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者,就是要關懷、平衡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先利他后利己”。“利己”可以贏得一時,“利他”可以爭千秋。我一直認為“利他”是最好的“利己”。企業從創立開始就是為了社會需要而存在,整個市場就是客戶的需求。包括員工的成就感、投資股東的報酬率、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利益、社會責任及對環境的保護,都要充分考慮,多贏企業才能永續發展。
我的座右銘是“挑戰困難,突破瓶頸,創造價值”。我想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要為社會創造價值。我看社會上、產業上哪里有瓶頸,我就進行突破。突破這些瓶頸一定很困難,否則輪不到你,所以一定要挑戰那些困難,要思考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成功,不會成仁。
在我的經營理念中,我相信“人性本善”,只有在“善”的環境中,人的潛能才能發揮,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利益共同體。傳統文化讓我們總要留一手,但我們不能。要分享你的經驗,要教會別人成長,甚至要替員工教學費,要授權,要有“家天下”的思想。另外,保護自己的面子也是很利己的表現,有時候認輸才會贏。
企業都有成長的極限,原來的成長要素消失了,又需要突破一些新的成長極限,這就需要變革,過去的成功要素已經不能復制。企業要發展,一定要長期地做投資,你在某一個時間里面需要做變革管理,這在學術界稱為多S 的成長曲線。每一次的變革最后一定是帶動一個高度的成長。
1988 年之前,宏沒有什么外在壓力;1988 年上市之后,整個公司在10 億美元左右徘徊,沒有有效的成長。而這期間,貨幣率一直在降低,所以要做變革管理。我們的目標是要經營全國性品牌,結合地緣進行發展,每一個子公司能夠自己作主,互相合作。宏當時做中高端的電腦,因此我們希望做麥當勞式的產銷模式,在市場裝配好電腦,提供最新鮮、最科技的產品。
當時,我找一些干部做一些檢討分析,說公司需要開始變了。1992 年我重新接任CEO,進行宏再造。我畫了一條微笑曲線,把低附加價值的業務移到美國、東南亞、拉丁美洲,把有效的人力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業務中。慢慢地,企業出現一些轉機。到了2000年左右,宏的成長又呈現緩慢的狀態,在100 億美元的周圍徘徊,利潤率一直在降低,我們不得不啟動一個被迫式的轉型,開始把品牌、延展、制造進行分割,這是破天荒的。這是一個大趨勢。
最后是宏的第三次改造,我現在退休了,但并沒有從產業中、社會中退出,我還在思考臺灣如何提升競爭力,華人企業未來如何在世界上作更進一步的貢獻。我現在檢討,在那段時間里面,宏希望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對整個通路、供應商群體,還用舊的模式給他們壓力,這都是不王道的。霸道是可以在某個時間段做到,只有王道才能夠做久。
我的另一個檢討是,雖然外部環境在不斷鋪路,但變革之道要從內部開始,要塑造新的愿景、定策略,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共識。因此整個策略就應該簡化,需要專注。在變革管理初期不一定馬上有改善,但如果你找到正道,就要堅持,不能松懈,要丟開一些歷史的包袱。我在每次變革的時候都呼吁“換腦袋”,
如果不能換腦袋最后就要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