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虧損193億日元,10月31日,這是索尼集團總裁兼CEO平井一夫,在2013財年第二季度(截至9月30日)交出的成績單。索尼也因此將2013財年的全年盈利預期,從7月預計的500億日元,大幅下調40%至300億日元。
平井一夫2012年4月上任以來,索尼的財務狀況,一度表現出“復蘇”的跡象。在連續四年的收入下滑和巨額虧損之后,2012財年(截至2013年3月31日),索尼實現銷售收入68009億日元,同比上升4.7%,并實現了430億日元的凈利潤。而2011財年,索尼凈虧損4567億日元。
2013財年,索尼的反彈趨勢似乎仍在延續。一季度,索尼運營利潤為364億日元,相比上一財年同期的63億日元增長301億日元。平井一夫,幾乎已經開始讓外界相信他具備力挽狂瀾的能力。
但就在平井一夫的改革初見成效之時,索尼2013財年二季度的財務表現,又讓這個商業帝國的復興之路蒙上陰影。二季報公布后,索尼的股價下跌了11.1%,市值蒸發20億美元。
顯然,這家昔日的全球消費電子巨頭,仍在為它所錯失的歷史機遇買單。并且,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之中,新的挑戰還在不斷繼續涌現。而能否重新崛起,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索尼能否直面自身的“硬傷”,作出艱難而痛苦的調整。
正因為如此,對于平井一夫來說,重振索尼,可謂“任重而道遠”。
未完成的“拯救”
自2008財年出現989億日元的虧損后,索尼便陷入虧損泥潭。之后的2009、2010以及2011財年,索尼分別虧損408億、2596億以及4567億日元(約合57.4億美元)。其中,2011財年的歷史性巨虧,將索尼逼到了風頭浪尖。
連續4個財年的虧損,頂著巨大壓力,平井一夫在2012年4月1日正式接替霍華德·斯金格,出任索尼集團總裁兼CEO,開始了他對于索尼的拯救。
實際上,對于索尼的拯救工作,早在斯金格時代就已經開始。遺憾的是,這位索尼歷史上的首位“洋帥”,并未能讓索尼重塑輝煌,反而在他執政期間內出現了歷史性的巨虧。
在斯金格接手之前,索尼就已盡顯疲態:曾雄霸天下的WALKMAN被蘋果的iPod輕松逆轉;憑借Playstation,索尼一度主導的全球游戲機市場,最終也被任天堂的Wii和微軟的XBox一步步蠶食;就連索尼最引以為傲的電視機業務,也被三星和LG趕超。
為了重新激活這個疲態盡顯的商業帝國,沒有任何技術背景出身的霍華德·斯金格,在上任后立即提出了以電子、娛樂、游戲三大核心業務為中心,試圖“通過內容來拯救技術”,并且,斯金格還打破了日本終身雇傭制度,進行了裁員。在經過有效管理和持續改革后,索尼2007財年實現凈利潤近37億美元,創下索尼歷史上第二高的記錄。
在完成底層人員結構的重組后,斯金格希望借著這股勢頭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即將市場部門、軟件開發以及其他產品的生產整合為一體,以打破索尼各個不同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
但面對內部結構“山頭林立”的索尼,斯金格并未能在與土生土長的日籍高管博弈中占得先機,除裁員工作進展順利外,其他涉及公司核心的結構變革,均進展緩慢。同時,全球金融危機、日本大地震、黑客攻擊事件、泰國洪水等不可控因素,也客觀上阻礙了他對于索尼公司變革方案,讓這位索尼“洋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縮減開支,減少損失等防御性措施上。
