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創新的本質

如何認識創新？減少盲目創新，防止出現創新泡沫？當模仿式或跟隨式創新的空間越來越小之時，中國的發展多大程度可以依靠自主創新？如何厘清模仿創新、自主創新、集成創新、顛覆性創新等創新模式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不足分別是什么原因？

很多企業有創新創業的激情，但在創新過程中卻是“只開花不結果”，停留在概念故事中。導致“不創新等死，創新找死”的局面。在“創新熱”背后如何比較理性地選擇，減少“創新泡沫”？

針對上述熱點問題，《財經》記者專訪了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他在2019年出版的《問道創新》，對創新的本質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口 述：宋志平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

采 訪：王延春

編 輯：蘇琦

來 源：財經雜志（ID：i-caijing）

厘清創新的本質

問：創新是當下的熱詞。但是對創新的理解每個人講的時候并不是一個概念。您認為創新的本質是什么？

宋志平：關于創新現在確實大家講得很多，如果從廣義來講，我們會講到社會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甚至思想創新等等。但是，我今天講的創新的本質或者創新的核心實際上是講企業創新。我認為還是把創新聚焦到企業創新上來。

那到底什么叫企業的創新？這也是大家現在研究的問題。二十年前，大家講企業創新，好像還知道。現在講多以后就講亂了。所以還是應該回歸到本源，講講企業創新到底指的是什么。

上個世紀，1912年熊彼特寫了《經濟發展理論》，這本書是劃時代的。他第一次提出了企業創新的概念。到底什么叫企業創新？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詞匯“新組合”。他認為所謂的創新是指一些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之間的一種新的組合。那么這種新的組合顛覆掉了過去老的傳統模式，所以他又叫“破壞性創新”。

創新的事情應該誰做？他講到是企業家做，企業家是創新的靈魂。所以他是把創新、企業、企業家連在一起了。同時他還提出資本是做什么的，他認為資本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創新，資本是企業家用作創新的杠桿。所以從熊彼特先生講的這些概念解讀，我理解創新最初的概念，實際上是指企業的創新，企業對這些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的組合。

其實今天我們不難理解什么叫“新組合”。比如現在搞互聯網，互聯網實際上就是我們把線上和線下的產品結合在一起，通過物流快遞等形式進行新組合。這些新組合顛覆掉了過去傳統的Shopping Mall、大市場等商業模式。

熊彼特講的創新包括產品的創新、工藝的創新、組織的創新、資源配置的創新。他講的是比較寬泛的，在每一個里面都會發生新的組合，包括商業模式的創新、市場的創新。

近兩年業界掀起“創新熱”，大家對創新為什么這么感興趣？其實，我們知道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階段性的調整。經濟學里有一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也就是經濟發展平均五十到六十年一個周期。

當年在美國為什么興起創新熱？德魯克先生在1985年寫了一本書《創新與企業家精神》，這是繼熊彼特先生講創新之后，又一本劃時代的書。

德魯克先生講到，二戰以后，歐洲經歷了20年的繁榮，到1965年的時候開始衰退，而美國從1965年到1985年這二十年里出現了繁榮。他就研究為什么美國會出現繁榮，到底發生了什么？研究結果發現美國是用創新型經濟取代了過去的管制型經濟，所以美國出現了繁榮，從1965年到1985年美國的就業人數從7000萬人提升到了1.1億人。

從中國來講，為什么我們的創新也這么熱？因為中國隨著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發展，尤其從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到2012年的時候差不多二十年，二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GDP保持兩位數增長。但是到2012年的時候出現了新常態，我們的經濟開始出現了增長的下行壓力。

問：中國正處于新常態經濟周期探底過程，整體經濟仍處于低迷期，也正是新舊周期變化導致經濟持續“底部徘徊”的狀態。

宋志平：對，其實這就是經濟周期。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希望用創新經濟取代傳統的經濟模式。這就是我們提出創新的一個真正的理由，因為只有創新才可以帶來巨大的活力。這幾年的實踐也證明，創新確確實實起到了這個作用。各行各業都在創新，尤其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了民間的創新，中小微企業的創新活力，這推動了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問：我們在一些區域調研發現，很多企業有創新創業的激情，但是在創新過程中也存在盲目創新，有的“只開花不結果”，停留在概念和故事中。導致“不創新等死，創新找死”的局面。您怎么看當下創新熱的態勢，在“創新熱”背后如何比較理性地選擇，減少“創新泡沫”？

