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與開放社會的雙向因果關系

　一個簡單的常識在這里被忽略:企業家得益于開放社會、得益于變革 開放。 但到了今天，因為自身利益的變化，企業家似乎開始變成開放社會的敵人

　　企業家與開放社會，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一個健全的開放社會必然催生出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企業家反過來也必 然促進開放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對開放社會的觀察，可以用企業家的發展數據、企業家的案例來做量化分析。 對企業家的觀察，也可以用一個社會的開放程度，設定一些與開放有關的價值坐標，來做具體的考量。兩種路徑互為表里，促使我們找到社會發展、市場演進的內在原因。

　　企業家得益于開放社會

　　對中國企業家的觀察，當然也能沿用上述的分析方法。事實上，這些年幾乎重大的企業家新聞，都能在開放社會與企業家 關系的維度找到內因。我想提到的第一個案例，是 2010 年風起云涌的《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 案件。這個事鬧得很兇，很多媒體非常氣憤。在我看來，事情的主要性質就是上市公司與公權力結合，在公眾知情權的層面， 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演進。必須指出，這是企業管理層主導，公權力推動的行為，它使得開放社會形成一種醒目的倒退。

　　我想到的第二個案例，是一名身在北京的知名企業家，他找了一個革命家的后代做愛人，現在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經濟 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這名企業家于 1992 年開始創業，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不錯的企業形態。漸漸開放的社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有限發展，讓他的企業有了機會，有了發展的模式。但他現在的所言所行，讓我們匪夷所思。

　　他的一個觀點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從 1949 年開始的，1949 年至 1978 年是另外一種現代化，毛澤東是變革 開放的領袖，是 領導中國人走向變革 開放，走向世界的一個了不起的人。

　　我曾問過他，如果你生活在上世紀 50 年代或 60 年代，你會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嗎？你會賺這么多錢嗎？他沒有 回答我。

　　一個簡單的常識在這里被忽略:企業家得益于開放社會、得益于變革 開放。但到了今天，因為自身利益的變化，企業家似 乎開始變成開放社會的敵人。

　　歷史的真相擺在這里:1949 年至 1978 年，中國沒有一名企業家，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一個真正的企業家都沒有。 或者我們干脆說，連企業家的形態都沒有。少數生存能力稍微強一些的人，偷偷跑單幫、做生意，被政府用投機倒把的罪名嚴 加懲處。

　　1978 年，是中國企業家的啟蒙之年，到今天為止，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大批企業家，身家過億的企業家已經有 10 萬人了， 身家超過 50 億的企業家有 5000 人。這是醒目的變化，前無古人。而這個變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關系，就是開放社會催生了 企業家的誕生。

　　橫向的比較，也能說明問題。一個醒目的見證，就是美國作為一個開放國家，有特別多的企業家，像比爾蓋茨、福特等； 日本也是，日本從“二戰”以后出現了特別多的企業家。

　　所以說，開放社會和企業家之間，甚至是一種唯一的因果關系。韓國的開放比中國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現在韓國已經擁 有三星、現代等非常了不起的企業，在全球 500 強中，他們以私人企業的身份閃亮登場，成為全球開放社會和市場體系中不可 忽略的一種力量。

　索羅斯是開放社會的碩果和推手

　　沒有自由，沒有開放，怎么會有今天星羅棋布的企業生態呢？怎么會有我們豐富的生活呢？這是個常識。由此，開放社會 成為我反復思考的路徑，尤其是當我們把中國當下的經濟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閱讀的時候，開放社會成為我們必須守住的第 一范式。比如，近一段時間，中國最大的企業事件，當然是谷歌離開中國大陸。

　　關于這一點，各種說辭紛至沓來。有人認為，這純粹是一起企業戰略事件，不值得上綱上線；有人則認為，這是正在開放 的中國的一次不開放的行為；有人認為，這是一起企業之間的競爭；有人則認為，這是一個開放的企業和一個不太開放的國家 之間的價值博弈。

　　索羅斯總是反復提到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念，這讓我興趣盎然。我的意思是說，從索羅斯的哲學里，也許我能找到 解讀“谷歌事件”的相對周全的方法。這些年，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全世界縱橫捭闔，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論，應該是有某種啟 示意義的。

　　卡爾？波普爾的名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國內有一大批鐵桿跟隨者。這位舉世聞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長期以來被西方學界譽為“開放社會之父”。從科學家到文史哲界的專家，從政界要員到企業家，無不深受波普爾學說的影響。尤其 是他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甚至成為諸多商業天才的經營利器。而這一大批商業天才中，當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羅斯。

　　事實上，索羅斯是波普爾的嫡傳學生。20 世紀 50 年代后期，索羅斯在倫敦經濟學院讀書，他提前一年完成了畢業考試， 為自己贏得了一年的自由時間。如何打發這一年的自由時光，索羅斯的選擇是來到卡爾？波普爾的門下，讓自己成為了他 的關門弟子。

