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溫州模式的深層次思考

    摘要: “溫州模式”的成功依賴于其獨特的外部條件和內在動因。與其他地區客觀環境的差異和自身發展的局限，使得“溫州模式”在現階段并不適合普遍地被我國其他地區所接受。只有當“溫州模式”實現了新的轉換，煥發出又一輪強大生命力時，其普遍性才能真正的體現出來。因此，就目前階段而言，“溫州模式”只具備可借鑒性，而不具備廣泛意義上的普遍性。
　　關鍵詞:溫州模式；外部條件；內在動因；普遍性
　　何為“溫州模式”？學術界給出了許多理解，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趙偉（1999）和杜潤生（2000）的觀點.趙偉提出了溫州模式是一種“新古典區域工業化范式”；而杜潤生認為溫州經濟是一種自發、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我們認為，溫州模式的基本內涵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溫州模式即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模式；其二它也是一種經濟體制變革 的模式；它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眾的首創精神，將經濟體制變革 與經濟發展有機的融為一體，使變革 和發展在區域經濟與社會變革中成為一個相互促進的動態變化過程。
　　一．溫州模式存在的外部條件
　　“溫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在于它以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強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識，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超越了全國許多地區，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獨樹一幟的典型實例。它的成功依賴于其獨特的外部條件和內在動因，從外部條件來看，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獨特的文化背景
　　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國家，前后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長期維系，傳統的儒家文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國南宋時期的溫州，卻形成了與傳統儒家文化大相徑庭的永嘉學派。永嘉人在濃烈的溫州商業氛圍熏陶下，豎起“講實際、重事功”的旗幟，倡導“成其利、致其義”。作為一種文化的積淀與傳承，這種思想融入到今天溫州人特有的精神世界與人格稟性之中，使得他們今天能拋棄“鄉土觀念”，敢于走南闖北；摒棄“重義輕利”，倡導以利致義；破除“安于現狀”，勇于創新進取。因此，當變革 開放大潮涌起時，溫州所擁有的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出潛在的優勢，出現數以百萬計的家庭企業和購銷大軍，不斷捕捉商機，迅速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加快了以農村工業化進程為特征的區域經濟發展，也使得溫州成為了全國經濟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2．實事求是的地方政府
　　溫州自古以來重商的文化背景造就了當代溫州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但全國很多地區，自古也是有經商的文化底蘊如福建的泉州、山西明清時期的錢莊等等，他們在今天民間資本的發展卻遠遠落后與溫州。因此，一個地區民間資本的發展不僅取決于當地的文化背景還在于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地方政府的扶持。溫州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正是溫州政府給予溫州私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護和扶持，才使得溫州的經濟能在公有制經濟的夾縫中得以成長并取得成功。主要表現在政府降低民營經濟風險的“無為”上：順應民營經濟的發展和甘冒政治風險對于私營經濟打壓上的“無為”；以及在營造外部環境的“有為”上：突破政策，率先變革 ，監督質量，改善民營企業的外部軟、硬環境等。這些內部的“無為”和外部的“有為”舉措，為溫州民營經濟提供了培育發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環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條件。因而面對溫州經濟的繁榮發展，如果說其地方政府有什么高明之處的話，那就是他們都選擇了實事求是的態度。
　　3．  變革 的機遇
　　溫州經濟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國家整體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其成長的歷程伴隨著坎坷和崎嶇，人們雖然有心發展經濟，可事實上發展的過程并不那么順利。但是隨著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發表，以及中共十四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變革 目標的確立，都為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體制環境，從而使得溫州的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機遇，其優勢立刻在隨后體現了出來。《公司法》的頒布，更是讓越來越多的溫州私營企業逐步選擇了現代公司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從而更進一步加速了溫州經濟的發展和“溫州模式”的確立。另一方面，在變革 之初，國民經濟正處于短缺時期過后，國民爆發出了超需求的購買力，使本身就不完善的市場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之下，人們對于小商品的無限需求帶給了善于把握機會的溫州人無窮的商機。而溫州私營企業正是把握住了這個機遇，從而奠定其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溫州模式發展的內在動因
