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兵法管理”

　 建立商業規則，融合各種管理模式，才能形成現代化的中國式管理。無論東方西方，“兵法管理”普遍存在，在哲學范疇中，兵法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一部分，存在于士農工商中；在心理學范疇中，陰謀和陽謀中有種模糊的陰暗的感覺，隨著現代企業日益迅速的發展，各種管理思想都在碰撞，交融。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審視各種管理模式的鏡子，兵法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不當，以及其本身的缺陷，使很多企業人士開始思考，如何超越兵法管理，如何融合現代化管理，建立一種適合于自己的管理模式。兵法管理應用的有“道”和有“度”“兵法管理是一個歷史的延續”，愛特沃德公司孫立宇總經理感覺到即使是令人反感的兵法權謀，也不是揚棄就能解決的。兵法更偏重思想性，工具更偏重細節。兵法和現代管理手段是相通的。　　    “目前很多企業都在學習中國的兵法，希望在管理中運用到兵法的思想。兵法管理是一種管理哲學，一種中國傳統思想在管理上的體現。”復旦大學正大管理發展中心學習 部經理李俊在工作中感觸到了企業兵法無處不在。上海光大總經理李秀軍說：“兵法的問題不是適合的問題，而是在于管理者如何去處理問題，可以用兵法來處理，也可以用西方的管理工具來處理。關鍵在于運用。”兵法的用之有“道”，主要是要用其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地方。有人說，美國管理講“法”，中國管理講“情”，日本管理講“理”，日本的傳統文化受中國影響很深，也普遍存在兵法權謀，但是，他們用之有“道”，將西方管理與日本傳統結合起來，變成一種獨特的日本管理。中國也需要用之有“道”，建立自己的管理模式。新加坡中新資產管理公司CEO李崢嶸先生則認為，兵法權謀之用，還得有個“度”的問題，新加坡是個華人國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但是，在新加坡，一般企業卻很少有以兵法權謀為主題來管理企業的，兵法管理的比重很小。李崢嶸認為，現代化管理一定要建立在嚴格的商業模型上，這里包括經濟學、金融學、貿易學等等豐富的學理基礎，這個比例大約占到40%；另外就是嚴格的數據和事實，比如市場調研、產品質量、技術等，占到30%。而一些真正的純粹的管理，一些理念，大約占30%左右，而兵法管理，可能就是這個30%中的一小部分，在一個合理的現代化企業中，其應用應該是很少的。新加坡，包括日本，韓國，兵法權謀就用之有度。“兵法很多形式和思想都可以在企業管理中使用，而且可以在企業。內部或外部，管理或執行都適用。”咨詢專家柳春明這樣認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要以現代管理為主，同時兵法管理等其他管理方法為借鑒，對于各種管理模式兼收并蓄。體制蛻變與老鷹新生在益策咨詢顧問鄧俠看來，把政治和軍事的權謀手段用到企業中有害，但是不玩不行。中國人喜歡玩政治，這個是文化的傳統，改不了。所以，中國企業難以擺脫這個局面。　　國外做生意講規則，中國不講，我把你打趴在地上，就是我的本事。有規則和無規則，也是一個重要區別，中國是什么環境？市場化不高，當國外的規則拿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就罵老外是傻冒：這些東西我們不玩你而已。為什么呢？環境，體制，這個不是我們能解決的。　　

    我們如何找到突破口？　　一是體制的變革 ，印度不管如何窮，其環境比中國好多了，印度是先學交通規則，再開車，剛開始好像很慢。中國是先開車，亂開，再制定規則，中國被世界接受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只有新西蘭。此外，中國企業背后有個很大的手，就是政府；也容易擾亂市場。出路很簡單，體制變革 ，建立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的游戲規則，加強各種商業立法。另外就是企業治理的變革，中國所有者跟經營者一體，總是要伸手管理企業，還有就是企業家很怕，他請來經理人的時候在能力上超越自己，他就懷疑，他是不是要把我干掉，把這個企業成為他的？他需要忠誠而不是考慮才華，這就有了養育企業政治的土壤。當中國的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進行徹底分割的時候，很多問題就會解決。政治是天下為公，我篡權，天下就是我的但是企業有股權的制約，不像是政治，職業經理人再怎么能干，“雄心勃勃”也好，“野心勃勃”也好，都要受到這個制度性計劃 制約，經營者還是經營者，所有者的地位不會動搖。企業家也就不會總是用權謀手法來對付經理人了。現在加入世貿已經好幾年了，中國融入世界，就要在世界范圍內，加入世界性的商業體系，必然要脫胎換骨。老鷹能活70歲，但是在40歲的時候會爪牙枯萎，走向死亡。這個時候，它必須要不停撞擊巖石，把舊爪牙磨掉，才能獲得新生。這個過程鮮血淋漓，非常痛苦，但是必須經歷。“世代”變遷的希望　　家電企業曾經有個口號，叫“20世紀70年代用順德人，80年代用廣東人，90年代用中國人，2000年代用世界人”，其實，用什么樣的人，都會對企業管理帶來很大的沖擊。　　

    對此，同處順德的格蘭仕總裁助理趙為民很有感觸。趙為民很推崇目前流行的“世代論”，第一為紅色一代，20世紀20到40年代生，這部分人已經退出社會領域；第二是文革一代，20世紀50到60年代生，這部分人是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掌握者；第三是文革后一代；20世紀70年代生，這一代是新舊之交流，很多人已經是新生勢力；第四代是20世紀80和90年代出生的新人類。在趙為民看來，兵法管理的使用與“世代”大有關聯。比如，很多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那時候是“工農兵一體”，像柳傳志、任正非等，甚至是部隊出來的，他們潛移默化中喜歡使用兵法權謀；像文革后一代，處于新舊之交，既懂得傳統智慧，也崇尚西方現代化管理；而新人類，他們出生時，社會環境已經不一樣，整個社會走向透明、規范，自然接受現代理念多些，更容易與外界融合。所以，時代的變化，可能也使兵法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情況發生變化。　　對此，新天葡萄酒深圳公司總經理薛棣也很有感觸。新天是西部企業，后來到了上海，招募了很多上海的經理人，現在看來，最成功的不是新疆人，而是半新疆人。只是新疆人，做事不夠精明，眼界不夠開闊；只是上海人，對企業不是很了解，融合不進企業的兵團文化，介于兩者之間的，是最優秀的人。　　

   類似這種“世代”的融合，還有中外的融合等等，一些MBA總與企業搞不好，并不完全是哪一方的錯，也在于一個融合。而更主要的，是以現代融合傳統，以普遍性融合中國特性，并在融合中升華，最終建立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市場部經理比較而言，國產手機的市場行為更多一些，大都請了明星做宣傳，市場的反饋也不錯，但是從長遠看，會降低品牌價值，增加品牌對外力的依賴。諾基亞的份額是全球第一，成功在于以人為本的技術，而不是市場謀略。另外，國產手機在價格會有靈活的戰略，新款手機最后的價格甚至會縮水一半，這種不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策略是一種短期的謀略。諾基亞也會有價格調整，但是不會有大幅度的調整，對品牌和消費者都有保護。NOKIA靠內秀，中國的研發中心將GLOBAL的技術，根據中國的特色進行改良。強大的技術背景，能夠在短時間內推出幾十款手機來充分占領市場。　　

    最后誰厲害呢？結果不言而喻。　　技術永遠勝于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