　　從索羅斯后來的言說來看，波普爾對他構成真正影響的學術體系，仍然是著名的證偽方法。所以，索羅斯上來就復述 導師的觀點，經驗的真理不可能絕對確定，即使是科學原理，也要通過檢驗來證明。一個失敗的檢驗就足以證偽，而再多 的確認性例證也不能完全證實?？茖W原理具有假設條件，其真實性要能經受證偽的檢驗，聲稱掌握絕對真理的意識形態是 一種錯誤的宣稱，所以只能強加于社會，這類意識形態也會導致壓抑。

　　有人說，索羅斯顯然不是波普爾最喜歡的學生，這種表述不虛。事實上，索羅斯日后的發展顯然沒有沿著學術的方向 演進，他成了這個世界上最有財富的金融大家之一。但索羅斯本人不這么看。他自己認為，正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念對 他構成了畢生的影響，他才得以成功。而且，他沿著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方法論，這就是索羅斯 反復解說的所謂反射性理論。

　　如何用最少的語句來陳述索羅斯的反射理論，并不容易，按照他不厭其煩的言說，似乎有點像物理學上的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天體學上的宇宙和反宇宙，或者是社會學中的多樣性、信息學里的無遮蔽多元信息場域。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索羅斯的反射性理論，必須建立在他的導師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架構上。否則，索羅斯一切的 商業行為、一切的思想行為，均無從談起。

　　這正是我喜歡索羅斯的理由之所在。在一個開放社會里，索羅斯簡直就是一個懷疑一切的人，他總是試圖尋找到更加 多樣性的信息，逐條加以懷疑，然后組合出一套對自己有利的信息。索羅斯曾說，由于他在德國和前蘇聯占領的匈牙利生 活了很長時間，他知道一個不開放的社會如何抑制了他的才華，所以，他才如此熱愛美國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

　　不過，相對于觀念的正確與否，索羅斯和他的導師一樣，更加關注觀念背后的方法論。即使在美國，索羅斯也一直堅 守波普爾開放社會的理念，堅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爾證偽主義方法論的真正門徒。

　　比如關于洶涌的金融危機，索羅斯就認為，這是信貸和杠桿使用的無止境增長導致的災難，而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則是: 金融市場可以自我調節，所以，可以聽之任之。

　　索羅斯批評了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信條，認為他們忽略了絕對自由市場的另外一種反射性，即人 的不確定性。而對于小布什總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索羅斯認為，正是對美國開放性社會的某種收縮，比如傳播的主導原 則和單一原則，才導致美國人最終同意小布什發動戰爭。在這樣的意義上，索羅斯認為，這才是美國開放社會的最大危機。

　　任何一個人都很容易犯下矯枉過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長在身體的前面，當我們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丟失背后的風景， 當我們朝左邊看去，必然要丟失右邊的風景。人總是一個有限的人。

　　索羅斯顯然是深深領悟到了這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去分析索羅斯這些年的金融大手筆，必然能發現，他總是試圖超越 金融，站在一個更加周全的地方打點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種坐井觀天的小生意人。有些時候，他像批評家，有些時候， 他又像殺手，有些時候，他錙銖必較，有些時候，他卻是一名徹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中國企業家的差距

　　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的企業家顯然與索羅斯存在極大的差距。毫無疑問，中國當代企業家都是開放社會的產物，沒 有三十多年前的變革 開放，今天的企業家們一個也不會出現。但是，當這些企業家擁有了財富之后，我發現，有相當一批 人似乎成了開放社會的敵人。

　　最明顯的例證，是今天的中國企業家普遍迷戀官商勾結，而官商勾結，毫無疑問是開放社會的死敵。在新經濟領域， 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對越來越瘋狂的信息封鎖不僅不抵制，反而助紂為虐?；孟胱约旱母偁帉κ滞顺鍪袌鲋?，自己可以分 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對開放社會的遮蔽，而任何關于開放社會的抵制，最終必然導致企業的式微。 因為，人類企業發展史明顯見證了一個事實，企業家必然是開放社會的產物。

　　一個成功的索羅斯，當然是開放社會的碩果。所以，索羅斯在 50 歲那一年，在他的對沖基金增長到 1 億 美元之后，他開始思考，究竟什么事業才值得他繼續發力？在漫長的思考之后，索羅斯終于決定建立一個致 力于促進開放社會的基金會。他為這個基金會確定了醒目的宗旨，就是促進封閉社會漸漸開放，彌補已經開 放社會的種種不足，倡導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一名富可敵國的金融大鱷，愿意站在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中，對這個世界保持一種批評的姿態，這無論 如何值得善于拍馬屁，善于官商勾結的中國企業家們學習。而關于今天的中國，索羅斯的建設性批評也讓人 耳目一新，他說，現在的中國人還愿意以個人的自由服從于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但不可能永遠這樣。

　　腐敗是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中國需要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 世界其他國家絕對不可能讓個人的自由服從中國的繁榮。

　　關于索羅斯，還需要說一點，這名曾經因為 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激動不已的商人，事實上比很多中 國人更能看到中國的危機；這名得益于美國開放社會的金融巨人，事實上一直在促進美國的進一步開放，他 對美國社會任何一點點與開放為敵的行為都保持著巨大的憤怒。

　　相比之下，中國的企業家們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呢？或者我們反過來說，當企業家們都不促 進開放，甚至甘愿充當開放社會的敵人，那些耀眼的財富，那些光鮮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