宋志平：創新現在確確實實很熱。但是我也總提醒大家，我們應該進行有目的的創新和有效益的創新。創新應該是理性專業的、有定力的。當然創新失敗是有概率的。但是我認為做企業有一定的約束，如果企業屢屢不賺錢、屢屢失敗，那么這個企業就快倒閉了。所以企業創新的成功和企業的效益緊緊連在一起。

比如從風險投資的角度來講，可能做十個項目，有三個項目成功就可以。但是如果就一個企業來講，所做的創新可能十個項目里面要成功七個項目或者更多才行。所以我總是講創新實際上是有目的的活動。德魯克先生在他的書里提到有目的的創新可以使創新的風險降低90%。創新是企業家有目的地尋求機遇的一個過程，而不是盲目的。

所以對企業來講，創新是附加了條件的。創新也要試錯，要允許失敗，每個創新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還要千方百計地減少創新的風險。企業家并不只是說要冒險，對企業家來講，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規避和降低風險，這是我們對企業家的要求。所以企業家還是要千方百計提高創新的成功率。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新型舉國體制的創新與草根創新如何融合

問：目前，地方城市都希望自己成為國家的科技創新中心或國家實驗室。現在有20多家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50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69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可以說地方對于創新的熱情很高。您覺得政府主導的創新與企業個體自發的創新如何結合起來？

宋志平：我們國家確實有舉國體制的優勢，我們也有在政府的推動下創新的這樣一個條件。所以我們國家的創新是結合起來的，一方面是政府對創新的推動；另一方面就是企業創新、民間創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相結合。

最近我剛剛去過深圳。深圳的情況說明什么呢？深圳的創新實際上是企業創新為主的創新。有時候我會和大家說應該“倒立著”看深圳。這句話哪兒來的？弗里德曼在博鰲論壇講到如果去美國的話，要“倒立著”看美國。因為正著看是華盛頓、華爾街，倒立著會看到美國民間的創新。這個民間創新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講到，美國的硅谷并不是誰搞的開發區，而是斯坦福大學的老師帶著學生敲敲打打做起來的。

我這次去深圳，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過去我也是“正著看”深圳，這次我去接觸了很多民間的企業、民間的創業者。我感覺幾乎每個家庭都在創新和創業。像我看的一個家庭，兄弟幾個都在創業，父輩創新創業，孩子們也在創新創業，等于這一個家庭都在創業中進行“新組合”。這確確實實讓我很受觸動。

問：深圳是一座創業之城。深圳社會蘊藏著巨大的創新基因，這是深圳這座城市具有的鮮明的城市價值。

宋志平：對，比如深圳的粵海街道，這個街道居然有90多家上市公司。這些讓你看了很震撼。深圳的創新實際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創新，所以深圳是中國的“硅谷”，像硅谷一樣是民間創新，它的熱度是從民間自發的創新。

回到你剛才的問題，我認為在中國，一個是政府為民間創新營造環境。各地那么多的高新開發區，那么多的創新中心，反映了各地政府對創新的態度。這是件好事。但是，創新歸根結底是企業的事情，政府代替不了企業，光靠政府一頭熱也不行，不然搞了半天開發區，沒有那些創新企業是不成功的。像我剛才講的粵海街道，居然有那么多創新企業在那里。深圳地方政府被認為是服務型機構，企業是跑在前頭的。

創新很大程度源自民間的創新文化。所以，創新文化也是至關重要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先生所著的《大繁榮》提出了與創新有關的新觀點。這本書里他揭示了一個原理，創新可能和制度、政策沒太多關系，主要是價值觀和文化。

他認為大范圍的創新活力只能由正確的價值觀激發，比如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會點燃草根經濟的活力。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示。

我國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積極推動企業的創新。我們講創新是以企業為主體的，政府積極營造企業創新的環境，不能本末倒置了。創新歸根結底是自下而上的這種熱情。

