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產的高性能電飯煲,卻不在“出生地”銷售;一雙國際大牌的運動鞋,“漂洋過海”買回來的比國內買的更耐穿;境內企業生產的牛肉丸,外銷品質水準比內銷高出一個檔次;國外品牌的同款小汽車出現質量問題,全球召回時唯獨“中國例外”……
不少消費者發現,同樣的商品或服務,國內看到的、買到的,品質往往比國外“差點意思”。那么,我們是不是成了全球市場的“品質洼地”?中國消費者能不能享受同樣的品質?更多的國內高品質供給在哪里?
品質“內外有別”普遍嗎?
外銷內銷是兩個標準、兩條生產線,一流產品外銷、二流產品內銷,這在國內一些行業似乎成了“慣例”;有的國外品牌在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搞雙重標準,品質“內外有別”屢見不鮮
“國外買的籃球鞋穿一年還好好的,國內買的穿倆月就壞了,質量差別真不小。”北京市朝陽區某高校大三學生徐偉對記者說。徐偉愛好籃球,去年出國時買回一雙籃球鞋,雖是國外品牌,但產地在中國,穿了一年沒出問題。經他推薦,一位球友在該品牌國內專賣店買了一雙在中國生產的同款鞋。沒想到,短短兩個月后,朋友鞋子的減震氣墊正式“報廢”。
國內國外的球鞋質量差別有多大?徐偉又做了一次更精確的對比:他先托人從國外買回一雙籃球鞋,又到國內商場買了一雙同品牌同型號的鞋子。之后,他輪流穿著兩雙籃球鞋打球,結果國內買的鞋子半年左右“開幫”了,而國外買回的鞋子卻沒有出現任何問題。“不得不說,這其中還真有文章。”
類似的事挺普遍。不少消費者經過比較后發現,有些產品和服務,國內市場的品質明顯比國外市場“差一截”。這種品質差別,集中表現為幾種耐人尋味的現象:
一些優質商品在中國生產,卻不在國內銷售——
上海市楊浦區居民李娜前不久到日本旅游,帶回一款在日本銷售火爆的電飯煲。幾次使用后,她感覺這款電飯煲在多功能性、煮飯美味度等方面,確實優于國內銷售的很多電飯煲。細心的李娜發現,這個日本品牌的電飯煲底部,赫然貼著“MADE IN CHINA”的標簽。“中國生產的電飯煲,在中國買得到嗎?”李娜走訪了上海蘇寧、國美等多家大型電器銷售商,卻沒看到這款電飯煲的身影。
手機、電飯煲、服裝、鞋類、食品、智能馬桶蓋……國際市場上銷售的眾多產品都是“中國造”,然而,大量在中國“出生”的優質產品,卻不在中國銷售,而是直接被運往國外市場。中國消費者想要買到這些產品,不得不“追隨”商品到國外兜一圈,花費更高的成本。
一些國內廠家的產品,外銷比內銷質量高一個檔次——
深圳市羅湖區居民關建經常到香港采購商品,尤其是食品。他發現,香港超市的很多蔬菜、雞肉、豬肉等生鮮產品來自內地,品質卻比內地市場的更棒。以牛肉丸為例,香港買回的牛肉丸,口感比國內超市銷售的產品好。“配料無非是牛肉、豬肉、玉米淀粉等,但吃起來就是不一樣。”關建告訴記者。
外銷內銷兩個標準、兩條生產線,一流產品外銷、二流產品內銷,這在國內一些出口行業早已成為“慣例”。拿食品行業來說,數據顯示,我國食品出口合格率持續保持99%以上的高水準,而內銷食品在“多年整頓”的背景下,合格率在90%左右。這幾個百分點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行業國際國內“不同線、不同標、不同質”的尷尬。
一些國外品牌,在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搞“雙重標準”——
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在國外頗守規矩的知名洋快餐,到了中國后,卻變得有些“懶散”,食品安全的弦并沒繃緊,近年來接連被曝光食品安全事件。2014年上海福喜就因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并供應給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餐飲企業,引發廣泛關注。
出現質量問題后,國外品牌在中國的處理方式也很“傲慢”。今年7月,宜家因部分櫥柜產品存在安全隱患宣布召回,起初沒有把中國市場放在召回之列,最后迫于輿論壓力,才召回中國市場的隱患產品;9月,韓國三星宣布,因電池缺陷問題,召回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銷售的“NOTE7”型號手機,但不包括中國;日本東芝公司先后對存在質量缺陷的筆記本、彩電、洗衣機、手機等產品進行多次全球召回,卻很少顧及中國市場……
“在不少消費領域,國內目前確實處于品質洼地的狀態。”中國貿促會研究院研究員趙萍說,國內消費者對于品質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但高品質供給相對不足。商品和服務品質“內外有別”的現象,進一步加劇了國內消費市場供需錯配的矛盾。
“洼地”只因標準低嗎?
