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國研中心資環所副所長李佐軍：舊基建不能放棄，新基建潛力大但需提防投資過熱

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年來首次未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

對此，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我們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主要因為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這樣做，有利于引導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穩”“六保”。

不設定具體增長目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經濟增長。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有哪些潛在的動能，如何進一步用好“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新基建是否會成為強刺激政策等一系列問題有待解答。

為此，《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進行了專訪。

▲李佐軍

不設增長目標 可避免用非常規手段刺激

NBD：您對今年宏觀經濟有怎樣的預判？如何理解政府工作報告中不設定具體增長目標的做法呢？

李佐軍：這次疫情帶來的影響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疫情把經濟發展原有的邏輯、經濟秩序整個打亂了，這在歷史上還未曾出現過。

這種沖擊究竟有多大，現在還很難確定，疫情的影響什么時候能徹底結束，也還判斷不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很難預測經濟增長會是什么狀況。

如果今年秋冬季新冠疫情不出現反彈，估計下半年的經濟形勢會好一些。但如果年底還可能出現新一輪反彈，就不好說了。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未設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我比較認同這一做法。現在中央的態度也很明確，“六保”就是保底線，把底線保住就行，疫情形勢好于預期，增長就高一些；疫情形勢如果差于預期，至少也要守住底線，在此基礎上再爭取最好的結果。

如果設定一個增長目標，為了完成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去實現增長，反而可能會給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麻煩和副作用。

NBD：受疫情影響，很多人認為今年可能是最困難的一年。從宏觀經濟來看，您覺得今年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困難？

李佐軍：與過去多年相比，今年確實是最困難的一年，最主要的表現是：從需求端來看，出口和國內消費都受到很大的沖擊，部分投資領域也受到了沖擊；從供給端來看，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有的甚至出現連續幾個月停產歇業的情況。

需求端和供給端都遭受很大沖擊，自然會對整個經濟增長帶來下行的壓力。事實上，多數經濟指標在一季度都出現負增長。

與此同時，今后我們還要考慮疫情影響帶來后續的連鎖影響，包括國際關系、國際格局等變化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比如對出口、引進外資、國際交流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有很多行業都是全球產業鏈的一部分，疫情使得產品零配件的供應也受到了影響，有的企業復工了但是很難達產，很難正常運轉，影響還在持續之中。今后也許還會有更嚴峻的一些挑戰。

此外，還應該關注疫情對金融體系、財政體系潛在的影響。財政帶來的最主要壓力是財政收支存在缺口，債務壓力加大，很多地方政府維持基本運轉的壓力加大。

金融體系最主要是資金鏈的問題。盡管目前我們通過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緩解了一些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企業的效益不能恢復正常，或者說有些中小企業不能正常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帶來的資金鏈問題，會連帶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這是值得特別關注的。

既要加強新基建 又要謹防過熱形成新泡沫

NBD：在“三駕馬車”中，您剛才提到出口受到比較大的影響，那么消費、投資拉動經濟的潛力有多大呢？

李佐軍：因為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所以對外需我們左右不了，當前經濟要維持發展，可能主要得依靠消費和投資這兩駕馬車。

從消費來看，雖然受到疫情沖擊，但還可以想辦法來進行對沖，最主要的是要采取穩住就業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措施，同時再打通一些新的消費渠道，比如網上直播帶貨等。

特別是要讓一些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經營的服務行業盡快復工復產，比如餐飲、旅游、文化等行業。現在有專家建議采取發放消費券甚至直接發現金補貼等措施，對于湖北等地區和低收入等特殊人群來說，我覺得確實不失為一個好招。

投資是各級政府更容易調控也是最能立竿見影的手段。

投資包括幾大塊：制造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服務業投資等，過去我們主要利用的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現在房地產調控政策暫時沒變，那就主要得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它又分為新基建和舊基建。

當前舊基建依然不能放棄，因為我國地域廣大，對一些中西部地區來說，舊基建還有空間，也還有很大的需求，所以這一塊不能放棄。當然更有潛力的是新基建，有很強的現實需求，尤其是疫情暴發之后，整個線上經濟、云經濟大發展，背后需要有相關的基礎設施來支撐。

