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創業七宗罪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但高科技成果如何孵化成產品，科研人員如何面對市場，科學家創業以后如何跟體制、資本打交道，產業如何報國，這是一個痛苦的嬗變過程，經歷了幾代人的卓絕實踐。

這中間，既有變革 開放30年來的“知識分子下海”現象，也有開板近兩年的創業板上的“科學家富豪”現象，既有王選當年“告別鉛與火、邁入光與電”的革命，也有關于“貿工技”和“技工貿”路線孰是孰非的“倪柳之爭”，既有中央“千人計劃”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宏大布局，也有無錫尚德等成功模式背后的“政府VC”爭議。

有一個數字可以反映科學家創業的巨大價值：截至2011年6月，創業板231家公司中，84個創始人具有科學家或工程師背景，共持有市值350億元，約占創業板總市值的4%-5%。

并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要變成創業家，但創業的科學家應該遵循企業成長規律，處理好自身的“人格分裂”。柳傳志說，“科學家和企業管理者有明顯的性格上的不同，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哪些是天生的，哪些可以后天培養。但是事實表明，科學工作者要做好企業管理者，第一要心胸開闊，凝聚更多的人一起工作，人家都是項鏈上的珍珠，你要做穿珍珠的這根線。”

有了一代代、一根根“穿珍珠的這根線”，科學家和創業家共同構成了這個國家的產業創新。但業界對于科學家創業仍然存在很多誤區，很多科學家要變成創業家，尚未擺脫體制、產品、資本、技術情結、理想主義等“七宗罪”。

猴子進化成人難，人變成創業家很難，科學家變成創業家難上加難。很多科學家是“偽創業”，很多創業家“人格分裂”，但創業面前，人人平等，科學家尤其要自我革命。

實驗室的產品難進車間

將實驗室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并不比在實驗室里發明這一成果容易。讓實驗成果達到批量生產，需要成熟的技術和設備，這是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

“從技術到產品，最后到商品，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跨越鴻溝，這是外人很難看到的。”山河智能董事長何清華說。

有一些技術聽起來非常動聽，但是如果量產，成本高的離譜，還是不具備商業價值。一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設備，自稱可以把低品位的礦變成高品位，但是設備里的螺旋工作時會產生1000度高溫，必須要用航天耐高溫材料，成本太高，根本無法在現實中使用。

產品變成商品，比人變猴子難

只有技術不行，只有產品不行，如何把產品與市場結合起來更重要。科學家以前只鉆研技術，對市場感覺不敏感，在商業模式的設計上可能會走彎路。

2008年聯想辦了“聯想之星”，希望通過發現并培育優秀的科技創業者，推動科技成果的技術轉化和產業化。在篩選過程中他們發現，有些科技人員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看得特別重，但是對科技成果怎么轉化成為產品不屑一顧。

柳傳志說，“在這個觀念下，他是做不好的。如果只是一個科學家，只在科學家的角度考慮問題，就當不好CEO，企業很難辦好。”

實際上，很多創業成功的科學家團隊，都是走“技貿工”的路徑，從最熟悉的技術入手，逐漸認識市場，這不啻為一條明路。

專利歸屬不明

體制問題是雙刃劍。一些科研院所工作人員出來創業，其創業的技術屬于職務專利，依照法律，科研院所在其創業公司也有股份。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的關鍵決策會很受影響。

“我們希望公司是一種純粹的法人治理，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公司的發展由董事會、管理層來決策，但是有的領導習慣了多年的行政思維，有時會用命令來干涉公司的經營，這是最讓人頭疼的事情。”一位科學家的公司里有多個政府部門的股份，公司的決策要層層上報，周期很長，非常影響工作效率。

一位大學教授也很受困擾，因為科技部和教育部關于職務專利的規定并不一致，他的公司籌備上市的時候就受到了阻礙，股改方案在科技部的相關部門通過了，但是通不過教育部的簽字，為此耽擱了公司的上市。

