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汰余的幾次危機處理

實業家蘇汰余（1885—1948）四川巴縣人，原名蘇必潤，曾在重慶廣益報社擔任編輯，1907年，因撰文針砭時弊，被清廷通緝，不得已逃往漢口，改名蘇汰余。之后，蘇汰余進入川幫德厚榮百貨土產號當職員，由于為人勤勉通達，精于文墨，深得副總經理徐榮廷賞識。德厚榮的老板劉象曦系川人巨商，光緒末年將德厚榮總部遷往漢口，資本數百萬兩白銀，在漢口首屈一指。劉象曦在漢生意主要交由徐榮廷來打點。很快蘇汰余在商場上嶄露頭角，成為徐榮廷的左膀右臂。辛亥革命爆發后，蘇汰余在徐榮廷的鼓勵下，經過一番深思，覺得自己很有經商能力，所以沒有回到新聞界，反而將一份暫時避難的工作變成了終身職業。1912年，徐榮廷組織楚興公司租營官辦紗、布、絲、麻四局（原湖光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官營企業之一），委蘇汰余為助手，掌管文牘和財務。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于西方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市場，加上楚興管理得當，公司大量盈利，戰后的1919年、1920 年，楚興公司的銷售利潤竟達八百萬兩白銀，相當于原始股本的十幾倍。除去主要股東劉象曦獲得的巨額利潤外，徐榮廷分得股息、人紅五十萬兩，蘇汰余和其他兩位高管張樵松、姚玉堂也各分得了三十萬兩白銀。這為徐榮廷等人后來另起爐灶打下了基礎。在蘇汰余的建議下，楚興公司有兩項舉措值得注意，可謂未雨綢繆，一是擴大資金積累，二是創辦了自己的紡織專科學校。楚興公司承租“四局”十年，除了要應付地方士紳和官僚的壓榨之外，還深受各路軍閥的掠奪。直到1921 年，楚興公司的承租權終于為軍閥所奪，連價值四十萬兩白銀的設備、原料、成品也被霸占。

1921年秋，武昌沿江原湖北官錢局的地基上，一座新的紡織廠正悄悄地矗立起來。徐榮廷、蘇汰余等人創辦的“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鄂廠”掛牌運轉。早在1919年，徐榮廷、蘇汰余，布局管事張樵松和會計姚玉堂等人便已經意識到承租“四局”不是長久之計，垂涎者無所不在。因此籌建新的紡織企業的計劃誕生了，蘇汰余建議新的企業應為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董事會，實行董事長負責制。裕華股份有限公司因之成立，徐榮廷任董事長，徐榮廷、蘇汰余、張樵松、姚玉堂、黃師讓等人共同出資，籌銀一百五十萬兩，正式開始建設新廠。

向管理要效益

1927年，局勢極其混亂和動蕩，加上連年災荒，人民生活極度困窘，購買力大大下降，出現了 “花貴紗賤”的局面。許多廠家陷入嚴重虧損，紛紛倒閉或者轉賣。裕華鄂廠同樣陷入了危機，每日產量僅僅十余包，而工資、稅收一切開支照舊。年近七旬的公司董事長徐榮廷看著這一切心急如焚，又束手無策，決定讓位于蘇汰余。在徐榮廷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勵下，蘇汰余不再推辭，挑起了董事長的擔子。

蘇汰余明白，時局動蕩和紡織業不景氣的局面，他是無法左右的，他能做的只有改變公司的現狀，可以從管理入手，通過改進技術、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等方面來提高競爭力。但要做到這一點，會管理、懂技術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蘇汰余把目光放到了蕭厚生、王子江等年輕人身上。蘇汰余決定讓蕭厚生接替張樵松擔任鄂廠廠長，并讓他帶人去日本參觀學習一年。

由于日本人對技術保密，蕭厚生等人先在天津的幾個日本紗廠轉了一圈，后去日本參觀學習了一段時間，但并沒有獲得關鍵性的技術。兩個月后，蕭厚生有點沮喪地回到武昌，告訴蘇汰余這次只學到了管理上的經驗，沒有學到先進的技術。蘇汰余盡管有些遺憾但并不生氣，他讓蕭厚生談談日本企業在管理上的獨到之處。蕭厚生總結了幾點：一是他們的管理人員經常下車間，進行檢查并協助清潔工作；二是畢業生初進工廠，先要下車間實習，再正式計劃 工作；三是日本工廠要求紗機平車工作次數多，故而質量高于裕華；四是看車工人只有裕華的三分之二，效率高于裕華。蘇汰余讓蕭厚生仔細琢磨日本企業的管理手段，逐步在裕華推行。同時，他決定另派人去日本學藝。在中國駐神戶總領事和日華學會的幫助下，兩名裕華鄂廠的技術骨干汪文竹、許伯馨以湖北工業學校學生的身份進入仙臺豐旭紡織廠實習一年。二人參與了這個廠機器安裝及所有的生產活動，連清花和漿紗兩種從不外傳的技術，也學到了手。他們白天上班，晚上畫圖，一年后，帶著厚厚的實習報告回到了武昌。蘇汰余兩次派人赴日考察，學得了先進的管理手段和生產技術，大大提高了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使裕華公司重新獲得了競爭力。

