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我參加了一個小組討論,與來自英國皇家郵政(Royal Mail)、德國能源公司Eon以及寶潔(Procter & Gamble)的高管就創(chuàng)業(yè)精神進行了一番探討。每個人都講到自己的公司如何積極倡導這種精神,如何鼓勵管理層像創(chuàng)業(yè)家一樣思考,如何不避風險等等。只是我對此一個字都不信。他們的論調讓我聯(lián)想到,年邁的牧師在舞池中試圖俯身與孩子們一起跳舞——有些令人尷尬而又極其無效。
這符合資本主義的本質:盡管擁有各種資源,但大公司無法復制創(chuàng)業(yè)家所做的事。那就是為什么由創(chuàng)始人運營的小公司往往更有創(chuàng)新力,而機構式的大公司本質上傾向于保守。
多年來,各式各樣的管理顧問、學者和作家通過充實“內部創(chuàng)業(yè)”是一項可行策略的錯覺,賺取了不菲的利潤。然而,成熟公司主要關心的,幾乎一貫都是保護既得,而非不惜代價追求增長。這種與生俱來的保守優(yōu)先——美其名曰理性思考——阻礙了能夠創(chuàng)造新機遇的激進行為。有哪位經理真的愿意用升遷的機會冒險來徹底調整?并且在沒有冠軍的情況下,誰愿身先士卒,挺進未知的領域?
大公司有種文化,即懲罰失敗比獎勵成功更多。他們可以變得如此沉迷于辦公室政治,乃至沒有多余的精力或樂觀情緒去做真正的實驗。他們的這種等級化、集權化傾向意味著,原創(chuàng)精神和首創(chuàng)精神遭到扼殺成了理所當然之事。也許第一眼看上去,很多新的嘗試似乎是危險或者愚蠢的,并且容易被官僚作風腐蝕,于是這種默認狀態(tài)就成了慣性。
真正的企業(yè)家是為他們自己做事的,不在雇員世界的心理舒適范疇內。我不責怪那些聰明睿智、雄心勃勃的個人選擇為跨國公司、律師事務所、銀行等等機構工作。他們在那里可以收獲安全感、不錯的薪酬和地位——也許還有能夠指使幾百名員工以及影響巨額預算的權力。所有這些都比成為獨立人士要付出的犧牲和不確定感更安全,或許也更吻合父母及同伴對中產階級的期待。
然而,追求自由與夢想的渴望具有強大的驅動力,任何擁有它的人都無法拒絕。因此,當冒險的欲望變得無法抗拒時,他們最終會舍棄業(yè)已成熟的機構。
當然,大型機構也有大量的突破案例。重要進步經常發(fā)生在國立大學的實驗室及其他研究機構。例如,3M公司夸耀自己允許科學家投入15%的精力研究發(fā)展型項目,它還有一項著名舉措——將報事貼作為一項內部發(fā)明向市場推出。
先鋒派一般都是那種期待因勞動成果而獲得認可的個人。但是,大量分發(fā)股本以獎勵負責企業(yè)風險投資的員工,這種方式充滿了陷阱。嫉妒之情油然而生,突然之間,所有相似級別的人都期待獲得同等待遇。因此到最后,所有者為了挽留那些每周才露一次面的人,只好忍受稀釋之痛。
Virgin的理查德•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聲稱,他讓自己的音樂業(yè)務保持創(chuàng)造力的秘訣,就是不斷允許新唱片公司脫胎而出——每家公司的雇員都不超過200名,都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和標識。那是20年前。如今可能會困難一些:創(chuàng)業(yè)變得更流行,互聯(lián)網讓融資額大幅降低。
偶然,企業(yè)家也會變節(jié),轉為企業(yè)團隊的忠實成員。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會逐漸厭倦大公司的生活,一旦賺足收益就即刻退出。他們的叛逆性格不適合這種公司文化;他們更樂于從外界對現狀發(fā)起挑戰(zhàn)。由此,新公司升起,老公司衰落,車輪如是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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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管理著私人股本投資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擔任英國皇家藝術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