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歷史上的“柔弱勝剛強”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星河中,秦王嬴政也許是最璀璨的一顆。他13歲即位,39歲稱帝,9年滅了戰國七雄中的其他六個國家,在政治上開創了大一統的文化,經濟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效應。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秦王朝、修萬里長城、推行郡縣制、收繳民間兵器、焚書坑儒等等,用的都是強權,當時的秦始皇及其宗室勛親比那些反抗力量不知強大多少倍,于是秦始皇就根據這種物質力量對比下了判斷:秦王朝將憑借強權力量,永生永世地傳下去。結果如何呢?“祖龍死而地分”,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46年,傳到二世胡亥時就滅亡了。
秦王朝短暫的歷史猶如一場壯觀的煙火:從功可強成、名可強就、普天之下惟我獨尊到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諾大一個秦王朝頃刻之間分崩離析;從強勝到二世而斬,驗證了強者易折、“柔弱勝剛強”這個道理。
漢高祖劉邦到漢初的幾任皇帝,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秦王朝相反的例子。秦末年間的“楚漢相爭”,劉邦最終戰勝“西楚霸王”項羽,將“柔弱勝剛強”演繹得淋漓盡致。但是經過秦末的連年征戰,劉邦得到的是一個百業凋零、百廢待興的戰后殘局。對此,漢高祖劉邦到漢初的幾任皇帝都吸取了秦王朝強權、暴政的教訓,在“清靜無為”的指導思想下,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終于開創了被司馬遷稱為“德至盛也”的文景之治。“柔弱勝剛強”不僅適用于“爭天下”,也同樣適用于“治天下”。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從湖南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入京赴考,中進士留京師后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又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曾國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有令人注目的影響。他將中國古代文人所苦苦追求的“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全力實踐之,力求做得盡善盡美。如果說他有所成就,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從申韓之法到老莊之道的一次思想大轉彎。
曾國藩的一項重要成就是打敗了太平天國。我們知道,太平天國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次農民起義,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對后來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重要的影響。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有其主客觀原因,我們在這里僅從雙方主觀努力的角度作一簡析。曾國藩率領湘軍征伐太平軍可謂一波三折。創建湘軍之初,曾國藩以程朱理學為立身之本,對作為友軍的綠營兵和當地其他民團武裝的無能嗤之以鼻,認為治亂需用重法。這樣一來,開罪了當地的官紳和其他鎮壓太平軍的武裝力量。在缺乏軍需供給和友軍支援的情況下,湘軍作戰時總是孤軍深入,被石達開打敗了三次。曾國藩在帶兵四年后,被咸豐皇帝以父喪守制的名義趕回了老家。父喪、軍事失利、官場傾扎嚴重打擊了這位理學明臣。曾國藩在家賦閑的一年間的一個偶然的機會重讀了《道德經》,在對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體近乎絕望的情形下,曾國藩讀懂了老子“柔弱勝剛強”的微言大義,開始由申韓之法向老莊之道的轉變,思想開始由弱求勝。曾國藩復出后,主動修好與同僚、友軍的關系,一改以往作風,以弱勝合作的態度主動裁減湘軍,真心扶持左宗棠、李鴻章,壯大對敵作戰的友軍隊伍,從孤軍推進到中興三臣團結合作,最終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
