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溫州模式”的成功啟示

在各級地方政府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過程中，有些地方采用先扶植個別大戶，期望先富帶后富，最后大家共同富，但結果卻是富了少數，整個地方經濟仍然按黯然失色；有的地方政府強行要求農民集資興辦鄉鎮企業，但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有的因為政府陷入太深而出現活力欠缺、后勁不足的問題。那么，政府在經濟建設中到底該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把握好“有所為有所不為”之間的“度”呢？

在這個問題上，溫州地方政府在創造聞名遐爾的“溫州模式”過程中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做法，用事實證明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新時期的為政之道。筆者認為，相對于很多地方政府“橫插豎管”、“亂抓亂管”、“胡子眉毛一把抓”、“抓芝麻丟西瓜”而言，溫州模式最根本的經驗實際上就是政府的“無為而治”。

核心內容（一級）

1．有所為：給生產力松綁，為生產力保駕；
2．有所不為：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
3．政府宏觀調控，人民積極行動。
（以上黑體）

所謂溫州模式是對溫州獨特經濟發展格局的一種理論概括。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溫州人從賺小錢開始，靠小商品催熟了大市場，溫州形成了全國最大的皮鞋生產、眼鏡加工基地，服裝業年銷售500億元，打火機市場占有率全國第一，而且還擁有7個中國馳名商標。現在，溫州商品已成為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商品之一。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溫州模式進入制度、技術、市場和產品的全面創新階段，工業和人口向城鎮集聚，城鎮建設市場化，產品和企業向規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經營邁進，本地專業市場進入衰退期。

“溫州模式”這一提法最早出現于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以《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為題的報道中。1997年十五大之后，“溫州模式”正式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中，溫州經濟的一系列亮點也被經濟學家們看好。如今，溫州模式所涵蓋的區域均已大大超出當初的命名，溫州模式則擴展到臺州、金華、寧波等地，一些學者甚至主張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

經濟學家們對溫州模式做出了新概括：多元產權+特色產業+專業市場+城鎮集聚+政府引導；溫州模式的實質為：民辦，民營，民有，民享。

人們不禁要問，作為海防前線的溫州，一無國家投資，二無集體家底，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連弱輻射的光也沾不到，那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20世紀80年代初，一大批溫州人背井離鄉做小生意，由供銷員為骨干跑供銷，從此家庭工業、聯戶企業迅速成長起來。

（1）千千萬萬的農民自己投資、自己創業，組建遍布農村，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作坊式生產、銷售或其它中介服務的“業主制企業”（如果也把它們稱作企業的話）。它們完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2）這些業主制企業按照市場的需求，彼此分工協作制造各種低品質的勞動密集產品，例如塑料編織袋、用城市企業的下腳料生產腈綸服裝、塑料涼鞋、鈕扣、拉練、各種證章、各種低品質的低壓電器等等。

（3）通過十萬供銷員在全國各地推銷產品或采購原材料，以及在本地建立各種專業市場（如橋頭的鈕扣市場、柳市的低壓電器市場等），形成市場網絡，以市場為媒介，借助市場配置資源，與各地的消費者（包括客戶）建立密切的市場聯系。

在此基礎上，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大型專業市場迅速崛起。如蒼南宜山晴綸紡織品，平陽肖江塑料編織袋，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金鄉鎮家家戶戶生產商標、水頭鎮家家戶戶生產皮革等。其中特別突出的有：橋頭鎮家家戶戶都生產紐扣，一個鎮的紐扣產銷量占全國的80%以上，并逐步打向國際市場；柳市鎮家家戶戶生產低壓電器，其電器銷量占領了全國1/3的市場。

溫州經濟發展的歷程和良好勢頭表明了這樣一個硬道理：真正的發展權蘊藏在民間，來自底層的自發秩序和組織形式往往是人類行為的理性選擇，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溫州市政府最大的政績，就是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執政之道，最大限度地尊重、鼓勵、保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的致富欲望和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讓群眾自己駛上了致富的快車道。

內容解釋（一級）

（一）有所為：給生產力松綁，為生產力保駕（二級）
政府要有所為，不過最應該為的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先進生產力，最大程度為先進生產力保駕護航，也就是不遺余力地扶植私營經濟、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創造性。

正如原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說：“溫州這些年發展很大，歸根結底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會主義，人民來建設好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確已達到了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從一個統計數據來說明：2001年，民營經濟在溫州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達到85％左右，在工業總產值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均占98％左右。

