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歧途與危機

   新浙商以抱團名聞中國，市場的理性與平等無人提及，足以表明它至今仍停留在商幫階段

　 不可否認，今天的浙商，憑它超然的經濟實力而名聲在外，蓋過晉商、徽商、閩商，湘商也不能比較。但格物辨質，深入看下去，我們會發現，今天浙商的模樣，就像自然界繁殖力最強的動物老鼠中的旅鼠：生存力超強，活躍域甚廣，水、陸、空皆至，家族鼠丁興盛，但總讓人感到懸乎，懷疑它們是否正在醞釀一種災難？

　　抱團精神是雙刃劍

　　欲說浙商，必知其史。歷史看浙商，可以追索到范蠡。范蠡當年幫勾踐臥薪嘗膽，帶三千越甲吞掉吳國，為了避免兔死狗烹，他不愛江山愛美人，主動從廟堂辭職，帶美女西施泛舟西湖，隱藏到江湖做起商人，成為后來著名的陶朱公。今天，陶朱公已被看作浙商的始祖，甚至還被當作中國商人的始祖（更早有說是管仲，還有人說商朝就是“商人之朝”，不一而足）。從那之后，浙江商業興盛，先后產生過湖州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溫州商幫、義烏商幫，他們合在一起，就是傳統的浙商商幫。

　　今天以商會為基礎組建而成的新浙商，就是從這個傳統的商幫脫胎而來。如果說傳統的影響，我以為陶朱公功不可沒。他的示范作用，以幾何級繁衍速度，在當地蔓延開來；加上浙江靠海，土地富饒，物產豐富，到處流金淌銀，中國的經濟重心，也在逐漸向東、向南遷移；（湖南人左宗棠做兩江總督時，似乎說過，湖南全省一年收入加起來，抵不過蘇松一個縣，足見一斑。）而浙江人不分男女都性格柔媚，他們對細節的愛好與關注能力，也天然更適合提籃叫賣。天時、地利、人和，三樣一齊，經世代積累，商業的天賦，已經成為可以遺傳，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歷史上但凡可以言商，則海內外的巨商大賈多產于浙江。

　　至于浙江的小商小販情況如何？遍地開花。據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數據，目前，全省有440萬浙商在國內各地創業，100萬浙商在世界各國或地區開店經商，其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他們創造的財富總量，相當于在省外、國外再造了一個“浙江”。浙商們將人均資源全國倒數第三的小省，奇跡般地推進萬億GDP省市“俱樂部”。

　　如此鋪天蓋地，全省皆商，新浙商無疑要總結他們的文化，歸納出數條“浙商商道”：比方經濟欲望強烈，能忍辱負重，為了經商賺錢，什么都能忍受，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滴水穿石，堅韌執著，吃苦耐勞，耐得住寂寞。甚至還提煉出“四千精神”：歷經千辛萬苦、走遍千山萬水、想遍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這些都是大路貨的套話，放到全國任何一家商會，他們也會覺得是在說他。晉商、徽商事實比浙商還更能吃苦。

　　浙商真正屬于他們獨特的商道，說白了是抱團打拼、協作致勝。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要善用地緣、學緣、資源、血緣、親緣，用好了都是財源。

　　這種中國傳統商幫所遺留下來的抱團意識，被新浙商充分利用起來，將它們發揮到了極致。于是我們看到，以溫州商人為代表的浙江人，總是像密密麻麻群體出動的旅鼠，走到哪里都是一團。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車牌團、炒產權團……最新又傳言：溫州人又準備團體出動，要來“炒國企”了。

　　有人統計，浙江商人融資80%是靠民間借貸的。這可見浙商“抱團精神”的效果。正是這個抱團炒天下，讓中國人對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資的道德苛責與學術指責不絕于耳。有輿論認為，浙江的民間資本在國內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種對全國資源和人力的掠奪和剝削，加劇了社會經濟與貧富差距，等等。

　新浙商何以誤入歧途

　　不夸張地說，浙商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掠奪精神”。比方說，浙江桐鄉不出羊毛，卻有全國最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余姚不產塑料，卻有全國最大的塑料市場；浙江海寧不產皮革，卻有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浙江嘉善沒有森林，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業加工市場。

　　假使有人認為用“抱團加掠奪”來定義新浙商有失公允，用“旅鼠群體出動”來描畫他們過于藝術化，根據市場的天生平等，社會對資本本來就不應作過高的道德要求，那么，退一步看，道德之外，在契約的層次，浙商在事實的商業操作上，問題同樣累如危卵。

　　事實最能說明問題，2010年5月31日的《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以服裝、制鞋工廠為例，意大利人開辦的工廠是嚴格執行8小時工作制。浙商在意大利開辦的工廠或作坊只雇用中國大陸人，有的工廠一天工作16小時，甚至20小時，有的車工趴在縫紉機臺板上睡著了。浙商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令意大利工廠難以招架。一位浙商說，我們一天的產量就抵得上他們兩天，意大利企業的員工工資是每月1000歐元，但浙商發給工人的工資每月只有500歐元。久而久之，浙商這種用“時間掙金錢”的商業模式，受到了所在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行業協會的抵制。

　　有專家批判浙商言論，從這里深入到了本質，他們甚至將外省一些企業壓榨工人、行賄舞弊官、商勾結、制造假冒偽劣等行為，也歸結為“‘學浙江’的惡果”，因為他們帶壞了頭；并認為是“溫州式的廉而劣生產方式造成了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浙江商人簡直成了中國“將短期內的利潤最大化而毫無顧忌”的奸商代表。

