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記者 李長風
在2012年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政府首次把“過剩產能”這一概念放在核心位置,并明確指出經濟政策“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被眾多經濟學者和市場人士理解為,中國新任政府開始要拆除自身經濟發展的隱患。
可問題是,這一次中國經濟問題遠比以前要難以拿捏。不久前,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在其文章中用略顯憂慮的筆觸寫道:“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會不穩定;如果泡沫繼續,社會就會不穩定。選擇是艱難的,但中國必須作出選擇。”
是的,中國必須作出選擇。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已超過GDP的75%,金融體系發放的信貸總額更已超過GDP的155%。而更加嚴重的是,這一數字未必經得起推敲。
經濟數據之困
2013年5月9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此次發布的指數中,CPI只是同比小幅反彈了2.4%,PPI下降2.6%。這使很多外國媒體大為迷惑,在他們看來,在全球經濟復蘇艱難的大背景下,在中國4月弱復蘇的內部環境中,取得這樣的成績有些不可思議。對此,很多國內學者也持質疑態度。
實際上,中國經濟數據的失真早已讓很多人深惡痛絕。有人曾以進出口數據為例道破過其中“天機”,按照官方統計數據,2013年4月份進口同比增長16.8%,高于3月份的14.1%。出口同比增長14.7%,高于3月份的10%。這意味著中國4月份出現182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這一數據和出口國的數據一對照,立即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中國主要出口與進口國的外貿數據和中國公布的外貿數據難以吻合。
不久前,《21世紀經濟報道》曾在還原廣東海關一季度的數據時,援引了一位廣東外貿系統人士的話:“貿易異常主要源于深圳一季度貿易的異常增長,廣東部分地市進出口是下降的,但深圳口岸前兩個的進出口額同比增長了61.5%。深圳的異常增長不僅僅推高了廣東省的貿易數據,也明顯拉高了全國的貿易統計。”而后,當媒體深入調查后卻發現,推高數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外貿增長,而是數據造假。而讓人憂心的是,這一現象早已是一個體制性、系統性的公開秘密。
據說,在保稅區內外,進出口企業通過讓
物流
公司的貨柜車不停“換牌照”,反復“進出關”,貨物“一日游”若干趟,就可以使當地政府與企業雙雙獲利。一方面,進出口企業一批貨物多次報關通關,騙取了海關退稅單,物流公司通過把貨物拉去保稅區賺取了可觀利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調控了數據,造成進出口額同比增長的假象。
以小觀大,外貿數據的統計失真背后,應該是
制造業
PMI、消費物價指數CPI,甚至金融存貸等一大批數據的集體失真,從這一點想來,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各地能在數據調控上呼風喚雨,立竿見影了。也許在某些人看來,這樣的問題只是疥癩之疾。可不久前發生的兩件事,應能給持此意見的人士以警醒。
一件是,知名學者許小年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明確表示,基于對中國統計數據真實性的懷疑,將不再對經濟行為作任何預測;另一件是,在尚德事件發酵兩年期間,包括國開行在內的多家債權行對所涉不良貸款諱莫如深,從沒有一家機構坦陳自己所涉不良貸款的數額和風險應對,直到尚德進入破產程序,媒體和公眾才從法院獲知其尚未償還的貸款超過70億,而且絕大多數債權銀行都是
上市
銀行,可是這一數據從未在這些銀行之前的年報中得到體現。
破而不破的企業
與數據失真對應,中國經濟的另一問題是該破產的企業難以破產,這讓中國經濟陷入產能過剩而難以自拔。以最近“兼職養豬”的鋼企來看,雖然國內鋼材市場疲軟,供給嚴重大于需求,但鋼鐵企業依舊在鋼材價格狂降下持續經營,并能在利潤持續下滑虧損時不斷擴大產能。2013年4月27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一季度行業信息通報顯示,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出現扭虧為盈,擺脫了去年四季度全行業虧損窘境,但與此同時,全國鋼鐵產能快速釋放,一季度全國平均日產粗鋼創出歷史新高,這也再次導致社會庫存高企,鋼廠利潤逐月下滑。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一針見血地說:“唯GDP的行政考核模式,是導致鋼鐵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不久前,國家相關部門出臺了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希望通過調整,5年淘汰落后煉鋼產能7,800萬噸。但實際上,這樣的政策被鋼鐵行業認定為很難落地。眾所周知,中國鋼鐵行業中,國企占主導地位,相對于民營鋼鐵企業,國有鋼鐵企業普遍成本較高。不過,由于鋼鐵屬于資金密集、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可以大幅帶動地方GDP、稅收增長。在此驅動下,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優惠、稅收減免、投資補貼等各種方式來吸引企業,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對鋼鐵項目直接干預,造成了投資行為的扭曲和投資預期的改變。有些企業投資不看重項目本身的盈利性和發展前景,而是看重項目背后的土地、礦產等資源。
實際上,中國眾多行業與鋼鐵行業一樣,淘汰過剩產能艱難,并不是行業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必然導致的。要想破解產能過剩的困局,根本出路是轉變政府職能。這不僅要求中國政府要放開
管控
,使應破產的企業徹底破產,并在市場公平原則下建立降低企業破產成本、兼并重組成本的援助機制。還要求中國政府建立“退出援助機制”,幫助破產企業員工再就業。
重啟創造就業的企業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和美國經濟一樣,最終要歸結于就業上。可問題是,作為承載就業的基礎——不斷誕生中小企業的產業生態正面臨著嚴重破壞。一方面,擁有創新創業能力的中國人瘋狂涌向國外;另一方面,銀行貸款繼續流向大型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繼續狂賭“鐵公基”。
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在不久前召開的國資委會議上,新任國資委主任蔣潔敏要求央企今年增加值要達到8%,利潤增長10%,蔣潔敏說:“這既是經濟責任,也是政治責任。”這讓很多知曉國資委企業現狀的人擔憂起來。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中,以中國石油、中國遠洋為代表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交了一份難看的答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員更是不客氣地批評說:“這些企業不可能擔起中國經濟前行的重任。一者,這些企業大多陷在產能過剩的泥沼中難以自拔,加大投資只能是打水漂;二者,這些企業在前幾年4萬億投資中達到了規模的極限,現在已不能提供新的就業空間。”
仿佛是在為這樣的說法進行注釋,《經濟學人》在近期刊登的一篇名為《誰創造了就業機會?》的文章中指出,移民企業家已成為美國就業的生力軍,此文作者用更為廣闊的視角描述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移民問題,但極少人會注意到這么個事實:外國企業家為美國本地人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也許,一場關乎美國未來興衰的討論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