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書中寫道：“眾所周知，做出一個決定時，結果比理由更重要。所以我們在做出一項決定時，不能僅僅因為自己有理由、有道理就去做。”但隨后，作者又指出：“可是在事實上，我們往往并沒有真正想好，就做了一個決定，并且也按照這個決定付諸了實施。而事后，出于種種原因，我們會不由自主地給自己編一個理由，從而解釋自己的決策和行動是有道理的。”
在《決策的智慧》中，作者還寫道：“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要意識到，自己給出的理由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最初的原因，而是大腦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而找到的借口。”隨后，作者警告讀者：“以這個理由進一步做決定是很危險的。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的理由所綁架。”
筆者認為，在書中描述的現(xiàn)象，總而言之，就是一種“事后合理化自己的決策與行為”的思維模式。
在這里筆者姑且借用一下丹尼爾·卡尼曼所提出類似概念“因果性偏好”的名稱，將其稱為：“合理化偏好”。
筆者注：卡尼曼在其代表作《思考，快與慢》中提出：“因果性偏好的成因可能和人類與生俱來的合理化天性有關。也就是說所見所知的各種事物，都需要有一個說得過去的合理化解釋。”
環(huán)顧周邊的世界，有多少被事實證明為愚蠢的決定與行動，都在事后被決策者（很多情況下同時也是實施者）順理成章地“合理化”了。而這種思維模式給決策與實施者帶來的心理慰藉和所謂“知行層面”的和諧統(tǒng)一感，早已在他們的心智中構建出了一片解決一切難題，規(guī)避一切責任的“舒適區(qū)”。
可以預見的是，抱持著這種“合理化偏好”思維模式的人，會不斷重蹈之前的失敗覆轍和重演之前的一場場悲劇。
但同樣，可以預見的是，抱持著這種“合理化偏好”思維模式的人，是永遠不會覺察到自己是一次次在失敗與悲劇中輪回反復。
原因很簡單，在他們的認知世界中，一切會與既定認知產(chǎn)生沖突的因素都已經(jīng)被合理化地和諧掉了。道理也很簡單，一個人愚蠢的人是永遠不會覺察到自己是愚蠢的，因為發(fā)現(xiàn)自己的愚蠢，是需要很高的智商的。
所以，很多抱持著這種“合理化偏好”思維模式的人，在一次次經(jīng)歷了挫折之后，仍然會勇敢地站起來，然后沿著自己之前無數(shù)次行進的軌跡，無視覆轍兩旁散落的殘骸，繼續(xù)“歡天喜地地制造著悲劇”。
筆者很多年前讀《丑陋的中國人》時，看到柏楊說：“所謂‘閉門思過’，是思誰的過？當然是思對方的過！”當時筆者在上小學，看到這句話覺得這只不過是柏楊又一段語出驚人的clever words。而某一天突然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對人性“合理化偏好”最直白的平鋪直敘。
“復盤”，這一曾經(jīng)的圍棋術語，是越來越多企業(yè)、團隊甚至個人選擇使用的工具與方法。通過復盤，人們能夠很好地回顧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檢驗自己的決策質量，從而提高自己的決策水平。但如果是抱著“合理化偏好”的思維模式來復盤的話，甚至在復盤的過程中再受到“自立性偏差”的影響，那么筆者認為，這個盤，不復也罷。
筆者注：“自立性偏差”：根據(jù)丹尼爾·吉爾伯特研究，出自于我們希望獲得心安理得的本能，人們總是傾向于將好的結果歸功于自己，將壞的結果歸咎于環(huán)境和其他因素。
與“合理化偏好”思維模式相對應的另一個極端則是“反芻式循環(huán)”。也就是人們不斷被過往的失敗與痛苦所綁架，周而復始深陷其中，從而阻礙了創(chuàng)新性的思維。其實，這也是另一種認知“舒適區(qū)”。
在現(xiàn)實中，筆者發(fā)現(xiàn)，當一個人對外部客觀事物（甚至對自己的知與行）抱有雙重評判標準的時候，往往會一方面享受著“合理化偏好”的慰藉，而另一方面也同時經(jīng)受著“反芻式循環(huán)”的折磨。
而筆者認為，如果說“合理化偏好”與“反芻式循環(huán)”是人們認知與決策的砒霜，是鈍化與侵蝕心智的慢性毒藥，而另一種認知舒適區(qū)：“否定問題本身”思維模式，則是認知與決策的氰化鉀，一經(jīng)啟動，則立刻規(guī)避一切問題，立刻逃避一切責任與后果，同時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使用一套辯論技巧的工具，很難挖掘到一個問題底層的答案。很多人，在贏得了一場場辯論勝利的同時，也錯失了一次次認知升級的機遇。
在同一個個體身上，這三種認知舒適區(qū)（或決策陷阱），往往會相繼、同時或甚至交疊出現(xiàn)。
的確，很多人，每天都在重蹈著覆轍，堅定不移，歡天喜地地制造著悲劇。
共鑒，共戒，共勉。
注：文章內(nèi)容為《品牌創(chuàng)新思維與定位實操》課程主講老師趙歐仁原創(chuàng)，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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