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與企業原有管理模式沖突太大,引起一般傳統勢力的反對,為了維護公司內部團結,平息反對聲浪,企業主必須犧牲掉這名外來者,但一旦他被犧牲掉一段時間之后,企業主會逐漸發現他的很多做法十分正確,于是又追悔莫及,但為時已晚。但是,下一個進來的現代管理者處境就會好得多,民營企業老板在面對傳統勢力的又一次反抗時,就會更加理智地對待。正是有第一位變革者的犧牲,才使得第二位變革者則能夠順利工作。
在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只要它向現代化國際化方向 發展 ,就必然會出現無數的“第一位變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變革的犧牲者們是一批偉大的精英,是悲壯的英雄,他們用自己的委屈、淚水和屈辱換來了企業的進步發展,使中國民營企業逐漸淘汰自己身上的種種陋習、逐漸變得文明進步。
縱觀歷史,大凡一個政府因為腐敗而面臨 危機 時,最高權力者就會尋找一個變革者來進行變革,在變革之初,變革都會得到最高權力者的支持,而當變革取得一定成效、進入一定深度的時候,變革必然會觸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與最高權力者發生沖突。最后經常出現的情況是,變革者當作替罪羊或犧牲品被消除了。這就是歷史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真實的劇目。
國家基層政權變革如此,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變革如此,著名 企業管理 專家曾水良認為,同樣,企業變革也是如此。歷史從來不會給變革者好臉色看,“變革者沒有好下場”已經成了一條千古不變的規律,變革者的身上永遠都有著某種悲劇色彩,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
事實上,歷史上任何重大社會改變大都是如此,變革者在變革進行到一定階段時被最高權力者犧牲了,但變革的結果卻被完全保留下來,繼續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社會的進步就是在無數個變革者倒下的身軀上進行,雖然殘酷,卻是事實。歷史發展就需要這樣一批“墊背人”,變革的最終結果是以變革者的犧牲而告終。這初看起來似乎是企業老板的一種非理性行為,但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它實際上有著極為合理的內在邏輯性。
民營企業變革中經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出臺了,所有的人事變動也實施了,所有的變革步驟也到位了。但是,預期的產值及利潤大增的狀況并沒有出現。相反,還出現了效益滑坡、利潤銳減、產量及 銷售 額大幅下降的狀況。于是,變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擊,老板對變革發生懷疑,變革者信心也受到極大打擊。這時,變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頓。這是什么原因呢?家族企業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這就是企業轉型期的“變革陣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會秩序被破壞,而新的國家秩序尚未建立起來,舊的價值觀念遭到沖擊,新的價值觀念既不成熟又相互沖突,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較量,國家陷入內戰之中。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變革陣痛。這一陣痛一直持續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終止。然而,用37年的陣痛換來五千年 黑色 專制體制的瓦解,這也是一種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