江西師范大學副校長廖維林創辦的江西西林科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上市擱淺，其核心技術的歸屬就是大問題。

技術先行的弊端

科學研究追求技術的領先性，但是做企業追求的是市場。很多科學家創業，總是下意識地去追求技術，花大力氣高投入，最后市場效果很差，白白耗費人力物力。

漢王科技劉迎建就曾在這方面栽過跟頭。2000年年底，劉迎建在觀摩德國CeBIT電子展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新機會：智能電話，用戶在座機上實現打電話、發短信、查詢天氣預報、讀新聞等功能。漢王先后花費近一億元獨自建了一條智能電話生產線。產品很成功，漢王也幾乎壟斷了這個市場。但是直到今日，消費者始終沒有養成用固話來書寫短信的習慣，這次錯誤的判斷，幾乎使漢王陷入絕境。

去年3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召開期間，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在發言時指出，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在25%左右，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技術先行、脫離現實應該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資本和股權糾結

接受誰的投資，政府的錢還是市場的錢？對于科學家創業公司非常敏感。他們有優勢吸引到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基金，也很受地方政府或高新園區資金的青睞，但他們要么滿足于做“項目公司”，要么受困于“婆婆”的指手畫腳。

在團隊的股權結構上，科學家創始人也容易出現問題。他們一般是技術入股，貢獻不同，股權比例不同，難免會有矛盾沖突。

以創業板上的奇跡——沃森生物為例，公司核心高管來自昆明醫藥生物所，后來幾經股權變更，技術骨干加入，新老股東多了，矛盾出現了。他們設計了一個贖買政策，對公司估值，把所有人的股權買下來，然后再根據每個人對公司未來可能的貢獻，重新分配股權。

沃森生物董事長李云春說，“早期創業的時候決策很簡單，在一起吃個飯、喝個茶即可，再往后就要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遵循股東意志行事。”他們最早幾個人在昆明所經常一起打橋牌，關系熟稔。或許，這才是股權再分配得以順利進行的原因。

個人英雄主義情結

科研人員長期與機器打交道，與人交流少，有書生意氣，容易文人相輕，還會有個人英雄主義情節。一位從大學出來創業的教授說：“教授出來創業，要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容納得了事情、也容納得了同事，有人格魅力，這樣他才能找到團隊，個人再聰明也不行。”

他同時覺得，知識分子創業要有遠大目標：“事實上，知識分子有好多貪財的，干某個事情非要掙多少錢，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很貧窮，他有那么高的知識，收入又不高，好多人心里不平衡，干企業有時候會為了掙錢，隨便接項目。如果知識分子不貪財，力量會很大，但如果知識分子貪財就不行。”

理想主義的陷阱

知識分子大多有報國情懷，科學家創業往往迷失在報國情懷之中，在研發方向的決策上過多考慮“填補國際空白”，最終導致高投入低回報。

展訊前董事長武平就是一個例子。2004年，武平放棄跟蹤開發國際上相對成熟的WCDMA芯片，投入巨資，全力主攻TD-SCDMA芯片。展訊在國內第一個做出TD核心芯片，收獲了不少政治榮譽和政府支持，但3G決策遲遲不出，展訊業績受到極大影響，也導致了武平與董事會的分歧，他最終被迫辭掉CEO的職位。

“我們最初回國的這些人，還是有點理想主義的。一個從中國出來的技術人員，國家培養了半天，然后出國做成了點事情，要對國家有個交代。如果因為我們沒有去做，中國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終生遺憾。”武平的這種心結，正是科技創業者最容易進入的誤區。

如果你是一名正在創業或準備創業的科學家，請忘記你的其他所有身份：院士、教授、博士、工程師、學者、知識分子⋯⋯請忘記“填補國際空白”、技術報國、諾貝爾獎⋯⋯請直接面對市場、產品和管理本身，請不要再人格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