　　“溫州模式”能夠得以取得成功并延續至今，除了依賴于有利的客觀環境，自身的內在動因才是激勵其成功建立的主要原因。這些因素突出了“溫州模式”的鮮明特點，并在當時對于“溫州模式”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將其發展的內在動因主要歸為三個方面。
　　1．清晰的產權制度
　　溫州清晰的私有產權，其形成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體制外誘制性制度的變遷，是制度創新主體根據潛在的創新受益于創新成本進行比較而產生的自發性制度變遷。變革 前的溫州農村的集體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不具備大規模的形成集體產權的條件。因而只能通過市場自發地組織資源，由家庭或個人直接投資，形成私有產權，通過家庭生產隊聯合生產的替代，來完成農村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此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于人地矛盾突出，溫州農村多數家庭并不以單一的農耕衛生，通常還兼營家庭手工業。總而言之，溫州農村的工業化進程沿著家庭工業所形成的私有產權制度這一路展開，企業的產權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所有權與經營權也逐步走向兩權分離，企業的組織形式由家庭經營逐步向家庭之間聯合經營的股份合作制、公司制方向演變，從而使企業的產權更趨明晰。這些轉變為溫州經濟的內源性增長提供了可持續性的保障。
　　資本內源性增長的特點可以從微觀產業組織（企業）的產權結構上看到，即明晰的產權制度。要達到這一點，前提是必須擁有具備產權明晰條件的企業，而此類企業往往是非公有制企業，并且其產值總量占工業產值總量的比重往往較高。研究表明，浙江工業產值中“國有工業”比重為全國最低，而浙江內部地區之間比較，則表明溫州最低。在溫州，非公有制的產權明晰的企業由三類企業匯集而來：第一類是變革 開放過程中不斷建立的私營企業，第二類是20世紀90年代脫去“紅帽子”的“戴紅帽子企業”（實為私營但掛著“集體”牌子的企業）， 第三類是“轉制”過程中被拍賣的國有企業。時止20世紀90年代末，這些企業的產權完全或基本上是明晰的。這一點在制造業、商品零售、公路客貨運輸行業表現得最為突出。相比之下，在中國沿海不少地區，尤其在兩三年前的蘇南地區，“集體所有”下的模糊產權，制約了地區經濟的內源性增長。
　　2．專業市場為依托的群體規模經濟
　　溫州民間投資發展模式的另一個特征是其特色鮮明的群體規模經濟。溫州群體規模經濟以專業市場為依托，圍繞各種主導產業和產品，形成了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相結合的、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專業生產加工群體。例如低壓電器行業、服裝行業、打火機行業等一大批效率高、成本低、市場競爭力強的行業。這種方式最顯著的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區域在資源、產業以及其他與產業相關的各種比較優勢，通過集聚，使中小企業獲得外部規模經濟，克服內部規模經濟不足，既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又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內生的增長機制。溫州企業正是通過這種集群帶來的規模效應，整合了資源，增強了競爭力，把握住了市場的先機從而獲得成功的。
　　3．家族制的企業制度
　　在溫州經濟發展的整個階段里，家族制企業一直是其一個重要特點。它憑借強大的凝聚力、艱苦創業的精神和靈活的經營機制，在企業創始之初有著別的類型企業不可比擬的優勢。具體體現在減少代理成本、降低決策成本和協調成本等方面。傳統溫州企業規模不大，科技含量較低，區域的產業集中，因而采用此種企業制度管理起來相對簡單。同時，溫州的家族企業所有這件經營者能夠更自主的解決決定某些問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釋，作決策也較快靈活。而建立在血緣、親緣和姻緣關系基礎上的家族成員更容易和能夠為了家族利益而互相配合、團結奮斗，因此在企業內部形成了較強的凝聚力。這一點，大大節約了企業的成本，而這對于溫州原始積累階段的企業是至關重要的，也在“溫州模式”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三．“溫州模式”的普遍性
　　“溫州模式”在溫州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關于此種模式的普遍性探討已成為當前理論界和決策層極為關注的問題。毫無疑問，“溫州模式”給我們無論是地區還是國家帶來了許多有益的借鑒。例如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變遷方面，尤其是對于沿海的一些地區，“溫州模式”確實值得他們好好借鑒[1]。但是，若從更廣泛的角度上講，我們認為“溫州模式”在現有的條件下還難以具有更大范圍內的普遍意義。
　　誠然，借鑒一種成功的經濟模式，不能僅僅照抄被參照區域的全部經濟指標，或者模仿它的全部做法，否則，難免會有東施效顰的尷尬。而判斷一種經濟模式是否有推廣的價值，我們認為主要觀察兩個方面：第一是此種模式的啟動或稱成長，是否要求有特殊的前提，比如地理位置，文化環境、資源稟賦、制度落差等等；第二是看這種模式自身是否完善或者說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考察，由此引出我們的思考：
　　1．  觀環境的差異與變化
　　從地理位置上講，溫州東瀕東海，雖然沿海，但由于地處對臺海防前線，建國后國家對溫州投資很少。因此，溫州少有國有大中型企業，國有經濟成分相對于當時全國其他地區比重相當小，因而受到的政府扶持、補貼及外資投入都相當少。另一方面，貧乏的資源稟賦，也使得變革 前溫州農村存在大量隱性失業人員。加之他們在歷代相傳重商文化的熏陶下，許多青年農民于是沖破體制束縛外出謀生創業。農村變革 后，農民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業比較收益過低而產生的經濟利益牽引和勞動力擠出效應，從而使得民營經濟能夠得以快速的成長。
　　從以上這個因素分析可以看到，溫州的地理條件雖然處于沿海，但是并沒有像其他沿海城市那樣從優越的地理位置中受益，受到國家的投資和照顧。因此可以說在溫州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因素的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正是上文所提的歷代相傳的重商主義在溫州人中間形成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培養起溫州人不怕困難，敢想敢拼敢試的氣質。這一點卻正是我國其他地區的人們所欠缺的。文化上的差異是細微而又深刻的，有時甚至是決定的，客觀文化環境的影響也是潛移默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沒有文化上的保障，沒有經過溫州獨特商業文化背景的熏陶，即便身處溫州的環境下，也不一定能取得溫州人所獲得的成就。比如習慣了耕種生活的西部農民，是很難一時讓他們向溫州人那樣走南闖北的去推銷拉貨的。因而，從這層次上講，溫州的文化環境既是其獨特之處，同時也是其他地區效仿中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
