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擴展的邊界

  最近對德隆危機的分析和報導有很多，不同的分析有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但都希冀能從危機思考中有所收獲。筆者認為，德隆悲劇的根源在于沒有分清企業擴展的邊界。在中國漸進式變革 的進程中為弄清企業的邊界而付出試錯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大大降低試錯成本還是有可能的。如果說德隆模式有什么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的話，那就是告訴我們，企業在擴展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邊界。

   中國的企業不同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制度環境，大的約束條件和小的約束條件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決定了企業的治理機制也會有所不同，因為現實需要把屬性各不相同的交易與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結構“匹配”起來。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努力縮小自己的邊界，把不該自己承擔的責任轉嫁出去；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努力擴大自己的邊界，把自己能夠控制的范圍擴張開來。企業要把外部性內部化，但這個內部化是有邊界的，不是所有的外部性都能內部化的。區分這個動態意義上的邊界是有難度的，需要企業家高度的學習能力，為此付出適當的試錯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計劃經濟把國家當成一個大的企業，結果搞錯了邊界，付出了很大的試錯成本，同時得到了很大的交易成本；市場經濟把政府、市場、企業以及中間組織看成了分立結構（功能上互補邊際上替代的組織），結果演進了邊界，付出了很小的試錯成本，同時得到了很小的交易成本。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市場是企業經濟的通道，這就好比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如果走在了錯誤的邊界上，就有可能車騎人，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的許多民營企業沒有吸取中國國有企業變革 的教訓，一味貪大圖強盲目擴張，結果踩在了邊界的“地雷”上。要知道，社會成本給利益相關者帶來的福利損失并非破產就能彌補得了。企業的擴展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企業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只能建立在尊重客觀規律和普遍原理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尊重中國特色的約束條件的基礎之上。山東聯大集團的擴大業務范圍以及深圳三九企業集團的產業轉移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和沒有注意企業的邊界有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認為，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這種替代之所以能夠發生乃是因為企業組織交易的成本小于市場組織交易的成本，企業的擴展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個企業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市場能夠低成本完成的交易是不需要企業來完成的，小企業能夠低成本完成的交易是不需要大企業來完成的，大企業能夠低成本完成的交易不需要政府來完成?？删褪怯行┙洕鷮W人忽視了這樣簡單的道理，看到溫州小企業多、小企業強就預言溫州離出現大企業不遠了；看到小企業因為競爭而導致利潤降低就主張小企業進行聯合（橫向一體化），這些都是完全違背經濟規律和企業理論的做法。

   中國目前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中國的民營企業很難做得“大而強”，即使企業家的能力能夠符合把企業做得“大而強”的要求，約束條件也會抵消他的這種能力。民營企業家必須面對的真正挑戰在于企業組織制度的創新，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想方設法使家族企業的既有治理模式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型。只有建立了相應的層級制，才能控制住企業內部的交易，才能擴大企業的有效半徑，才能擴展企業的有效邊界，才能制衡企業的資金違規挪用。企業家的人力資本也必須借助于企業的組織資本才能釋放更大的能量。

   但需要注意的是，企業組織制度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漸進的演化過程，因為大的制度環境不是單個企業家所能決定的，結果是企業當前形勢可能與企業家的預期不符，使得企業家沒有花費必要的成本在組織制度上尋求創新，而是在資本運營 和社交處理上煞費苦心，最終還是難逃違規操作的陷阱，其原因僅僅在于缺乏合法的低成本的替代機制。民營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已經不是簡單的分立結構的關系，有些民營企業具有很強的“國有企業病”的傾向，政府與民企之間的關系型隱性契約已然軟化了企業的約束，政府體制變革 的滯后也是影響企業擴展邊界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次經濟過熱中暴露的問題其實正是一個地方政府對企業邊界的過度作用的問題，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成為一個“聚點均衡”也就不足為怪了。

   企業家能力和企業組織形式決定了企業的內部邊界，而制度環境等外部條件則決定了企業的外部邊界。內部邊界是一種主觀意義上的邊界，而外部邊界則是一種客觀意義上的邊界，這兩種邊界符合“短邊原理”，范圍比較小的邊界將是實際上起作用的邊界，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邊界。要想中國的企業做大做強，要想中國的企業既有規模優勢又有競爭優勢，就必須在擴大企業的內部邊界和外部邊界上做文章。這就需要在如政府體制、銀行體制、市場體制等各種變革 的基礎上實現整體配合、彼此配套，從而使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逐漸收斂在更高的均衡點上。總之，中國企業邊界的擴大，制度建設是關鍵，一個良好的制度平臺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