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們給2009年的中國鋼鐵行業選出一個最重要的關鍵詞的話，這個詞一定是“產能過剩”。無論是國家公開的“大數據”還是行業或者企業內部的“小數據”，都明確無誤地顯示這個產業在金融危機之后的過剩產業狀態。為了避免產能過剩可能帶來的低效率和產業環境惡化，國家多次表示要對鋼鐵業實施結構和產能調整，最明確的聲音來自工信部有關領導在2009年8月份的一次講話：“鋼鐵企業無論項目好壞，均不得上馬！”然而僅僅幾個月后，2010年1月8日，寶鋼集團麾下的八一鋼鐵公司就宣布將在新疆某地投資100億元建設煉鋼廠。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是什么力量使得寶鋼集團敢于“頂風而上”呢？一時間，種種猜測紛沓而至。
究竟隱藏著什么秘密，我們暫無從考證。但是，透過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我們也確實能夠發現市場經濟下各種利益之間的權衡取舍所帶來的一些思考。
首先，從政府職能看，如何把握宏觀整體利益與市場經濟微觀主體利益之間的協調權衡，確實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命題。經濟學家們常把這種微觀個體行為損害宏觀利益的現象歸為“負外部性”，并認為，一旦出現負外部性的話，政府必須發揮宏觀調控職能，但究竟怎么發揮，經濟學理論并沒有給出很明確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問題：一旦微觀個體不服從宏觀調控，政府是不是只一個“罰”字了得呢？
其實，微觀個體也有它的道理：我們不是要搞市場經濟嗎？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什么？當然是“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說允許個體（其實是激勵個體）追逐個體利益是整個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基礎的話，那么政府就應該充分尊重這個基礎。這么一來，政府確實也很為難：當個體的負外部性影響到他人或宏觀經濟整體利益的時候，難道政府應該無所作為嗎？顯然也不是，于是，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另外一個層面：政府到底應該是用什么手段來發揮自己的職能？
很多早期經濟學理論把政府職能含蓄地界定在“強制性手段”框架內，包括法律、法規等，直到科斯把市場手段納入進來，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注意到政府職能的市場手段。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仍相信，政府通過實施市場手段來發揮其職能的難度太大，難以實現。然而現實卻不會顧及難度問題，它只承認事物的本質。
這次寶鋼“頂風建廠”事件恰恰就反映出政府職能的市場手段缺失問題，工信部領導的講話無疑是政府釋放信號的方式，信號釋放完了，政府有什么跟進的手段嗎？很遺憾，我們沒有看到，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的政令縫隙，說白了就是現有制度的漏洞。過去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部門的一個暗示足可以威懾所有相關個體，但現在是市場經濟，僅僅有暗示或者口風是不夠的，更需要手段，尤其是市場手段。比如當初國家可以出臺相關削減產能的激勵政策，或者干脆明確約束的條件，也許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令很多人尷尬的事情了。
其次，從地方政府需求看，這次寶鋼建廠背后也存在著另一種聲音：支持地方經濟發展。這實際上是一種相當“古老”的聲音。當初，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很多企業都是在支持地方經濟建設的大潮中成長起來的，如今，幾乎所有的“大牌”國企、央企都曾經為地方經濟建設做過貢獻，也都從中受過益，那么，這種支持地方經濟的模式是否應該演變成固定模式呢？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當然希望這樣，但是，從宏觀整體看，這并不符合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需求。在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職能是中央政府職能的延伸，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的利益應該是宏觀全局利益的組成部分。因此，各種打著支持地方經濟建設旗號但卻損害中國經濟宏觀整體利益的錯誤舉措，如果不解決，再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也難以發揮作用。
最后，我很想談一談出于寶鋼自身利益的決策問題。記得2008年初，我和上海大學的周洛華教授合寫過一篇論文，主題就是探討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對沖思想運用到企業投資決策中的問題，巧合的是，論文探討的虛擬對象就是寶鋼集團，而更巧的是，當初我們假設的投資金額也是100個億。如今，當我們看到寶鋼真的要投資100億元建一個新廠時，很自然地就想到一個問題：今天的寶鋼是依據什么來決策的呢？
從外部環境看，寶鋼的這次決策有著相當大的壓力，小環境中，產能過剩和國家調控結構的壓力自不必說；大環境中，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雖沒有取得一致，但低碳經濟無疑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流，作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不可能不展開大規模產業調整。在這樣雙重壓力下，如果寶鋼真是出于企業自身利益的考慮，這種決策的難度可想而知。而這種難度不僅來自外部的，更重要的是，新上的這個項目真的對寶鋼有利嗎？
從國外企業投資的一些成功案例看，當企業進行投資決策時，一定要首先考慮到本行業企業股票價格的平均波動水平，然后對比自身的波動率與行業平均水平之間的關系，只有當自身波動水平低于這個平均水平時，投資擴大已有主營業務規模才有可能得到市場的認可；否則，更應該考慮收縮規模，或者投資建設與主營業務具有互補性的項目，所謂做大做強根本就不是企業生存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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