　　 另一方面，目前的市場環境也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在“溫州模式”興起時，我國的變革 剛剛起步，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短缺的，雖然農村非公有制企業生產的商品質量很低，但仍有巨大的市場。但是，隨后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短缺經濟”已經過去，各地的企業也已經逐漸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增強了活力，而且不少地方也成長了許多具有競爭力的非公有制企業。隨著中國加入WTO，我國企業還將面臨外國企業的更加強有力的競爭。這樣一來，靠以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行業起家進行資本積累的途徑會相當困難。此時，對于內地一些尚未進行市場化變革 的地區而言，“溫州模式”顯然不能應用于現實的情況。加之目前我國各地市場化的程度相差很大，東、中、西各部之間在資金市場的發育、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及經濟的國際化程度上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由于各地區外部因素的限定，決定了各自客觀環境的差異，也就從另一方面制約了“溫州模式”在這些地區推廣的價值。  2．自身發展的局限
　　“溫州模式”就目前來講，已經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如果從完善角度來講，似乎還有不夠。正如前文所述，要判斷一種經濟模式是否具有推廣價值，必須得看其自身的完善程度，有無可繼續發展的動力。僅從目前的“溫州模式”來看，我們認為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著包括宏觀體制以及自身發展等一系列的局限因素。這些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金融與政治體制變革 的滯后
　　應該說，目前限制溫州經濟進一步自我完善和推廣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變革 的滯后，而這種滯后主要體現在金融和政治體制變革 的滯后性上。目前與溫州制造業的制度變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受到超區域政府控制的金融體制變革 的嚴重滯后。其重要標志，是商業銀行依然屬于國有壟斷行業。這使得溫州的非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間產生了脫節：非國有中小企業與國有銀行打交道的成本很高，養成了不靠銀行發展的習慣。而這種銀企脫節直接導致了兩個問題：一是溫州非國有企業“長不大”的問題；另一個則是金融秩序的混亂。這就限制了溫州企業的進一步做大做強，因為非國有企業要靠自身的內部資本積累擴張規模，不大容易奏效，即使奏效，所費時間也曠日持久。而要參與區際甚至國際的競爭，這些非國有企業部門必須借助金融力量，走并購之路。金融體制變革 的滯后勢必要影響到溫州企業的競爭力和活力。
　　在政治變革 方面也有同樣的問題。“溫州模式”是在舊的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府管理體制下形成的，在其發展的前期乃至中期，政府的“無為而治”可以避免失當的干預。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全國的初步建立，隨著浙江經濟在資源配置市場化方面的超前發展，加之溫州非國有經濟比重較大，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突出，政府的“失靈”正越來越明顯。其表現至少有兩點：其一，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遠遠不夠。突出的表現是城鎮建設缺乏長遠規劃，存在嚴重的“朝令夕改”現象。其二，政府在規范市場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夠，致使假冒偽劣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這些問題，表面上似乎主要是由“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的，實際上反映了政府的“失靈”。而由此導致的投資環境惡化、投資外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會更大。以上這些都是重要的外部決定性因素，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溫州模式”想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自身都是相當困難的，在其自身拓展還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又如何談及普遍性的意義。
　　（2）企業制度的單一
　　在“溫州模式”發展的初期，人們創辦的絕大多數是業主制的家庭作坊或企業，還有一些合伙企業，正如上文所述，這種制度在發展的初期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為“溫州模式”的創立和繁榮貢獻了相當大的作用。但隨著溫州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逐漸做大，企業制度變革 的深入，其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首先，企業所有者的權力無制約，缺乏民主管理機制和集思廣益，加上決策者自身素質的局限，很容易決策失誤而給企業尤其是規模擴大后的企業帶來較大的風險。其次，人力資源的利用也是家族制企業面臨的一大現實問題。由于企業繼承人往往依血緣的親疏，一些非家族成員很難進入企業的核心，從而對其他員工的工作熱情和企業效率產生反面的影響，使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家族管理過分依賴傳統家族制度來整合企業資源，這會嚴重束縛企業進一步的發展。誠然，從現實情況來看家族制的企業制度還擁有一定的存在空間，但要作為普遍性來推廣，我們難以認同。
