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家為什么大量移民？

鄧小平曾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可見在社會主義中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這種政策必然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形成某種制約，并對民營企業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擾。

根據目前的理論，社會主義性質要求公有制必須占據主體地位，從長遠來看，一旦民營經濟發展到超越公有制經濟的臨界點，將面臨什么樣的命運，是個很大的問號。

正因如此，民營企業抱有憂懼，這樣的例子并非少見。在山西煤改中，不少溫商投資的小煤礦被迫關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資遭受損失;擔心有朝一日自己辛苦打拼獲得的財產瞬間化為烏有，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最終失去競爭力。

山西籍民營企業家衛憲法，一個靠自學而在中國鋁礬土行業小有名氣的“土專家”，經過多年積累身價上億。數年前，遭當地民政局官員非法拘禁后致企業易主，億元資產被轉讓。到一定的時候，他們就會尋求釋放這種壓力，對他們來說，移民到那些充分保障私人財產權、私有經濟發達的國家，無疑是個好選擇。

政企分開、依法治企，是市場經濟公平有序的兩個重要保障，但在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中，法制不健全、權大于法、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不完善、稅收過高的現象還大量存在，而這些現象都嚴重地惡化了部分地區和部分行業的市場經濟環境，打擊了企業家的信心，對他們尋求移民擺脫相對于國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尋求海外商業機會起到了重要誘導作用。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后就曾呼吁，給民營企業更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家才不會被“拐跑”。

此外，腐敗現象在經濟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發展能力，也構成了中國企業家“原罪”的一部分，并成為部分企業家“馬失前蹄”的“絆馬繩”。

第一個方面，“裸商”彭林的經歷頗能說明問題。2010年，彭林決定移民加拿大， 其導火索是他的一塊價值過億元的土地，被當地有勢力的高利貸公司看上。后者通過偽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訴彭林，要求彭林償還借款，法院判彭林敗訴， 并且迅速以低價將地塊拍賣給一家與該高利貸公司有關聯關系的企業。上訴、找媒體曝光，一切都無濟于事，換來的是彭林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脅。在失望、 失眠、痛苦、焦慮之下，彭林選擇移民到華人較多的新加坡，并盡可能地把閑錢轉移到新加坡，免得這些錢因為一些不可預料的因素歸零。

第二個方面，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海外融資的種種政策障礙和審批限制，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選擇移民。雖然花費不菲，但企業家在國籍變更后，產品 “出口轉內銷”，能享受到此前難以奢求的“超國民待遇”，有望獲得稅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資渠道更加多樣化，移民對企業主的誘惑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在經濟下滑時期，靠移民爭得喘息機會顯得尤為重要。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為企業上市而移民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同時，在對外開放政策下，中國資本輸出的需求也日益增強。中國已經到了商品和資本兩條腿走出去的時候，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都既是商品出口大國，也是資本輸出大國。

資本輸出的一個最重要形式是企業的對外投資，但是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卻存在諸多限制：一是由于資本賬戶下的外匯管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需要外匯管理部門審批，直接投資方面的審批政策不斷放松，但仍存在不少限制，而金融投資則受到嚴格管理;二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項目需要相關部門核準，在時間、獲批性上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在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中國資本急需在全球尋求投資機會，而上述兩個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企業在境外尋求投資的機會，造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通過移民來規避限制。如果制度不改變，隨著中國資本輸出的需求日益增強，企業家移民的人數也將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