缺乏自身的修養而導致封建時代的根本積弊“權大于法”，權宜變化變成了為自己謀私利。

企業里也是如此，為什么企業里要完成基礎建設——7+3機制建設、制度建設、流程建設、數智化，道理上是一樣的，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本質上不是要集權，而是“集權有道，分權有序，授權有章，用權用度”，建立章法，不允許亂用權力，過渡使用權力。所以，現代優秀企業里會崇尚一種精神:一定要把權力科學地匹配給創造客戶、創造價值的團隊手上。

近年來，追求仁道的環境、自覺自律的制約方式，加上權大于法的現實，就形成了所謂偽集體主義現象，特別是近代西方強盛，部分中國人也就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傾向于向外尋求物質滿足，傾向于功利和傾向于無限向前的求新求變，反而傳統東方人自省修身的精神、和諧共處的原則和活在當下的幸福逐漸在失去，同時也失去了協調平衡的作用，一旦有效的調節回路失去以后，部分中國人在物質財富獲得巨大滿足的同時，感覺更加迷茫，得到轉瞬成空虛，中國娛樂圈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代表，吳亦凡是典型代表中的典型。

近二十年，憑借賽道的優勢，中國大陸成就一大批上市公司，但是由于管理不健全，體制不完善，法制與契約精神不足，導致企業管理嚴重跟不上業務發展，最后公司業績下滑，盈利下降，最終難逃ST及退市，可以預見：未來三十年，中國是資本的狂歡，同時也是退市的高潮，大潮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

回到現實文化當中，尤其是部分享樂主義者活在當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舊人生觀和西方功利主義向外尋求物質滿足的新人生觀結合，便形成了現在社會的放縱和貪污，企業里出現了躺平和職務侵占的現象，而恰恰是缺失傳統文化熏陶的錯，文化的價值躍然紙上。

在現代企業里，尤其是第一代企業家成功地渡過了創業期上市以后，一部分人企業家精神喪失，忘記初心，導致很多中高管躺平思想占主導地位，企業開始停滯不前，企業自我升級和轉型無法推動，當環境巨變時，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時代選擇拋棄你的時候，甚至不會說一聲再見。

所以企業文化的重要性又浮現出來了，筆者認為：企業的持續成長等于機制*戰略*文化。文化是軟力量，卻又是最底層的動力，本質上是企業家精神的外在體系化的呈現，影響深遠。筆者認為：有些賽道好的企業，業務戰略成功是暫時的，卻不是企業的核心能力，文化的成功才是長久的，當然文化成功的背后，一定是企業家精神的勝利及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機制優勢。

另外中國人的思想是從自然中來，所謂“道法自然”，那么道是什么呢？“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說陰陽的變化形成了道，那么如何掌握運用這種變化呢？那就是中庸，即合理，所以中國人又有一個習慣——從來都不絕對的看待問題，沒有最好，只有合理。這一點在中國內地企業管理實踐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企業中講中庸講和諧到底好不好呢？筆者認為從管理立法的角度是錯誤的，必須摒棄；從經營藝術的角度是對的，經營的本質是創造客戶，創造不僅僅講科學，更要講藝術和手段?？傊?，管理講法治，不能是似而非，一就是一二就二，經營講非線性，講藝術，適當平衡和制衡是智慧。

再比如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國人的思維就是以法為本，法外開恩，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調整以適應變化，以合理合情合法為目標，講陰陽平衡。筆者認為，企業里還是講法大于情，角色要清晰，功能的精準，不能互串，有一句話可以給企業家參考：企業家講感情，管理者（契約）無情，制度（法）絕情。

道法自然、修己安人和中庸和諧這些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要得到繼承和發揚，才能找到中國人的根，同時這些也是整個人類世界包括西方社會發展的方向，所以西方提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這些傳統也必須接受現代化的洗練，所以筆者非常贊同現代化是傳統的現代化，是道的現代化，是法治、制度、契約精神的現代化，只有中西結合，相互結合，才是王道。

虛的道不立則實的術就難以實施發揮效果，我們必須基于人性建立機制，在此基礎之上，深入理解和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努力學習西方的科學才能找到發展之路。中國企業要講中華傳統變化中貴我通今，才會有走遠路，謀大局，行萬里。這方面，美的集團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值得深究。

基于中西文化合璧，萃取精華，優勢互補，實現企業管理的成功，筆者認為：

越是基層員工，尤其走專業線的員工，越是要學習西方，嚴謹、嚴密、精細化，盡量將工作例行化、模板化減少變化，保證企業高效運作，實現法治，而不依賴于個體。如果說“德”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才”是西方的科學技能，此可謂工作要制度化、模板化、模型化、流程化。

基層經過實踐和時間的磨練到了中高層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處理例外事件并將例外不斷例行化以完善制度，進一步實現模式化、模塊化、模板化，這就是劉潤先生講的調節回路和增強回路的邏輯，當然理論基礎來源于系統管理大師梅多斯。所以中高層管理者就要求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從具體工作中解脫出來，處理例外，不斷引領導企業管理走向法治。

三是企業家的工作就是脫身出來感知變化，選擇方向，確定戰略，推動變革，建立機制，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創建企業文化，傳承企業文化，最終以好機制、好組織、好團隊實現企業遠景和使命。企業家走到最后，一定是不斷往后退，往上靠，往前看，往下分權授權，實現職業經理人治、法治、制度治，完成企業的脫胎換骨，企業基業長青，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