從恃強之敗到以柔克剛,曾國藩的例子是弱勝、合作的一個絕佳注腳。與曾國藩同場登臺的太平天國,則給我們展現了一幅從合作到對抗的截然相反的畫卷。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洪秀全、楊秀清等六人稱王,構成了太平軍的最高權力機構。在這六個人中,洪秀全并沒有絕對權威,楊秀清反倒在具體軍政事務中擁有更大權威,這樣就形成了互相制衡、合作的權力結構。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權力欲望開始膨脹,最終由合作轉向爭權奪勢乃至互相殘殺、內訌分裂,“天京變亂”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結果是天王府被圍,天王險遭毒手;北王、東王二人及其全家皆亡;數萬“天兵”死于非命;翼王全家被害、被迫攜眾二十余萬出走,太平天國從合作走向了分裂。縱然后期也有李秀成、陳玉成這樣的猛將,太平天國也是頹局已定。
歷史不斷演繹著從弱勝到合作的故事。又如今天的美國,從911到“伊戰”一味強行推進,在戰爭的旋渦里越陷越深。山姆大叔抓住了薩達姆,自以為可以盡情享受征服世界第二大產油國的盛宴了。結果又如何呢?借反恐之名,恣意妄為,排斥異己,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境地。
從秦始皇到漢劉邦、從太平天國的覆滅到曾國藩的豐功偉績、再到今天的山姆大叔,類似的論據還有千千萬萬,都在說一個道理:物剛則老,強者易折。同樣,弱勝的例子在經濟領域中也比比皆是。
經濟領域里的“柔弱勝剛強”
晉商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商人群體。當年的山西人背井離鄉來到內蒙古、寧夏,從磨豆腐、當馬伕起步,誠信立身,以義制利,冒常人所不敢冒之險,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最終創立了中國最早的銀行業——票號,朝廷戶部三分之一的銀子存在山西票號,晉商的成功從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山西大院中可以觀其端倪。
但是晉商在走向繁榮巔峰之后為什么會在20世紀初轟然倒塌呢?這當然有辛亥革命時局變換的客觀外部因素,但歸根結底其根本原因是晉商沒能抓住兩次票號轉型為現代銀行的歷史機遇,沒有看透大與小的變通,沒有過資本重組的胸懷關。晉商當年可以擔著命走西口,富可敵國之后卻再也無法讓目光跨越自己建造起來的深墻大院,不愿放棄眼前的豐厚利益,不愿由大股東變成小股東、由大掌柜變成分號掌柜甚至不做掌柜,胸中沒有不聯合則票號必亡的深謀遠慮。到20世紀初,以山西票號鼻祖“日升昌”為首形成了倒閉風潮。
晉商因為沒有參透大與小的變通而敗,世界汽車業的巨頭福特汽車公司與通用汽車公司也因為選擇了不同的股權和管理模式,最終導致兩家公司在世界汽車業的地位發生了逆轉。
最初,福特公司在汽車制造領域的地位遠高于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在老福特的領導下,通過縱向并購使得從礦山到汽車生產中間的生產過程全部由自己公司來完成,使外部交易費用全部內部化變成內部管理費用,并采用了適合于大規模批量生產的流水線生產方式,使福特汽車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大汽車公司。
通用公司的創始人杜蘭特通過融資收購大量汽車和汽車配件企業拼湊成了通用汽車公司。20世紀20年代末,通用汽車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其第一大債權人和第二大股東杜邦公司出面接管了通用汽車的經營。杜邦入主通用公司剝奪了杜蘭特的絕對權力,杜邦家族在以后的年代里陸續減持通用汽車的股份,通用汽車建立起一個沒有大股東、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同時,通用汽車建立起了以職業經理為主的管理層級,朝著現代企業制度方向發展。而福特公司是靠自身的資本滾動發展的,沒有外部債權人的壓力,因此沒有及時做出這樣的變革 ,其資本社會化的進程比通用公司晚了三四十年,導致在以后的發展中一直沒能趕上通用公司。
一個成功的商人如何在成功之后保持基業常青?老莊哲學中“上善若水”,與孫子兵法中的“不戰屈人之兵”,在這里相交會:作為一個企業家,只有趨利避害、由對抗走向合作,才能使企業長久安身立命、發展壯大。
中國民營企業現存問題及其出路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一路披荊斬棘、步履艱難地走到了今天,已經取得商業上的初步成功。但是,其在發展歷程中大都靠自身的資本積累、使用為邊緣化手段而發展壯大。今天的中國加入了WTO,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在此背景下民營企業應該怎樣求生存、求發展?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民營企業要發展,就必須對其自身有深刻的了解。毛主席曾分析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歸根結底是由資源的缺乏所導致的,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總也逃不出其悲劇的宿命。