問：企業家才是創新的英雄，是草根創新的涓涓細流，匯聚澆灌創新的土壤。

宋志平：我大學畢業的時候讀過一本講美國企業英雄的書，那本書的名字是《企業英雄》。當年美國西部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創新英雄——企業家。他認為當時開發西部的時候，去了很多西部的牛仔。他們是那種富有犧牲精神、冒險精神的人。同時，還去了很多女士，她們都是獨立性很強的女孩，后來這些女孩子們都變成了英雄的母親，因為他們的二代繼承了父母的創新創業基因。

深圳也是這樣，我就在想，改革開放以后，實際上很多內地人跑到深圳，都是那種有拼搏精神、有冒險精神的人去了，其中很多人留了下來，現在他們的孩子又長大了。所以深圳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有創新基因的，包括當年的上海也是移民城市，是人們打拼天下的地方，容易形成這種創新的文化。

創新文化是根本

問：正如《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弗里德曼所說，你們中國人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有一招兒你們沒學會我們就不怕，那就是美國民間的創新能力、創新文化。像以色列、日本、瑞士、美國等國家正因為都有創新的文化土壤，所以成為創新的國度。

宋志平：我前年去了以色列，對以色列體會很深。以色列這個地方的猶太人經歷了1800年在全世界的顛沛流離，作為一個流浪的民族，他們這種生存的要求特別強烈，他們的適應力、創新精神、拼搏精神特別強。所以以色列這么一個800多萬人口的小國家，現在是創業的國度，大量的新技術是從這個地方產生的。因為以色列國土面積小，不可能搞很多大企業。怎么辦呢？他們就搞了很多初創公司，把初創公司作為產品帶著技術一塊賣給美國、中國等國家。

以色列的大學里的老師可能開著幾家公司，學生也都在開公司。這種創新創業的熱潮、熱度非常高。所以丹·塞諾、索爾·辛格寫了本書叫《創業的國度》，專門講以色列是創業的國度。“彈丸之國，驚世能量”。對我們很多城市的啟示是，可能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建一些創新中心，更重要的是要營造創新創業的文化。首先要有創意，然后創新、創業，這些是連在一起的。

中國人其實創造能力是很強的，凡是能夠編童話故事、神話故事的民族都有一定的創造力。像我們寫的《西游記》《封神演義》等等，都是無中生有的，講變、變、變的東西。英國人寫的《哈利·波特》，這是暢銷全球的魔法故事。其實這些東西不要小看，都是創意。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文化至關重要，我們應該是有這種文化，認真思考如何激發大家的創新熱情、保護大家的創新熱情，宣傳這些創新創業的英雄。只要有一個創新榜樣出來，大家都愿意學習。我覺得這方面特別重要。

問：您的《問道創新》那本書提到費爾普斯之問。他曾提出一個擔憂：中國現在亟待進行高速的本土創新，但是到底中國是否有這樣的文化能夠去推動大規模的本土創新呢？

宋志平：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要讓創新文化根深蒂固，我就想講講我們的教育。這么多年的教育體制，尤其是應試教育對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影響很大，影響了我們創新的熱情。過去家長對孩子的要求就是讓他循規蹈矩，沒有突發奇想的空間。實際上孩子的好奇心等等就是創新的最初的動力。我們應該從教育入手，支持孩子們有好奇心，支持他們能夠大膽地假設。

問：包括提問題。中國家長喜歡說“這次你考了多少分、排第幾名？”，以色列的家長會問“今天在學校向老師提了什么好問題？”

宋志平：能夠質疑、能夠提問，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創新，是最初產生創意的思想基礎。當然，這也不只是孩子們。其實包括在單位里面，也應該支持員工的創新思想。推而廣之就是創新文化的建立。我們現在也是在積極營造支持創新的文化氛圍。

費爾普斯先生還講到了草根創新。他認為大企業創新能力不夠，創新主要靠草根創新，也就是咱們講的民間創新。從美國來講，當年的Facebook、微軟、蘋果等等，其實大多是草根企業做出來的。