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屬私人發動型。

“溫州模式”的非農產業的發動者和創業者是千千萬萬的農民，農民辦企業，經營企業，承擔風險，政府只是引導其發展，而不過多地干涉。這就是“無為而治”。

在“溫州模式中”中，政府的職能是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硬環境和軟環境）和引導企業按市場規則運作（如注意提高產品質量，打擊“假冒偽劣”等）。政府只需宏觀調控，不干涉企業內政，給企業提供寬松的環境，把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閑散資本充分調動起來辦企業，形成了一大幫能人帶領千軍萬馬奔小康的雄偉場面。

從溫州政府在幾個發展階段中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發現，政府很好把握握了“有所為有所不為”之間的“度”：

1．“假公濟私”（三級）
整個20世紀80年代，溫州人創造了“掛戶企業”（家庭工業掛靠在某公有制單位，）的變通方式，解決了出外跑供銷中交通住宿、接洽業務時有一個蓋大紅印章的正式介紹信的問題。政府對這種現象予以暗中支持。

2．為私企戴“紅帽子”（三級）
1982年6月溫嶺市工商局頒發了第一個“聯戶集體”企業營業執照，1987年11月溫州市政府頒發了我國股份合作制企業第一個政策性文件，將股份合作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明確定性為公有制。實際上是瞞天過海，交了“制度”差，為私營企業戴上了紅帽子，在市場化變革 的制度博弈中獲得了先行優勢和體制落差。

3．大建“能人”城鎮（三級）
近幾年，溫州崛起了30個經濟強鎮。中心城市和經濟強鎮的迅速發展，其背后是鄉村經濟能人向城鎮的集中。即把能人集中起來建城鎮，通過城鎮的建設又為能人更快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舉例說明，龍港之所以被稱為“中國農民第一城”，就是因為這座十多萬人的新城全是由農民集資興建的。

建鎮之初，龍港鎮的第一任鎮長帶領8個村干部拿著8000元開辦費去同濟大學，請城市規劃設計師畫了張圖。而他們拿回這張圖后，不是大規模地由政府出資搞建設，而是拿著規劃圖、前景描繪和“誰投資誰受益”的優惠政策去動員社會力量興建城市，在全國率先推出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鎮戶籍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企業制度的“三大變革 ”，成功地走出一條不依賴國家投資、主要靠農民自身力量建設現代化城鎮的新路子，被海內外譽為“中國農民自費建城的樣板和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如今，該鎮從3000人發展到12萬人，累計社會總投資達70多億元，成為農民建設小城鎮的典范。印刷包裝、毛紡毛毯、塑料紡織是龍港的三大支柱產業，通訊電纜、制藥、儀器儀表等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在龍港不斷發展壯大。目前，龍港已成為全國的一大印刷基地，印刷行業年產值近15億元。現全鎮有成型工業企業575家，其中股份合作企業410家，私營企業129家；個體工業12000家。年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55家，1000萬元以上企業36家。龍港現有專業市場20多個，其中有全國最大的腈綸毛毯市場。龍港是浙江省和溫州市綜合實力主要強鎮、蒼南縣經濟中心、甌南閩東北地區物資集散地、長江三角洲與閩南三角洲銜接部的新興工貿港口中心城鎮。

這種城鎮的形成，可以讓能人集中發展，與能人在各鄉村分散辦企業、分散發展相比，具有多方面的優越性：一方面，把能人集中到城鎮，為能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解決了基礎設施、交通、通訊條件、社會環境、各種稅費和攤派、社會治安等對能人的嚴重制約；還有，由于能人分散在各鄉鎮，容易產生小富即安的思想。另一方面，由能人來建城鎮，通過他們雄厚的資金支持，能加快城鎮基礎設施的改善。促進城市規模和城區人口的迅速膨脹，能提高城區的購買力水平，從而促進城區第三產業的發展。

這種結果的形成，也正是政府“有所為”的結果，這是一種“抓大放小”的“有所為”。

（二）有所不為：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二級）
“政府不管”是推動溫州模式成功的關鍵所在。從整個溫州模式之中，你幾乎看不到政府搞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更見不到政府對企業搞“干涉內政”、“雁過拔毛、鴻過搜身”、“穿小鞋、上緊箍咒”。

有一個現象，溫州市的大規模城市改造是近幾年才開始動工和完成的。此前，有不少到過溫州的人十分不解，溫州人是那樣富有，為什么城市建設這么差？這正是“溫州政府不管”的真實寫照時，是真正的高明之處——“先富民再富政府”，

