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品牌的“四化”與“三象”

    如今的企業家概念，已經不簡單是商業活動經營者的范疇了。企業家品牌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同時企業家品牌開始更深層次的影響產品品牌、企業品牌的價值提升。如何正確認識與理解企業家品牌化的誤區與方向，也是企業品牌建設過程中重的重要任務。

    從建國之初，由于政治的需要，非公有制經濟形態幾乎不見了蹤影。與此同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國一盤棋，也造成此時企業的負責人更像一個今天企業中的車間主任，根據上級下達的任務組織生產與調配。這個時候也沒有“企業家”這個概念，頂多就是“廠長”。而且這個“廠長”地位在很多人看來，也只是因為社會分工不同，除了級別的差異，并沒有太多的知名度與崇拜感。這個時候，大家更多的區分只是“我是搞工業的”、“你是搞商業的”等等。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變革 作為時代主旋律在中國大地即將全面奏響時。天津作家蔣子龍創作了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小說中塑造了一位勇于向不正之風挑戰、勇于承擔變革 重任，具有開拓魄力的變革 者形象——喬光樸廠長。此篇小說創作擺脫了長期以來文學創作表現階級斗爭的模式，毅然地將藝術的聚焦點調整到經濟建設、企業整頓變革 上來。雖然小說一經刊載，就在全國引起很多爭議，但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當年就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第一次一個鮮活的企業家形象比較突出的展示在人們面前，人們為他的剛正不阿、雷厲風行、不畏權勢所感染。一時間，各地對于變革 過程中涌現的先進企業家，都親切地被稱為“我們當地的喬廠長”。“喬廠長”的積極、正面形象成為很多人心目中企業家的良好印象，銳意變革 ，帶領企業員工走出困境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企業家宣傳的主旋律。小說“喬廠長”形象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講，為當時更多企業將主要心思放在企業生產和內部管理提升方面起到了很好地推動作用。

    其實在這個階段，計劃經濟的色彩依舊嚴重，幾乎所有的 企業管理 者都是走的干部任命流程，一些人甚至把進入企業工作作為仕途發展的一個過程。這個時候，一些先進的企業家代表都是上級部門推舉出來做宣傳典型的，甚至是為推動一種管理模式、一種政策法規而選出來的“樣板”。與我們國內長期的“造神”習慣有關，所以這個階段的優秀企業家形象有些被“神話”，他們不僅總是能夠力攬狂瀾，而且常常是廢寢忘食；不僅是政治上忠誠，而且是業務上精湛。一旦確定為先進典型，全國及各地媒體都會比較整齊劃一的進行宣傳，所到之處的報告會也是人潮涌動。由于本身整個市場的商品還處在一種供不應求的狀態，因此企業家的宣傳與推廣事實上在那個階段對生產、 銷售 的影響并不很直接。也可以說此時的企業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與美譽度，但品牌所具有的推動力并沒有具備。

    從嚴格意義上講，此時的“企業家”概念是有了，但“企業家品牌”的概念還遠遠沒有形成。任何事物只有出現了“過剩”，才有激發“品牌化”的可能。隨著一些行業計劃體制的逐步改變，壟斷的情況慢慢再發生變化，企業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同時各種所有制結構的企業不斷產生，不同經濟成分差異所顯示出來的靈活度與多樣性開始發揮一些效應，“群雄逐鹿”的“亂世出英豪”時代終于來臨了。中國各個行業大面積開始“洗牌”的同時，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企業家群體也開始不斷涌現，優秀企業家作為一種稀缺資源，開始被更多人重視。企業家的品牌化過程也開始加快，出現了差異化色彩強烈的集中趨勢。企業家品牌化的程度開始提高，企業家品牌化所具備的品牌推動力也開始逐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