德魯克先生認為，確實很多創新不是大企業主導的。比如說美國在汽車時代，美國鐵路公司都造汽車，結果沒造出來，造得好的是福特。航空時代這些汽車公司一股腦都去做飛機，真正做出飛機來的是波音和麥道，而不是汽車公司。同時他認為像美國的強生、3M等公司，一路也在創新。

這里面就牽扯到了持續性創新和顛覆性創新的問題。其實大企業往往在做的是持續性創新，一直研究怎么把東西做得更好，但是顛覆性創新往往是民間的創新。比如說咱們現在講電動車。這個電動車是特斯拉做的，它原來不是大企業。特斯拉做電動車就顛覆了汽油汽車。汽油汽車廠家的持續性創新就是一百多年來不停地改進汽油汽車的質量、降低燃油消耗、提高舒適度等等。電動汽車的出現屬于顛覆性的創新。

問：對，其實在中國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有些國有企業，它們往往有創新的資源匯聚能力，但是創新動力卻不足。民間有創新的熱情，但是又沒有創新的資源聚集能力，這兩者似乎是一組矛盾。國企和民企創新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發揮企業骨干的創新創業熱情？

宋志平：實際上國企和民企在創新上有所分工。拿我們央企來講，實際上國家的航天航空等大規模的創新都是由國企這些大企業來進行的。這些企業的創新是要解決國家的戰略性問題，屬于關鍵性和前瞻性的創新，可能不是那種像我們講的民間的創新方式。

另一方面講，大企業原來都有自己的主業，它們會比較多傾向于主業的持續性創新。煉鋼的研究煉鋼，做水泥的研究做水泥。所以它們很難去做一個新的業務，而且大企業往往有機制上的問題，船大難掉頭。

民間的創新恰恰可以彌補這種不足，民間創新沒有太大的包袱，它在市場上成功，就是一個好的創新。民間創新的缺點是缺少資本，但是我們會看到由于資本市場的介入，使得這些創新的資源問題迎刃而解了。這就是今天為什么很多民間創新的年輕人，迅速成了企業英雄。他們在資本市場迅速成功，募集了資金，調過頭來支持創新，迅速變成一個獨角獸企業。

如果民間的企業沒有資本介入，基本上是沒有能力創新成功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美國的創新繁榮主要是雄厚的資本市場支持創新。我們現在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的資本市場在大力支持創新。這一點解決了草根創新、民間創新的資源從哪里來的問題。

現在資本市場包括科創板、創業板等等發揮了很大作用。比如寧德時代、邁瑞醫療等上市公司有很高的市值，資本市場認同這些創新企業，這些公司從資本市場融到資后去搞創新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與資本融合，

激勵產生更多獨角獸企業

問：始于創新，終于資本。如何激勵更多的獨角獸企業？您如何看資本市場的趨利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宋志平：我們現在認識到了資本市場和創新的關系。2020年公布的胡潤全球獨角獸榜，美國以233家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榜企業數量較上年增加30家。中國以227家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位居全球第二，上榜企業數量較上年增加21家。中國與美國僅差6家而已。

所謂獨角獸指的是成立10年內，市場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企業。中美兩國獨角獸占全部獨角獸數量的八成。中國的獨角獸主要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北京市去年年底的獨角獸達到了93家，是全球獨角獸之都。杭州有個基金小鎮，居然有四五百家基金公司，極大地支持了創新創業。資本市場對于創新創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問：我們采訪中遇到一家創新企業叫立康醫療系統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位北理工大學的博士陳立根據患者自身腫瘤基因突變去設計個性化疫苗，激發主動免疫反應殺傷腫瘤，因其準確率高、副作用小的特點在國際醫藥研發領域領先。

但是個性化治療的腫瘤新生抗原療法，不是傳統大型藥企的主要戰略方向，又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和深耕細分領域的研發風險。面對這樣有一個初創期、成長期和成熟期研發周期的新技術，很多風投并不看中。PE風投更喜歡三五年可以套現的項目。

這導致企業沒有長遠考慮，投資不重視創新。所以這樣的創業企業就面臨很大的研發資金的困擾。您認為資本市場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機制，能跟這些創業企業對接起來，激勵它們能夠在研發路上走下去？