標準偏低或不夠細致,只是國際市場消費品好于國內市場的部分誘因。市場需求、供給水平、監管方式等因素也在共同產生影響。有些商品在國內生產卻不在國內賣,是企業出于“以需定供”的權衡。一些國際品牌之所以能搞“雙重標準”,是國內監管體系不到位
大米是普通家庭餐桌上的主食,這兩年卻成了國內消費者“海淘”的對象,甚至不惜花幾十元1斤的高價從國外買大米。
“雖說口感有一定主觀性,但客觀看,與國內市場上的大米品質確實有差距。”大米品評專家劉厚清對記者說,他曾做過比較試驗,打開一袋國產大米和一袋日本大米,先看大米的顆粒完整性,國產大米碎米粒較多;淘洗時,國產大米淀粉量偏大,日本大米一般淘洗2—3遍后即可淘清,而國產大米則需要淘洗7—8遍。
一碗白米飯,國外國內為何有此差別?
“標準可能是一個主要原因。”劉厚清說,在大米行業,國內不是沒標準,且很多標準也不低,但標準不夠細,很多以“產量”為導向的標準,側重于“吃飽重于吃好”,已不能滿足消費新需求。
在日本,大米育種、種植、收割、加工、儲存、銷售等各個環節,都有明確標準,這些標準的核心目的,就是“保證大米吃到消費者口里,還有稻米的清香”。比如,蛋白質含量是影響大米口感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大米蛋白質含量一般低于8%,而劉厚清曾拿國內多個品牌的大米做過測試,發現蛋白質含量普遍偏高,平均在9%左右,有的甚至接近10%。再如,為了保證新鮮度,日本加工的精米,一般只有3個月“賞味期限”,如此苛刻的標準在中國市場上很難實現。
“標準是市場上所有產品的合格線,作用至關重要。”中國國際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許京認為,相比一些發達國家,中國很多行業的標準偏低或者不夠細致,是引發某些消費品領域“洼地”效應的誘因:一些在國外不合格的產品,成了中國市場的合格品;一些國外市場的合格品,成了中國市場上的優質品。
標準很重要,但專家普遍認為,國內外商品品質存在差別以及部分高品質商品不在國內銷售,還源于以下因素共同產生的影響:
——有的“中國造不在中國賣”,是受限于國內市場發展階段,一些高品質商品價格偏貴,在國內市場賣不動。
“企業賣東西,哪里賣得好、賣得貴、賣得快,就去哪里。”上海浦東某農產品生產企業老板孫偉說,他們生產的一些高品質農產品,受成本、價格等因素影響,更多銷往國際市場。比如,該公司銷往香港市場的彩色甜椒,凈重400克的3只裝,在香港售價折合人民幣近30元,賣得還不錯,在內地市場卻經常是“價格太高賣不動,價格太低又賠本”。“越來越多消費者愿意買高品質的東西,但一些高品質需求沒有形成規模效應,有待進一步挖掘。”
有些商品在國內生產卻不在國內賣,是企業出于“以需定供”的權衡。河北唐山某國產智能馬桶蓋生產企業負責人楊波表示,中國游客涌向日本搶購智能馬桶蓋之前,國內很少有人使用甚至知道智能馬桶蓋,商場里的智能馬桶蓋不太容易賣,國外品牌馬桶蓋沒有在國內大范圍供貨的基礎。“赴日搶購潮”被報道后,國人對于智能馬桶蓋的需求猛地從隱性變為顯性,國內智能馬桶蓋產品和種類才逐漸豐富。
——一些“高端產品不進中國”,是由于國內相關行業整體供給水平還不高。
“制定銷售策略時,目標市場的現有供給水平也很重要。”東莞市某音箱生產企業負責人孫明說,在一個市場,如果一家企業只需50元成本就能打敗競爭者,這家企業肯定不會花60元,甚至51元都不愿意。國內音箱產業起步晚,知名品牌少,一些國際品牌的中低端音箱到了中國,仍可以占據優勢銷售地位,有足夠的盈利空間,推高端系列產品就不會太積極。
“內銷產品質量打折扣,企業也在算經濟賬。”揚州市某玩具廠商郭文說,企業生產外銷和內銷產品時,決策因素有很大差別。以毛絨布料文具盒為例,生產成本加合理利潤,出廠價在4—5元。如果為國外玩具品牌代工,對方一般要求出廠玩具達到較高標準,是根據標準定生產;如果為國內經銷商代工,對方往往更在乎價格,是根據價格定生產。價格為王,就可能犧牲質量,在用料、剪裁等方面會有一定縮水。
——某些國際品牌的“雙重標準”,是國內監管體系不到位引起的。
全球最大零售企業沃爾瑪,在中國多次被曝光安全問題,并接連出現假冒“綠色豬肉”、銷售過期食品、虛假宣傳等行為;范思哲、路易·威登、阿瑪尼、香奈兒、博柏瑞、迪奧等國際大牌,都曾在中國被抽檢出質量不合格。在國外守規矩的國際品牌,到中國市場變成“壞孩子”,主要是由于違法成本低。
在一些“洋品牌”看來,即使在中國出現質量問題,只要當一段時間“鴕鳥”,接到一份往往僅有幾十萬甚至幾萬元的罰單,就能順利過關了,根本感覺不到“痛”。沃爾瑪連鎖店銷售假“綠色豬肉”案,堪稱國內處罰“大單”,最終罰款也只有269萬元。如此數額的罰款對沃爾瑪這個量級的跨國企業,根本起不到約束作用。
品質爬坡能加速嗎?