“在斯金格時代,索尼如果可以順利完成改革,就不會變得如此被動。當時,蘋果、三星等巨頭還沒有完全確立市場地位。”帕勒咨詢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認為,當時還存在很多“翻身”機會,市場還給索尼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依靠之前累積的資本、技術實力,索尼原本有機會與蘋果、三星等企業“掰一掰手腕”。
斯金格曾經表示,“在數字技術上,我們曾經遠遠領先于蘋果。如果一早就找準了方向,那么,現在市場的主導者將是索尼而不是蘋果。我們的網絡化產品的運作模式顯示,我們當時仍停留在舊索尼時代。完全沉浸自我的索尼,忽視了消費者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變化。”
平井一夫“新政”
霍華德·斯金格的改革,并沒有給索尼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反而在財務數據上每況愈下,索尼方面自然希望通過上層人事結構的調整,讓更具闖勁的實力派領袖,來帶領公司重新振作起來。
平井一夫,此時進入索尼董事會的視野。他精通IT技術,重視內容創建,并具有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所主張的“將娛樂內容與一系列硬件產品平臺相聯系”,似乎為索尼在互聯網時代指明出了一條追趕蘋果、三星等強勢競爭對手的道路。
上任之后,對于那些已經過時、廉價、附加值又低的產品,平井一夫將其逐步剝離,并對公司進行大規模的裁員。平井一夫認為,醫療是未來的核心業務,索尼在此領域占有有利位置。在傳感器、信號處理、光學透鏡、顯示設備領域,索尼有大量創新,可用在胃鏡、X射線診斷設備及超聲波儀器等設備上。
同時,為了強化索尼的執行力,平井一夫還高調打造“一個索尼”,對索尼的組織架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加強對索尼集團各項業務板塊的把控,各個業務板塊的負責人直接向平井一夫匯報。
為了推動核心的電子業務的增長,索尼總部將原來的“消費產品及服務”、“專業及部件解決方案”兩大業務集團,分拆為十大二級集團,具體來說就是:數碼影像、游戲和移動三大板塊。此外,索尼音樂、索尼影視娛樂和索尼金融控股等部門,依然保持為獨立的業務。
對于索尼最為核心的電視機業務,并沒有被平井一夫列在上述整改計劃之中,而是由他親自掛帥,在生產上依托代工的方式輕資產運行,徹底退出液晶面板業務,全力攻占OLED從而搶占下一個技術制高點。平井一夫的一系列措施,讓索尼電視機業務的運營成本開始不斷降低。
不難看出,平井一夫的整體戰略思想,與前任霍華德·斯金格有著諸多相似的軌跡:注重控制成本、致力于企業內部的結構重組、提升索尼制造以“產品”為中心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平井一夫的施政策略,只是根據周圍環境變化而對斯金格的整體戰略進行微調。
“平井一夫的改革,在本質上并沒有比霍華德·斯金格高明很多,只是因為外部環境惡劣,逼得索尼內部可以認真貫徹執行他的施政方針。”夸父企業管理咨詢機構首席顧問劉步塵表示,在他看來,索尼并沒有抓到擺脫虧損的核心。
而一位夏普內部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包括夏普、索尼在內的日系電子巨頭,目前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它們還是以技術為導向來設計產品,對于用戶需求的考量,落后于韓國甚至中國的企業。而在互聯網時代,如何做好用戶體驗,才是在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力量。