宋志平：資本市場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資本市場。我們A股大概有420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在香港上市的和美國上市的這些中概股，我們可能有五千多家，這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第二個就是靠這些私募基金。企業上市之前的培育主要靠這些基金來支持。我們國家這方面力量薄弱，如果折合成人民幣大概只有15萬億左右，美國大概有100萬億人民幣。這塊我們也在發育，比如股權投資市場。有的基金欲求短期變現，但也有的基金會支持長期的創新。雖然風險大，但是將來獲益也會大。

你剛才講的這個例子，也提醒公司的這些創業者們，要把故事跟更多的投資者講清楚，想辦法能讓投資者腦門發熱，能夠描繪一個可以信任的未來。

作為一個創業者，一是要扎扎實實做事；二是要把故事講清楚；三是要懂得吸引投資者。

問：像現在資本市場科創板、創業板、新三板各個方面不同層次，再加上注冊制，我感覺到現在科技企業IPO的報備也很多了。您可不可以預測未來這幾年我們上市公司里的創新企業會有一個飛躍式的發展或者是資本和技術最好結合的周期要開始了？

宋志平：是。我覺得從這兩年來看，尤其是科創板在上海成功落地之后，去年整個A股募集資金大約4800億元，僅僅科創板就募集了2200億元。所以創新企業的募集資金占整個募集資金的量是很大的，主板募集的資金其實也有不少是科技企業募集的。

現在資本市場大力支持有科技含量的新技術、新產品，從未來來看，科技型的企業和資本的結合一定會更加緊密。就像剛才講的獨角獸一樣，其實獨角獸是創新企業和資本結合的果實。中國獨角獸的數量會越來越多，獨角獸數量的增長意味著我們的創新和資本市場的結合度越來越高，也就是得到資本市場認同的創新企業會越來越多。

問：有沒有這樣一個機制。比如說中國建材這種大的企業，能聚集資源的大企業，能不能像麻省理工那個模式，建立一個產業聯盟或者協同創新中心，讓那些沒有資源的創新小企業能在這個公共平臺上一起去做創新的事？

宋志平：其實現在大型央企也在和民間的科技公司合作。這個也是創新的重要途徑，大企業有一定的資源，民間企業有一定的科技創新精神。比如說中國建材的碳纖維，是和民營高科技公司合作的。連云港一家民營企業有技術，而中國建材有研究院，有雄厚的制造基礎，關鍵還有資金實力。這個碳纖維的技術來源實際上是民間企業，再加上大企業的支持，聯合起來共同來做。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現在做到全國第一，同時榮獲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現在中國的大飛機、航天器等都有在采用。包括學校也一樣，過去我們老講產學研，創新的平臺應該是開放的。像麻省理工學院的全球產業聯盟連接著1700多家創新型初創企業和260余家聯盟會員企業，架起了創新源頭和產業轉化間的橋梁。

我們的清華、北大等大學也應該有一樣的聯盟，并且是個開放的平臺。我們的大企業實際上也應是開放的平臺，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合作。創新實際上是個開放系統，不能關著門自己來做。

激發多種創新模式交織交融

問：從國家層面上更重要的是創新的生態，如果說你單純地講技術創新，它很難走得更遠。您怎么看技術、科技的創新和其他創新體系的融合？

宋志平：科創板的設立是資本市場的制度創新。由于這樣的創新，帶來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支持了這么多企業進行創新。我們大的環境的改善、一些政策的出臺、一些新制度的設立，實際上直接關乎企業的創新。企業創新不是孤立的，不是在真空中去創，所以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出臺適應企業創新的政策，并不斷在制度層面進行完善和提高，這對企業創新來講至關重要。

問：一直以來，我們喜歡強調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工業產品中國的產量居全球第一。目前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但是我們卻無法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穩定性。國外稍微一卡脖子，我們就整個鏈條波動震蕩？工信部原部長苗圩說，我們仍是世界制造的第三梯隊，成為制造業強國還需要30年。您怎么看？

宋志平：目前我們的制造業更多是在做系統集成。當然我們的產品也供應了很多國家的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也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由于西方個別國家對我們技術“卡脖子”，搞技術脫鉤等等，確確實實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當然，如果繼續做下去也會損害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科技是值錢的，如果技術長期不賣，這些科技公司可能也無法生存。反過來講，透過這場技術封鎖“卡脖子”的教育，我們都應該有深刻的反思。