　　近年來，陸續被媒體曝光的黑幕，有臺州市三門縣企業家楊某醉酒駕車導致4死6傷案；舟山富豪毛某攜卷億元資金逃往國外；溫州市平陽縣李某在山西大同的煤礦發生礦難后，不積極組織搶險，卻立即封住井口。正因為“旅鼠群體”既壞制度，又壞道德，所以《中國青年報》這樣說：“2008年迪拜房市溫州商人被套資金30多億元，山西煤改浙商損失150億元，即使吃了大虧，栽了跟頭，還沒有人同情。由此可見浙商的社會形象之差。”

　　如果說，以上是社會層面，是浙商的“國內國外”問題，那么，深入內部“家里家外”問題也同樣嚴重。浙江省一位行業協會負責人說：近六成“富二代”不愿意接班的事實說明，部分浙商把大量的時間、精力集中在如何賺錢上，鮮有時間照顧家庭與子女教育，造成家庭關系緊張、子女教育失敗。

　　內外交困，內憂外患，危機重重，十面埋伏，一名叫張洪石的人由此總結：“不少浙商缺少戰略遠見，只關注眼前利益得失”。正因為這樣，他們“在社會轉型期容易成為輿論的焦點，加劇或激化社會矛盾。”

　　那么，我們要問：是什么造成了輝煌正當時的新浙商如此問題叢集？

　　遺憾正是，浙商作為中國新興商會的代表并沒有轉型成功，而依然還停留在商幫階段。

　　我們知道，商幫由親緣組織擴展開來，便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地緣組織；商會則是商人依法組建的、以維護會員合法權益、促進工商業繁榮為宗旨的社會團體法人，兩者有著質的不同。中國傳統的商幫事實都已經死去，因為它們都已失去生存的土壤。今天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一種體制，這需要產生成熟的商會，商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政府與商人、商人與商人、商人與社會之間相互聯系的重要紐帶。它有四個明顯法律特征：公益性、民間性、自律性、法人性，但落后的商幫，依然在強調地域性和親緣性，它最鮮明的表現是抱團意識，以地緣和血緣來取代市場的理性與平等。新浙商以抱團名聞中國，市場的理性與平等無人提及，足以表明它至今仍停留在商幫階段。今天社會，依然做商幫，雖然短時期可見迅速成效，但因支撐它成功的元素落后腐朽，最后順理成章自然而然將它導入歧途。今天的端倪，讓我們看到的是暴發速肥旅鼠模樣，這怎么也難以贏得社會敬意。

　　在分析晉商一文中，我將浙商順利演變成現代經濟，歸結為“浙江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傳統底蘊”。這是說優點，但少有人想過，這同樣是缺點。更深層的問題，正出在江浙文化上。拿前面說過的徽商、閩商做比較，徽商儒賈合一，他們的家國理想，通過經濟手段體現出來，閩商開放，他們是“熱眼向洋闖世界”，以海洋文明精神來向地球村傳播中華文化。浙商呢，歷史上也是有的。比方以“四象、八牛、三十二條金狗”為代表的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團體南潯絲商，孫中山的革命經費絕大部分都由他們籌集捐贈，南潯絲商后來成為江浙財團的中堅力量，作為蔣介石在財政上的主要支柱。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指揮處，也設在湖州會館。但今天的浙商，無疑只剩下一匝匝錢：資本是人格化的資本，人格是資本化的人格。當人格與資本融合為一，就經濟而論，無疑是成功，對社會而言，對具體的人而言，它無疑是在醞釀危機。

　　抱團、掠奪、商幫化、去道德化、人格資本化、無社會理想、內外交困，等等。決定新浙商在商會建設上無法為中國商會作出表率。

　　要弄明白其中究竟，最好以湘商與浙商來比較。兩地都曾一度稱雄中國，但文化性格差異明顯：江浙文化相對開放，湖湘文化相對保守；江浙文化相對溫婉而細膩，湖湘文化則相對粗獷而豪放。難說高下，算各有特色。但湖南一度蓋過浙江，有史為證。在“江浙人出錢，湖南人流血”的時代，湖南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數個第一人：提倡學習西方第一人的魏源、開創洋務運動第一人的曾國藩、出使西方第一人的郭嵩燾、為變法流血犧牲的第一人譚嗣同、無公則無民國的共和第一元勛黃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第一人毛澤東，等等。有人會問，湖南這些人物為什么成功？因為血脈中流淌湖湘的義。這種義，起點在利，升華點在愛。如果沒有大愛天下的情懷，一地會有無數小成，難有一個大成。純粹實業，難以成就，因為商業有界，大愛無邊。湖南人用大愛天下的情懷，為中國與人類作出了貢獻。他們的偉大業績，因此被歷史銘記。

　　今天處在經濟時代，湘商實力還無法與浙商并論。2010年前后，湖南從官方到民間，向江浙學習經商辦大業，已成為全省上下的熱潮，新聞報章隨處可見。這個貨幣論英雄的時代，浙商掌控北門鎖鑰，風頭正盛，這是事實。但從沒聽過新浙商來湖南取經的。這是一種商業傲慢，還是一種缺乏理想的短視？不得而知。但無論是老商幫的浙商，還是新商會中的浙商，他們中是否已經或者也可以產生為今天中國與人類作出貢獻的人物來呢？恕我孤陋，不得而知，可想而知。

　　今天技術理性時代，我們也沒必要象王貽運那樣意氣，仍說浙江是“湘水余波”。我們只是想善意地提醒新浙商：一斤重的旅鼠憑肉眼能看出是旅鼠，一噸重的旅鼠何嘗又變大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