索尼財報數據顯示,雖然索尼擁有諸多業務,從消費電子到金融再到娛樂影視,并且這些業務幾經拆分重組,但包括電視、電腦、手機、數碼相機等在內的消費電子,始終是重中之重,占據了其銷售收入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不過,恰恰是這些索尼的傳統優勢業務,拖了索尼的后腿,反倒是金融和娛樂影視等,支撐著整個公司的財務數據。2012財年,索尼游戲和相機部門運營利潤,分別為17億日元和14億日元;電視和音響部門,虧損了843億日元;盈利能力最強的,反而是金融服務和電影,運營利潤分別高達1458億日元和478億日元。
在連續虧損四年之后,平井一夫剛一上位便實現“扭虧為盈”,似乎釋放了一個積極的信號。不過,索尼2012年的“扭虧”,依然更像是財務處理的結果。當期,索尼以7.3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旗下的化學產品業務,以12億美元和11億美元分別出售了東京、紐約的辦公大樓。此外,它還以4.7億美元的價格,出售游戲公司DeNA 13%股份。
“贏了財報、輸了業績。”這是平井新政在2012財年的真實寫照。
重塑“一個索尼”
在平井一夫的新政中,索尼會將全部力量聚焦于三大“支柱”業務——移動、數碼影像和游戲上。不過,索尼所瞄準的這三大市場,目前均已形成穩定的“寡頭”局面。
移動業務上的蘋果與三星,數碼影像業務上的佳能與尼康,游戲業務上的微軟與任天堂,索尼在每條核心業務線上,均要與行業內最強勢的對手來競爭市場,其壓力可想而知。
在平井一夫最為看重的移動業務上,平井一夫將索尼定位于“爭奪第三”。在他看來,蘋果與三星“雙寡頭”的市場地位,暫時難以撼動,相比從蘋果與三星“虎口拔牙”,索尼“爭奪第三”的戰略更為實際。市場調研公司IDC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索尼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排名第四,市場份額為4.5%,而三星和蘋果的合計市場份額,則超過了50%。
但在“爭奪第三”的比賽中,索尼要面對競爭對手,同樣多如牛毛。以HTC、摩托羅拉、諾基亞為代表的國際品牌,甚至華為、聯想等中國品牌,都在窺探“第三”的寶座。相比于競爭對手,索尼在歐洲、日本這些“次戰場”中表現極為活躍,反而在中國、美國這種“主戰場”表現一般。在美國CES2013消費電子展上,索尼發布了XperiaZ全新旗艦智能手機,該手機在日本上市首周便拿下銷量第一的寶座,日本運營商吹捧其為“iPhone殺手”。但在中國市場上,索尼并沒有得到消費者的充分認可。在深圳華強北的手機商販眼中,索尼的手機盡管外觀工業設計精美,但在營銷推廣力度和角度上,均落后于競爭對手。
“我是不會輕易為索尼的手機開模做配件的,因為它在國內一直都上不去量。相反,為華為、小米這些品牌開模做配件,都比索尼要賺錢。”一家華強北做手機外設的商家,如此對記者表示。
實際上,三星、HTC等手機品牌,依托著安卓系統發動“機海戰術”,迅速鋪貨占領市場。跟21 世紀初功能手機的“紅海競爭”相似,智能手機已越來越趨向同質化和標準化,即手機制造逐漸從一個設計產業轉變為一個組裝產業。“蒙上手機的logo,其實大家在操作手機時并沒有感覺到有本質上的不同。”迅雷COO黃芃,如此評價目前的手機同質化現象。
相比于HTC、諾基亞等競爭對手,索尼是少數涉及多個電子消費領域的公司,因此,若想在日趨同質化的手機
市場上脫穎而出,充分發揮多業務線的協同優勢,是索尼翻身的最大利器。索尼中國公司總裁栗田伸樹曾多次表示,要增強電視與移動設備的連接性能,為用戶帶來智能化體驗。
但由于歷史多年沉積,目前的索尼內部依然“山頭林立”。霍華德·斯金格的改革終止于索尼內部頑固勢力的“阻撓”,而平井一夫的“一個索尼”戰略,也會面臨同樣的挑戰。
對于索尼內部錯綜復雜的結構,創維集團總裁、彩電事業本部董事長楊東文深有感觸,每次與索尼、夏普這些日本企業接洽談判都極為痛苦,由于各個部門均各自為政,導致在談判的過程中都很難找到合適的對接人。“談到最后,有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日本那邊是誰負責這個事情,從決策到最后執行的過程,太漫長了。”楊東文如此對本報記者表示。