　　（3）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更新的緩慢
　　就溫州的情況而言，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較長的時期內是難以改變的，但過去那種大量生產低檔次的小商品的產品結構如果不加以改變的話，則將影響著今后溫州企業的競爭力。因為當前我國的經濟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人們的收入大大提高后，消費者和用戶已經不滿足于那些低檔次的商品。在保持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溫州的企業必須在這些制造業中引入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即使是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的產品也應如此，否則就將跟不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喜好，丟掉了其賴以生存的市場。目前來看，溫州已有一部分的企業正在朝著產品結構更新的方向上發展，但是更多的企業仍未意識到這個問題，仍舊停留在原來的產品結構。另一方面，“溫州模式”雖在繼續發展和提高勞動密集的制造業，但卻忽視了發展某些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產業，同時從技術力量等方面情況看，也不具備向高新技術產業進軍的能力。在這樣一個比較落后的產業結構下，溫州其自身都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風險，試問又如何能作為一種模式去推廣呢？
　　四．基本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溫州模式”實際上是2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歷程在中國的一個濃縮，它完整地反映市場經濟從萌芽到發生和發展的過程。特別地，它是在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的夾縫中得以發展壯大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從目前看來，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經濟的變革 與發展已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轉變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個體私營經濟成分的涌現，迅速改變了原來比較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民營化進程。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涌現出許多值得關注和借鑒的成功之處，例如從外部環境來看，政府對于私營企業的態度（對內的無為和對外的有為）。從內在看，溫州模式最值得借鑒的地方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的產權清晰問題等。而所有這些溫州的成功經驗都會為豐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起到很大的幫助。
　　然而歷史是不斷前進的，經濟也是在不斷發展中的，“溫州模式”的誕生，是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具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不可否認，“溫州模式”的成功是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但同時我們注意到，正是由于這些溫州地區所特有的獨特之處以及與其他地區客觀環境的差異，從而使得此種模式在更廣的范圍內或者說在現階段并不適合普遍地被我國其他地區所接受。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溫州模式其實是一種“被逼出來”的模式，在發展初期既無政策扶植，又無外資投入，國有經濟又少，國家的補貼也相應較少，溫州就是在基于生存的基礎下發展起來的。我們甚至認為這是溫州模式發展的外部條件中的首要因素，而其他地區能有這么“好”的條件的地方實在是少，即使有也缺乏其他的必備因素如獨特的文化背景、變革 初期的發展機遇等。另一方面，一個模式之所以能被稱為“模式”，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是在于它本身的確定性和完善性，以及能夠為大家所最大限度的接受和利用。對于“溫州模式”來講，經過多年的變革 ，它已經建立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要求的產權明晰的微觀制度基礎，但從本質上講，如今其只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古典市場經濟的轉型。而目前正面臨著一個由古典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即向“新溫州模式”的轉變。也就是說，這個“模式”本身尚處在不完善和不確定的狀態之中，是在一個模式向另一個模式轉變的過渡期內，一些對原來模式有利的方面可能轉而成為限制其新發展的束縛因素，而一些外部條件的限制也影響著溫州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如果在階段轉換過程中無法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而是基本固守原模式的經濟組織和產業結構的特征，那么，“溫州模式”將面臨被“鎖定”的危險，其自身的優勢和特色也將逐漸褪去。在這個階段，一種“新溫州模式”正應運而生。如何處理好目前暴露出來的問題，順利向著新的模式過渡是現階段主要要解決的矛盾。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目前階段的“溫州模式”尚不完善、需要進一步的發展的問題，因而也難以具有廣泛的普遍性意義。
　　結合以上的觀點，從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溫州模式”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自身的發展：即是否能夠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溫州模式”，我們認為只有當“溫州模式”實現了新的轉換，煥發出又一輪強大生命力時，其普遍性才能真正的體現出來。但就目前階段而言，“溫州模式”只具備可借鑒性，而不具備廣泛意義上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