中國市場進入需求主導的發展階段后,消費者對品牌商品的購買愿望更強,更關注建立在高品質基礎上的性價比,這種需求結構決定了單純拼價格的“老路子”難以維系,品質已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我們不是沒有生產好產品的能力,而是缺少鼓勵好產品的機制
從國際經驗看,很多國家的市場都經歷過從“品質洼地”到“品質高地”的過程。說起德國制造,人們會聯想到奔馳、寶馬等一批優質品牌。然而,擁有如此光環的德國制造,也曾經在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上得過“便宜而拙劣”的評價,當時德國市場上也充斥著各種品質不過硬的商品。經過多年品質提升,在一批響當當品牌的帶動下,今天的德國市場成為名副其實的品質高地。
“品質商品比重在中國會越來越大。”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全球首席執行官常博逸認為,中國市場進入需求主導的階段后,消費者對品牌商品的需求更大,更加關注建立在高品質基礎上的性價比,這種需求結構決定了單純拼價格的“老路子”難以維系,品質已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
“有什么樣的需求,就會有什么樣的供給。”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荊林波說,市場可以自動調節,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高枕無憂,而是要通過合適的方法,讓市場更好、更快地發揮匹配供需的作用,鼓勵企業把精力聚焦在好產品上,防止市場失靈,“千萬不能讓幾個壞孩子嚇跑了聽話的好孩子”。
——完善行業標準,提高產品及格線。
“好產品有好回報,企業才更有改進的動力。”許京告訴記者,我們不是沒有生產好產品的能力,而是缺少鼓勵好產品的機制。美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在食品、化妝品、玩具、服裝等行業的相關標準齊全、要求更高。作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我國行業標準相對滯后,低標準產品擠占了市場,留給好產品的空間更加有限。只有把我們的標準提上來,產品品質才能真正向國際標準線看齊。
我國有些標準長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變,嚴重落伍。以食品為例,發達國家的食品標準往往處于動態更新中,政府監管部門、第三方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有較好的聯動機制。英國、德國等都有相應的獨立研究機構,經常能早于政府部門發現一些食品安全風險,并提出獨立的研究報告。食品標準并非一定了之,也要不斷與時俱進。
——保護知識產權,讓創新更有底氣。
國產品牌堅持創新,帶動國貨整體供給水平提升,才能讓一些國外強勢品牌放下“架子”。以彩電為例,最早國內清一色的洋彩電,盡管價格高、產品少,但國內企業生產不出來,消費者只能忍受。隨著國內企業生產和研發能力增強,國產彩電質量越來越好,國外企業迫于壓力也開始在中國市場投放質量更高的商品。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尤其是加大力度查處網絡渠道銷售的商品侵權現象,防止網絡成為侵權的法外之地,是激發創新的最好路徑。深圳某玩具經銷商負責人李靜說,前幾年公司打算圍繞一部火爆的國產動畫片搞創新,把該片的卡通形象打造成品牌。但沒等到李靜和版權方談成合作,山寨玩具已通過網絡等渠道充斥市場。李靜咨詢后得知,即便再申請品牌,打官司非常費力,甚至入不敷出,無奈只能放棄。“如果版權得到更好保護,企業就不會有類似煩惱,而是安心創牌提質了。”李靜說。
——整治市場秩序,守住競爭的底線。
一個競爭失序的市場很難建立供需雙方的信任,所謂創新產品和服務只能是“空中樓閣”。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說,守住底線關鍵在于增加違法成本。相比其他國家,我國很多消費領域處罰標準過低,監督尚不完善。在旅游、食品等行業,“一次違法被罰、換身行頭繼續”的現象非常普遍。專家建議,將處罰責任具體到人,并通過全國聯網的信用記錄等方式,“讓失信者寸步難行”。
中國監管和維權體系應由側重生產端向側重消費端轉變。在國內,消費者買到不合格產品,維權手段主要是退貨,對于有欺詐行為的商家,最多加罰高于貨款3倍的賠償。而在美國,產品出現質量問題,違法企業將面臨“天價”賠償的重罰;在歐洲一些國家,相關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有權力組織仲裁庭,以行業自律形式切實為消費者維權,拒不履行義務的企業有可能面臨“市場禁入”的嚴懲。
高盛高華首席經濟學家宋宇說,期待市場環境更趨完善,激發企業改善新供給、滿足新需求的積極性,讓國內消費市場逐步走出洼地困境,成為消費者更加滿意、放心的品質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