在溫州，有一個說法“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最大的市政工程——城鎮建設也是以市場為導向建設的。通過“人民城市人民建、能人城市能人建”這套機制，溫州市許多基礎設施，如機場、街道等迅速建了起來。

“溫州模式”是在“短缺經濟”下建立和發展起來，非公有制企業的規模一般都很小，技術較落后，產品質量較低，且缺乏研究和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力量，這種現狀必須改變。但這種改變不是由政府來推動的，而是由市場需求的改變來刺激溫州人自覺實現的。

溫州商品曾一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如今，溫州商品已是名牌的象征。例如，柳市的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天正集團在引入新技術后，已使自己生產的低壓電器產品的品質大為提高，品種也有大的調整。再如，由于引入了新的技術，溫州生產的西服和皮鞋已經在國內外具有較好的信譽，當年生產的塑料鞋和用城市工廠的下腳料生產的錦綸針織服裝早已被淘汰。這種改變也主要是由市場需求的改變來實現的，因為當我國經濟長足發展，國內市場的普遍短缺已經結束，人們的收入大大提高以后，消費者和用戶已不滿足于那些低檔次的商品，溫州人自然不會再大量生產那種沒有銷路的低檔次的小商品了。

在“溫州模式”發展的初期，絕大多數是業主制的家庭作坊式企業，還有一些合伙企業。這類企業已無法適應溫州經濟發展的需要。有條件的企業按現代企業制度改制，并按現代企業制度來管理企業，這是發展“溫州模式”的必由之路。至今，溫州只有一家上市公司（東方集團），而且是由國有企業改制在我國證券市場上市的，民營企業上市的連一家也沒有。面對這些不足，政府沒有搞“包辦婚姻”、“拉郎配”，沒有硬捆幾個企業成一個“什么什么集團”，而是全部由市場來推動。像正泰、德力西、天正和近年來迅速崛起的華峰工業集團，都與企業制度的變革 密不可分，這種改制完全是企業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自主完成的。

溫州市長錢興中說：“溫州既無模式，更堅決拒絕模式”。政府給經濟發展創造了最寬松的環境，讓市場規律在經濟發展中最有發言權。溫州堅決拒絕“政府忙得不顧首尾，市場力量始終缺位”的情況出現。

（三）政府宏觀調控，人民積極行動（二級）
溫州人的聰明是遠近聞名的，有人形容他們是“連頭發心都是空的”。

政府抓住了地方經濟發展所有制這個問題的”牛鼻子”，以幾乎是徹底的非公有制，從根本上充分調動起了溫州人每一個細胞的積極性，形成了千軍萬馬抓經濟、奔小康的滾滾洪流。

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永嘉文化強調個性、個體、能力。溫州人很早就提出“齊商辦，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在溫州，家家戶戶有能人，家家戶戶都培育能人。能人成為溫州當地最大的優勢資源。所以，整個溫州經濟不是由少數幾人支撐起來的，而是由成千上萬的能人支撐起來的。溫州經濟萌芽初期，一些在集體企業、國有企業工作的業務員，利用職務之便，以公家的名譽接下業務，回來卻分給了一些私人加工廠制作，這就是溫州人“鬼精”的一個表現。

溫州的這種產業模式是家庭生產經營模式的產物。這種家庭經營模式，可以概括為6個家家戶戶：家家戶戶開發項目、家家戶戶研究管理、家家戶戶融通資金、家家戶戶開拓市場、家家戶戶承擔風險，結果是家家戶戶都有企業家。通過這種經營模式，不僅把每個家庭、每個親戚朋友、每個人的體力和精力充分調動起來了，更重要的是把每個人的智慧都充分調動起來了。由于每個家庭都是生產經營者和投資決策者，而他們的資金是一家人多年所積蓄的血汗錢，不敢輕易在不熟悉的行業冒險，只有看到本村或本鄉有人生產某個產品成功了，就跟著學，照葫蘆畫瓢。大家都這么模仿，一家生產紐扣成功，就帶動幾十家甚至幾百家轉向非農產品生產，避免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投資失誤。

的確，溫州人幾乎個個都是經濟能人，但是只有在完全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他們的聰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正是由于當地政府抓住了地方經濟發展的所有制問題這個”牛鼻子”，從根本上充分調動起了溫州人的積極性，才有今天溫州的輝煌。

商理應用（一級）

本商理對于廣大鄉鎮、街道基層領導如何組織資源帶領大家集體致富，對企業主、職業經理人搞好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均可起到明確思路和方法的借鑒作用。

（文章節選自作者出版作品《中國當代商理薈萃——中國當代企業競爭方法》）

商理緣起（一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