當然基建投資也不是無限的，還得有個度，做多了、做快了也會有副作用。

NBD：社會也有一些擔憂，擔心新基建投資是一種強刺激政策，您認同這一觀點嗎？

李佐軍：新基建總體來說就是說“三駕馬車”需求側的一部分，它確實屬于刺激政策的一種手段，跟供給側通過技術進步、制度變革、結構優化來進行調整，來提高生產力，不完全一樣。

所以，不管新基建還是舊基建，要是運用過度了，會產生刺激的負面作用，會制造新的經濟泡沫。我們一方面要加強新基建的建設，另一方面也要謹防過熱，謹防形成新的泡沫，謹防出現債務或者金融風險。

需要強調的是，新基建的特點跟舊基建不一樣，舊基建很多靠政府推動，但新基建有很多需要市場化的推動作用，它與企業有天然的聯系，所以新基建投資主要是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然后通過企業對市場的判斷去做，這樣的話就不至于走得太遠。

如果說依靠政府單方面加大投資，不考慮企業狀況、也不考慮市場需求，就有可能出問題，因為即便短期通過投資把GDP拉上來了，它的效益、可持續性，以及帶來的金融風險，都不容忽視。

所以，凡事不能一竿子打死，也不能把它做過頭。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有一種權衡，需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現在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要么擔心新基建投資會成為強刺激政策，要么是覺得可以解決所有經濟問題，這都不合適。經濟上一定是要采取一種平衡的策略，一定要考慮成本收益，一定要考慮不同要素之間的匹配關系，要在合適的范圍內推進。

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更要加碼改革力度

NBD：除了“三駕馬車”之外，您一直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這種新動能來自哪里？

李佐軍：新動能主要是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三駕馬車”以及刺激“三駕馬車”的政策大都是舊動能。新動能主要來自供給端，具體來說主要為三個方面：

一方面是制度變革，或者說改革開放；第二方面主要表現為要素升級，更具體的是技術進步；第三方面就是結構優化，包括進一步推進新型城鎮化，推進產業鏈的升級，建設都市圈等。這都屬于新動能。

當前我們要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就得靠促進技術進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都市圈、推進產業鏈升級等，要大力推進這些領域的改革工作。

NBD：在經濟增長壓力加大的情況下，這些領域改革的推進難度會不會更大？

李佐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對推進改革既有好的影響也有不好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還是好的影響。

很多重大的改革都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時候倒逼出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往往還不會有足夠的改革動力和壓力。正因為經濟下行壓力大，要找到新的出路就必須改革，必須通過改革擴大開放，來調動各種主體的積極性，優化配置資源，形成新的生產力。所以，從我們過去多年的改革經驗來看，很多改革都是在比較困難的時期下決心去做的。

但另一個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大，宏觀環境比較緊繃，改革也會面臨特殊難題。因為改革就會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涉及利益群體的協調問題。在各級財政支出加大的情況下，對改革中一些群體進行正常的補償恐怕很難做到，現在首先要維持運轉、維持生產，很多人會覺得改革可以再緩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改革也會面臨一些新的難題。

NBD：您剛才也提到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您覺得當前經濟形勢下它們如何來尋求突圍？

李佐軍：中小企業的突圍一靠自己二靠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靠自己，首先要把自己的成本控制住，控制成本才能夠延長生存時間。

其次，中小企業也要有底線思維，先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和基本的運轉。

再次，要努力去尋找目前特殊的新機遇。當前也有幾個領域很火，比如防疫經濟、線上經濟、網紅經濟等，企業可以嘗試在這些方面抓住一些新的機會。

此外，企業想要生存下來，也要練內功，創新企業的制度，優化管理，提高員工的素質，做好未來的謀劃。眼前可能“冬眠”一下，把準備工作做好，等“春天”來了就可以立馬加快發展了。

而靠政府，就是各級政府要為企業提供各種支持，一方面是政策支持，另一個方面是提供服務。

從政策支持來看，要解決當前中小企業面臨的一系列成本偏高的問題，比如減免稅費，降低融資成本、房租成本、能源成本、人工成本等，圍繞企業生存，必須降低成本，這是企業自身做不了的，需要政府通過政策幫助解決。

提供服務方面，包括信息的服務、法制服務等，比如現在有很多縣長、市長帶貨銷售產品，其實也是在為企業、為市場服務，屬于直接提供銷售服務。各級政府要放下身段，為企業提供實實在在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