“好在,平井一夫之前的業績,已經可以讓他在董事會中拿到更多的話語權,并且,頑固派所堅守的領地已經不再賺錢了,也很難在索尼原有的業務上獲得太多既得利益。”羅清啟認為,相比于斯金格時期,此時的索尼已經沒有太多既得利益供頑固派來保護,平井一夫的改革會比前任順暢很多。
但這樣的內部“和諧”,對于索尼來說,似乎已經來得太晚了。
無法回避的硬傷
如果說,一定要有外人為索尼的沒落負責,那么,蘋果、三星顯然責無旁貸。
對于索尼來說,蘋果發動的是一次典型的“破壞性創新”——以iOS系統為基礎來打造自身的生態鏈,從而打通軟硬件之間的壁壘,并形成自己的商業體系。而在與蘋果最初的角逐中,索尼就已經顯露出對于互聯網這種新生事物的“恐懼”。
雖然,索尼預見到了數字音樂時代的來臨,卻遲遲不愿著手轉型,因為數字音樂模式,將破壞掉索尼原有的唱片、影視等產業結構,這是索尼的頑固派所不希望看到的。而這卻客觀上為蘋果iPod一舉取代了WALKMAN留下了機會窗口。
更讓索尼意想不到的是,它苦心經營多年的數碼相機、攝像機、導航設備、電視機等數電子產品的功能,現在,已被全部集中到智能手機之中。可以說,一部iPhone的火爆,幾乎沖擊了索尼所有單一功能電子產品的銷量。
“因為索尼就是制造出身,不具備互聯網基因,打造智能系統的生態鏈,并不是它的專長。”劉步塵說,“索尼真正讓人痛心的是,沒有在硬件上進行全產業鏈布局。”而與索尼形成鮮明對照的,便是三星。
以三星在手機產業上的垂直整合為例,目前,對于智能手機的眾多關鍵零組件,從液晶面板,到CPU芯片,再到存儲芯片,等等,三星都擁有生產能力。如今,三星不僅通過賣手機賺錢,零部件也為其源源不斷地輸送利潤。甚至,三星最大的競爭對手蘋果,其實也是它的第二大客戶,iPhone和iPad的主要配件(包括CPU、存儲芯片和顯示器等)都采購自三星。
這樣的邏輯,在三星的電視等業務板塊也同樣適用。相比于三星的全產業布局,索尼的業務板塊幾乎都集中在終端領域,對于上游產業鏈的涉足并不多,直到2006年才以合資方式與三星聯合開發第八代TFT液晶面板生產線,而索尼電視機業務的連年虧損,也與其對液晶面板等上游領域的掌控力太弱有著直接的關系。正因為如此,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常常以索尼在電視機領域的失意為“反面教材”,立志將TCL打造成為像三星、LG一樣的具備全產業鏈能力的企業。
索尼集中在終端市場的業務結構,使得其抗風險能力極其薄弱。一旦在終端消費市場受到冷遇,它將很難快速調整供應鏈來適應市場需求。換言之,如果沒有消費者來購買三星的手機和電視,但三星依舊可以通過向其他企業輸送上游核心零部件來獲利;如果沒有消費者來購買蘋果的iPhone,蘋果也可以通過iOS的生態系統來持續性獲利;但如果索尼的產品在終端市場上受到冷遇,這家公司將很難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
對于如今的索尼來說,挑戰蘋果和三星,還不是現實的目標。如何應對互聯網對電子消費品的沖擊,才是更緊迫的任務。因為,互聯網已經讓整個電子消費終端品牌推廣扁平化,索尼通過幾十年建立的終端品牌壁壘,正在被互聯網新貴們輕松切入。以手機和電視為例,一個互聯網品牌,只要找到合適的代工廠合作,便可以通過網絡營銷的方式,將產品輕松推向市場。
以中國市場為例,那些打上互聯網烙印的電子消費品終端,正在越來越受到了市場的追捧。2013年7月,樂視TV的首次開售,就實現了49分鐘售罄1萬臺的紀錄。而小米手機的每次開售,似乎都可以引發粉絲們的搶購熱潮。
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市場之中,平井一夫和索尼,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