問：對自身技術的薄弱現實認識更清晰了。很多關鍵技術必須依賴自主創新。目前電子產品里大量需要的電阻、電容電感，需要從日本等國進口；機械產品里對環境有較高要求的高端螺絲、液壓設備、泵油缸、馬達等核心產品都需要進口；再比如軸承主要份額在歐洲。

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自主創新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我們仍處于跟隨和模仿階段，世界裝備制造90%的知名商標的所有權掌握在發達國家的手中。

宋志平：所以我們要彌補這些短板，我們要提倡自立自強自主創新，這次給了我們很大的一個警示。這個時候我們應集中力量，發揮舉國之力，包括民間企業的底層創新，大家結合起來，解決好“卡脖子”的技術項目。只要我們中國人認識到了就能夠做好，當然需要大家持續地奮斗。

我想舉個例子，比如說過去我們講缺芯少屏，關于電視機、手機的屏幕，過去我們做不了，都是韓國、日本去做。但是今天通過技術創新、集成創新，我國供應全球的量超過50%。這樣大的一個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屏幕上這塊玻璃，過去主要依靠進口，現在我國都能做出來，包括液晶顯示板兩面的薄玻璃，包括上面的觸摸屏玻璃、高鋁的鋼化玻璃，我們叫金剛玻璃。你看整個手機屏幕實際是四層玻璃，這些玻璃既薄又結實，同時還耐高溫。剛才我舉了碳纖維的例子，碳纖維過去也是外國人封鎖我們的技術，我們現在都做出來了。

還有就是藥用玻璃，過去高檔的藥用玻璃從國外進口。疫情一來怎么辦？外國人不賣了。一些國家大量囤積小瓶子，很多是裝疫苗的瓶子，美國一個疫苗廠去年囤積了2.5億只小瓶子。那怎么辦？前些年凱盛君恒開始做藥用玻璃，2019年通過了各種驗證檢測。去年疫情一出來，疫苗需要這種玻璃瓶，這種瓶子解決了中國一項 “卡脖子”的問題。

通過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只要認識到問題，自立自強，自主創新，慢慢都會解決的。從長遠來講，我們國家應該主動彌補產業鏈配套中不足的短板，這也是我們產業界要意識到的事情。當然，我們也希望還是和全世界的技術能夠聯系起來、聯合起來，實現集成創新，互相借鑒，互相幫助。

問：現在自主創新是很難的，對于中國目前的當下，模仿創新又沒有空間了，是不是協同創新和集成創新，更適合當下的這個階段？如何理解自主創新、集成創新、模仿創新的關系，處理好企業持續創新和顛覆式創新的關系？

宋志平：對于自主創新，有幾種理解。一種是原始的和獨立的創新，這是自主創新。還有一種是集成創新，也就是說把各種創新要素聯系在一起的創新。還有就是模仿創新，技術有所改善的創新，比如我們過去講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我們要把再創新也放在自主創新里面。

所以對自主創新我們可能有更寬泛的理解。其實自主創新也不見得非得關著門完全是自己做出來的。今天企業很難做到一個產品完全是獨門絕活，關著門做出來的。今天我們在做自主創新的時候，并不排斥這種集成，這種互相借鑒、共同的合作。

關于持續性創新和顛覆性創新曾被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描述為創新者的兩難，像今天的汽車企業既要做好汽油車的持續性創新又要做好電動車的顛覆性創新，等于既做矛又做盾，但汽油車和電動車是完全不同的技術邏輯，所以企業里應讓不同專家進行分別的創新，這樣才能把矛和盾都做好。

當然，如果行業被徹底顛覆時，企業要果斷地進行轉型，比如當年數碼相機是柯達發明的，但柯達不愿放棄膠片技術的眼前效益，眼睜睜看著別人用自己發明的數碼技術把自己顛覆掉了。事實證明，企業不重視顛覆性創新將會被顛覆。

因此，我們看到不少汽車公司既做汽油車，也做電動車，甚至還做氫燃料電池汽車，說明企業今天對于創新的高度敏感，沒有人敢掉以輕心，因為大意會失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