當時湖北廣泛種植的粗絨棉品質最優的只能紡出16支紗，而只有紡出20支以上的紗支在市場上才能立足，1929年秋，蘇汰余與人稱“民國第一清官”的石瑛(時任湖北省建設廳廳長)一同籌建了湖北省棉業改良委員會。在石瑛的召集下，湖北紗廠聯合會、武漢大學、進出口棉業公會和省建設廳等部門代表為改良棉種一事聚集一堂。在眾人的推舉下，石瑛宣布蘇汰余為湖北棉業改良委員會主任委員。會上，蘇汰余提出三點建議：一以徐家棚農場為棉籽實驗基地，另建公安分場以擴大試驗場地；二從出口棉花中，每擔抽出六分，集中作為實驗的推廣經費；三派人出國留學考察，另請浙江農學院和河南大學的幾位專家前來指導。

在湖北省棉業改良委員會的努力下，終于培育出畝產二百斤的優質籽棉，而且成熟期提前了二十天。因可以就地獲得優質原料，使得裕華不但提高了產品質量，而且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應對內部“文武沖突”

裕華鄂廠有一大批建廠之初就來廠工作的員工，這些人被稱為“武幫”，他們自恃建廠有功、資格老、有實際經驗，時常刁難那些從大專院校引進的被稱為“文幫”的人才。這種對峙局面，嚴重影響了組織的健康。保全科長雷錫璋因此找蘇汰余辭職，雷錫璋畢業于上海恒豐紡織學校，技術有專長，但“武幫”的管理人員卻不予合作，常指使工人們故意刁難他。比如，他讓工人安三匹綜桃子織斜紋布，而工人卻故意安上四匹綜的桃子，等開不出車來，又說是雷錫璋讓安四匹的，弄得他十分難堪。所以，他執意要離開裕華。盡管沒有挽留住雷錫璋，但蘇汰余明白，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了。不久，又發生了氣走新上任的工程師朱育芳的事件。

蘇汰余把廠長蕭厚生找來，嚴厲叱問是誰帶的頭，結果發現帶頭者是蕭厚生的一個親戚。蘇汰余召集所有工人開會，他盯著帶頭者看了很久，然后說：“你好大膽子，竟敢帶頭起哄，氣走朱工，你自己說該怎么辦吧？”那人不敢抬頭，小聲答道：“我錯了，聽候董事長處罰。”

蘇汰余當場宣布，公司里長期存在文武之爭，嚴重干擾了業務的正常進行，為了避免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扣發帶頭者一月薪金，留廠查看，以觀后效。由于此人和蕭厚生廠長有親戚關系，蕭廠長對此事也要負一定責任，扣發半個月的薪金。如果以后誰再帶頭鬧事，不與技術人員合作，立即開除。這樣，裕華鄂廠的“文幫”、“武幫”之爭，終于偃旗息鼓。

不久，蘇汰余便聘請留日學生祝士剛擔任技術科長，負責改進生產設備。蘇汰余認為：“日本各廠不但用人減少，而且機械日新。最近，大牽伸之發明，不用二三道粗紗機，即可由頭道粗紗直接紡細紗，又使用自動布機，每人至多能管六十架，此等利器，無異是紡織界之機關槍，而我等尚用土槍土炮，無怪不能與之競爭。”祝士剛攜蘇汰余的余怒入廠，又一下子身居高位，盡管改進機器，會嚴重威脅工人的飯碗，但卻沒有發生前兩次那樣的不愉快事件。上到管理人員，下到普通工人都積極與之合作。很快，裕華鄂廠的細紗機全部改為立式大牽伸；牽伸倍數從七倍提高到十二倍，并拆除六十臺粗紗機，一下子減少了二百多工人，而紗支色澤、條桿質量都大大提高，蘇汰余在空出廠房中又添置了幾千錠細紗機。

蘇汰余還將鋼絲機、鋼絲針全部更新，并調整車速，建立擦車、平車制度，使裕華鄂廠面目一新。這些舉措，同樣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產量和質量。

