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岸元：速度與規模的重要性在上升？

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長期重要性顯而易見，但隨著國內經濟同比快速回落，保持速度、擴張規模的任務開始變得迫切。新形勢下，需要重新權衡經濟增長的“好”與“快”。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若干年，經濟規模占美國的比例達到某一數值，被認為是導致美對華政策出現重大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該觀點推演的結果是，如果希望改變這一狀態，路徑有二：一是中國退回到更低比例水平；二是加快發展，縮短追趕至與美國經濟總量等量齊觀的過程。路徑一不在考慮之列。而疫情沖擊之后，保持中國經濟總規模對美國的快速追趕態勢，則具有豐富含義。美國當前的財政貨幣政策設計，已經更多考慮了經濟增速因素；我們國內在中期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必要對此予以足夠關注。

疫情以來的追趕態勢

經濟總量是中美競爭最為總括性的指標。現價GDP作為市場需求，是國際經濟影響力最好的度量。多年來，我國現價GDP占美國比例持續趨勢性提升，即使在2016年及2019年人民幣匯率顯著貶值的情況下，回撤也不足1個百分點。

——2019年我國現價GDP占美國比例約67%。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我國現價GDP約98.65萬億元，以6.8985的年平均匯率折算，約合14.3萬億美元。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當年美國現價GDP約21.43萬億美元。

——2020年中國現價GDP占美國比例上升到約70%。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我國現價GDP約101.6萬億元，以6.8976的年平均匯率折算，約合14.73萬億美元。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當年美國現價GDP約為20.94萬億美元。

2020年低基數因素，直接推高我國今年第一季度不變價GDP同比增速達18.3%的高點；隨后，基數因素快速消退，季度增速將下行到第四季度可能不到5%的水平。美國的情況類似，只是去年疫情對其經濟的沖擊，比我國晚大約一個季度，相應經濟恢復也會比我們晚一到兩個季度。根據亞特蘭大聯儲GDPNow模型6月9日數據，美國第二季度GDP環比年化增速將達到9.3%。我們估算，第二季度美國不變價GDP折年數約19.5萬億美元，相比上年同期的17.3萬億美元增長12.9%，隨后快速回落。

——2021年中國現價GDP規模占美國比例約為76%。假設2021年全年我國不變價GDP同比增速為8.8%，平減指數3%，全年平均匯率6.5，增速18%（不變價增速8.8%+匯率升值6%+平減指數3%），則全年現價GDP約17.54萬億美元。假設美國全年不變價GDP增速將達到7%，平減指數約3%，同比增速約10%（不變價增速7%+平減指數3%），則當期美國現價GDP約23萬億美元。以上占比提升中，匯率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年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態勢

明年開始，中美兩國大概率全面進入疫情后時期。經濟增長的基準場景是兩國各自回到原有長期增速軌道上。令人擔憂的是，疫情前的2018年、2019年，我國季度經濟運行存在此前不多見的持續下行局面，兩年時間增速下行約一個百分點。

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宏觀經濟運行政策因素外，微觀激勵機制弱化的潛在影響不容忽視。40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經濟激勵機制出現新問題新情況，地方政府、國有部門、民營經濟三大增長發動機同時趨弱，與此同時，新的激勵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并發揮作用。某種意義上講，疫情反而掩蓋了這些矛盾。如果按照疫情前的趨勢，2020年和2021年兩年，內生的經濟增速將再度下降約一個百分點，以至于2022年，增速落到不到5%的平臺上。

明年美國經濟預計也將回到長期增速平臺，但目前美聯儲預計2022年增速約3.3%，高于經濟周期的正常水平。除了疫后消費和投資全面復蘇外，有兩個引人注目的支撐因素。

一是股市的財富效應。2021年5月末，美國股票總市值約63.6萬億美元，相比2020年3月末疫情時的36.2萬億美元增長76%，相比2019年末疫前的46.7萬億美元增長36%。