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是積累而來、是有限的,而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是積聚而來,民族資本與國有資本相比都是軟弱的。公司制度的精髓是合作。最近萬通公司與泰達公司的戰略合作標志著中國一批最前衛的民族資本家已經意識到其自身致命的弱點,開始走一條別出心裁的解決之道:不是僅靠自身力量去改掉毛病而是靠合作去彌補其缺陷。萬通公司是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致力于做中國高端的房地產,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瓶頸就是資源缺乏。而泰達公司是天津的一個大型的國有企業,在天津擁有上百億的土地資源卻沒有自己的房地產開發隊伍。二者合作正好能夠長短互補:一方可以獲得資源,另一方則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就像《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與唐僧,一個動力足,但缺資源;一個有資源,但缺機制。民營企業的“軟肋”正是國有企業的“長項”。今天的民營企業應該及時利用國有企業的優勢,形成與國有企業合作的局面。這就需要我們深刻領悟弱勝之道,以一種博大的胸懷舍“大”取“小”,走與國企合作的道路。這里所講的弱勝不是態度好、見人就鞠躬行禮,弱勝的概念不是謙虛謹慎,更重要的是以一種合作的姿態來做企業。從強人單獨控制走向合作、從家族制走向社會化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民營企業的定位從國有企業的有益補充到必要組成部分再到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混合經濟”,正在迎來政治上前所未有的陽光地位。在參透了中國哲學中“弱勝”的理念、放棄股權獨大的股權強勢之后,民營企業要以合作的姿態與不同性質的資本進行合作,求得更大的資本規模帶來的競爭優勢,從而使公司在激烈競爭中避免被淘汰的風險。
混合經濟的本質是以小股東求大公司,要做大,先做小,是以小見大的辯證法。對此,東方高圣提出一個命題:小公司才有大股東,真正的大公司只有小股東。全世界著名的大型企業都只有小股東:在西門子公司,西門子家族只占有2%的股權、且這2%股權的權益由200多個家族成員擁有;沃爾瑪這樣的商業巨頭,其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也只有9%;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GE,其最大股東持股僅75%。我們想不想讓自己的企業生存下去、想不想把自己的企業做大,關鍵就看我們有沒有資本社會化、做小股東的胸懷。雖然我們在新的公司里的股權比例小了,但其所代表的價值量卻大大增加了。混合制的大智慧在于:由單純控制變為合作;由強勢取勝變為弱勢取勝。中國政府提出混合經濟,已經有了“小”的胸懷,民營企業要更加迫切地參透“小”的智慧,做好合作的準備。如果說國企領導是政治家,民營領袖是企業家,那外資就是地道的資本家,他手中有強大的美元、歐元,還有幾百年商品經濟理念、方法和技術的“真經”。我們要把他吸收進來,與中國的文化融合,深化市場經濟變革 ,減少走彎路的風險。三至五年以內,整個社會并購重組的主流形式是:以國際資本為投資、以國內企業為目標、以混合為導向的重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結合走向國際,將西方的資本、技術和方法引進來,形成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若干年后應該沒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只有傳統企業和現代企業。一個百分之百的國有企業是傳統企業,一個百分之百的民營企業可能也將劃入傳統企業。萬通公司與泰達公司的合作標志著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認識到其自身的弱點,愿意以一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一種寬廣的胸懷開放其股權,標志著中國民營企業與大型國有企業合作的開始。
“一通百通,百通萬通”,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的規模經濟,下一輪的競爭將會是一個通向世界級企業的通道。上善若水,基業常青之道。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一批初步成功的民營企業家,誰能從歷史、從先哲的教誨中汲取更多的企業智慧,掌握弱勝合作的均衡實質,誰就將打開一個企業常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