蘇汰余在雷錫璋事件時，隱忍不發，卻抓住朱育芳事件不放，一舉為后來變革掃清了障礙。蘇汰余看到了“文武”之爭的本質是“新舊”之爭，所以從一開始，他就牢牢地握住了這場變革的主動權。很多時候，企業的生存危機只是最高管理者的事，而員工卻無動于衷，從裕華的文武之爭，就可看出這一點。如何拿捏變革的契機，如何把組織的意志真正變為組織成員的意志，這是管理者應該思考的。

資金鏈，安全第一

1931年，長江流域爆發特大洪澇災害，二百多個縣受災，災民兩千八百多萬人，直接死于洪水者近十五萬人，損失相當于十三億八千萬銀元。大水之后，長江流域棉產量銳減，而農民生活困苦，購買力又大大下降。日本紗廠趁機壓價傾銷，中國紗廠又紛紛面臨著集體倒閉的危險。國民政府卻出臺了一項出賣民族利益的稅收政策，對日本紗廠實行低稅率，對國人開辦的紗廠實行高稅率。這對于民族紡織業來說，無疑雪上加霜。于是，在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發動下，天津、漢口、無錫等分會一致決定，選派代表前往南京，向財政部請愿，要求增加進口關稅，發放貸款，幫助各紗廠渡過難關。

1934年10月，蘇汰余受華商紗廠聯合會湖北分會的委派，以該會主席的身份，趕赴南京請愿。好友國民黨元老石瑛時任南京市長，在他的斡旋下，財政部長孔祥熙終于答應見他們一面——請愿代表們列席國民黨中常委會議。會上，孔祥熙與蘇汰余發生爭執，無理的孔祥熙有些狼狽，最終請愿不了了之。會后，蘇汰余終于明白，以孔祥熙為代表的官僚資本本身也是民族企業的敵人，他們要擠垮民族工業，進而收歸己有，以便謀取更多暴利。這讓蘇汰余極其失望。

很快，局面就變得有些戲劇化了，蘇汰余回武昌不久，裕華大興分廠負責人汪文竹從河北帶來了一個消息，天津 中國銀行副經理束云章通知華北地區各紡織廠代表到天津開會，內容是發放貸款。蘇汰余想起，不久前在南京，孔祥熙明明當眾拒絕給民辦紗廠發放貸款和改變稅收政策，怎么態度突然轉變了？束云章之前做過的一件事，也讓蘇汰余犯起了嘀咕。1933年，天津寶成第三紡織廠因欠美商慎昌洋行的機器貸款，到期無力償還，洋行便派一美國人出任該廠總經理，坐在那里，追討債務。束云章見狀，便決定由天津中國銀行投資，將外債還清，使洋人撤走，從而輕松將該廠收歸中國銀行。蘇汰余問汪文竹，束云章發放貸款有什么附加條件嗎？汪文竹說，束云章本人倒沒提，其他廠有人說，凡是接受貸款的廠家，要接受銀行會計進駐監督，倉庫還要掛上“中國銀行抵押倉庫”的牌子。蘇汰余想，孔祥熙、束云章是不會真的大發慈悲的。

會上，束云章果然提出了那兩個貸款的附加條件，這讓各廠代表們的情緒頓時低落下去。大家心里都明白，一旦接受這兩個條件，等于把工廠抵押給了中國銀行，銀行隨時都可以借債務為由將工廠據為己有。汪文竹提出了抗議，各廠代表們也紛紛說條件太苛刻，但束云章一步不退。他明白，面對日貨傾銷，工廠設備陳舊的困境，各廠只能硬著頭皮接受，否則只能關門倒閉。結果，除了裕華大興廠的汪文竹外，到會的各廠代表相繼接受了中國銀行的貸款和附加條件。

會議結束了，中國銀行有人對汪文竹非常好奇，難道你們真的不需要貸款嗎？汪文竹說，大興廠有股金三百萬元，歷年積累二百萬元，股東和職工的存款近二百萬，共計七百萬元的資金，所以不需要你們的貸款。汪文竹說的是事實，從徐榮廷、蘇汰余等人創辦楚興公司起，一直就把積累資金放在第一位，用于發展生產和應對各種困難。所以，在楚興公司被軍閥奪走后，立刻就能拿出近四百萬兩白銀，興建了裕華鄂廠和大興廠，這些全都得益于歷年按期提取的公積金以及將保險準備、折舊生息、購置設備等項目，一次性在利潤中全部刷賬等富有遠見的手段。1927年，蘇汰余出任董事長后，更加強化了積累資金的各種辦法，而且借入資本，百分之九十都來自內部存款。中國銀行最終和大興廠簽訂了一個一百萬元的抵押合同，其他兩個附加條件取消。回到2009年，眼下這場經濟寒冬不知還有多長，與年輕的中國企業相比，經歷過多次蕭條的西方制造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則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