二是新一輪地產周期。美國居民儲蓄從疫情前1.2萬億美元左右，上漲至疫后峰值的6萬余億美元，居民杠桿水平仍低。居民部門按揭貸款債務占現價GDP比例曾達到74.9%，目前為53.6%。與此同時，住房空置率處于低位，銷售旺盛拉動開工和投資。新屋及成屋銷售折年數2020年下半年后迅速升至700萬套以上，顯著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平均600萬套左右。

——預計2022年中國現價GDP規模占美國比例約為77%。假設2022年全年我國不變價GDP同比增速約5%，平減指數約2%，全年平均匯率維持約6.5，增速7.1%（不變價增速5%+匯率升值0+平減指數2%），則全年現價GDP約18.8萬億美元。假設美國全年不變價GDP增速將達到3.3%，平減指數約2%，同比增速約5.4%（不變價增速3.3%+平減指數2%），則當期美國現價GDP約24.31萬億美元。以上占比提升速度明顯放緩。

是否有必要對外部政策變化做出反應？

疫情之后，各國財政貨幣政策的退出應該是方向。但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似乎增強了對通脹的容忍度，同時更加重視經濟增長。美國的財政政策則顯示出異乎尋常的態度，繼1.9萬億“美國救助計劃”、千億美元“無盡前沿法案”之后，又在醞釀規模龐大的“美國基建計劃”，以及1.8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

這些政策的目標：一是不僅要避免經濟陷入疫后衰退，而且要刻意維持較高增速；二是要伴隨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以及稅收調整，增加高邊際消費傾向人群的收入，借此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美國財政貨幣政策的調整或者說是創新，是其國內經濟狀況的產物，外人不可能比美聯儲、美國財政部更有資格評價這些政策的得失，也更無法判斷這些政策落地的前景。如果主導國家經濟政策寬松變本加厲，可能要求我們對其溢出效應做出適當反應。

1.對杠桿率要有新的認知。高杠桿率帶來金融風險的理論來自國外。關于債務新的理論進展強調，只要利率負擔占GDP及財政收入比例保持穩定，債務就可持續。為此，恐怕我國也要淡化杠桿率水平絕對壓降目標，更多考慮通過利率水平下行降低還本付息壓力，以及債務展期和滾動。

2.重新重視固定資產投資。大規模基建是我國的傳統優勢。在美國重提基建情況下，我們沒有理由主動放棄這一優勢。我國跨區域大規模骨干網的基建設施規劃建設仍存在有效需求，區域內基礎設施的精耕細作任重道遠。此外，產業領域與“雙碳”相關的投資需求浩大，需要相應機制釋放投資需求。

3.房地產調控要有新的調整。房地產調控曠日持久，局部區域房價上漲壓力依然較大。進一步收緊現有政策不是長久辦法。下一步應通過調整非住宅用地與住宅用地的比例，增加特定區域住宅用地供應；優化供給端、開發側政策，降低建設成本；審慎試點推進房產稅。這樣的政策組合更能改變供求關系，建立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

既然相當于美國經濟體量的60%是導致雙邊關系危險、不穩定的重要原因，那么，相當于美國經濟的90%，甚至超過美國，反而可能使得雙邊關系趨于安全、穩定的狀態。美國資產價格泡沫的財富效應、新一輪地產周期、基建愿景，是其下一步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我們不能因為政策理念上的排斥，對此視而不見，或簡單認為其不可持續。大變局下的大國競爭也罷、對抗也罷，決策需要相互參照；政策的松與緊是相對的，不僅要看國內，而且要關注外部政策環境的變化。

犧牲多年供給側改革成果，盲目與美國比拼規模，不是政策選項。年內宏觀政策應無做出明顯調整的必要。但在國內三大攻堅戰收官之后，要考慮明年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優化、充實、提升，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一段時期內更加關注速度及規模，與長期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并不沖突。

（作者系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