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薪酬的秘密

當馬爾文·米勒1966年接任主力聯盟棒球工會會長時，他很快就意識到：他的球員們并不了解“工會”的含義是什么。他想要告訴這幫野小子們，他們的合約有多不公平，他們的老板如何榨取了利潤的大頭，他們拿到的傭金和養老保險金數量多么令人心寒?？上У氖?，這些隊員們完全聽不進他的。他們都很年輕，很多來自于偏遠的山區。能來到球隊打球，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眷顧：能頓頓吃上牛排，還能享受球迷們的歡呼。

當時這些球員的 薪酬 是5美元一年，而且一簽5年，沒有球賽門票和轉播收入分成。米勒問他們：“這種待遇為什么還要簽?”他們的眼中露出綿羊一般的羞怯：“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常常到處搜集棒球明星們的卡片?，F在他們要把我的照片印到卡片上!”

米勒跟我提到：“巨人隊的右外野手是鮑比·邦德斯。他是當時全美技術最好的球員之一——作為第一擊球手，他的全壘打數量遠遠超過了那些主聯盟球隊的球員。所以我每每看到他薪水單上那可憐的數字，總是深深地為他惋惜。于是有一天，我想賭一把。”他賭的是鮑比的兒子——那時候他還是個孩子。但米勒認為，他的身上已經確定無疑地展露出一個偉大球員的潛質。“當時我就想，如果能擺脫這套薪酬體制，那么有一天，他一年的所得，就會超過他父親整個職業生涯的所得。”后來他的預言果然成真——他一年的收入，超過了父親所在的舊金山巨人隊所有球員職業生涯的收入之總和。

薪酬體系的坍塌

實際上，就在四五十年以前，各行業的頂尖人才——包括律師、投資銀行家、《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以及明星運動員等，其酬勞與今天相比還顯得相當寒酸。1935年，美國律師的平均收入僅為全國人均收入的4倍。到1958年，這個數字竟然降到2.4。真正的富人只有那些父輩在“鍍金時代”積累了大筆財富的“富二代”。

那個時代的傳說與我們今天的所見所聞完全相反：那時候的人們都驚訝于工商界大佬們過著如何“親民”的生活。上世紀40年代，《華爾街日報》曾經這樣描述過一位“全美頂級工商界領袖”的生活：“C先生剛坐上出租車，就把這筆花銷小心翼翼地記錄在一本隨身攜帶的黑色小賬本上。那年他的稅后收入是3.7萬美元，而上一年是2.2萬美元。他的生活從來與‘奢華’二字無關——甚至連‘雅致’都算不上。他沒有游艇，沒有賽馬，最大的愛好是游泳。因為付不起維護游泳池的費用，還要去公共泳池游泳。”等等，公共泳池?!

1956年，當時最具聲望的科瓦斯-斯懷恩-摩爾律師事務所(Cravath, Swaine & Moore)合伙人羅斯維爾·馬吉爾(Roswell Magill)在公開場合替律師們大鳴不平：“這一代律師即便奮力爬上了合伙人的位置，也根本無法保證在銀行有大筆存款，也別想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在鄉間有莊園，他們消受不起去歐洲度假旅游。”

但是，上世紀70年代，突然之間，一切都變了。高級專業人才的薪酬開始以始料未及之勢飆漲：棒球運動員們成為千萬富翁;企業高管們有了私人飛機;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們擁有了前輩們所擁有的一切，甚至更多。

人們對此進行了各個角度的分析。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全球化與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以及菲利普·庫克(Philip Cook)所提出的“贏家通吃”原則是主要原因。政治學家認為這代表著社會特權的轉移：所得稅下降，原本的公平原則受到損害。解釋這個謎題還有一種角度：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羅杰·馬丁(Roger Martin)教授幾年前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評論稱，專業人士的薪酬飆漲，原因在于他們逐漸開始意識到，“才能”比“財富”更稀缺，更有價值。

馬爾文·米勒如今已經90多歲了，住在紐約上東區的一間高級公寓中。他的身材精瘦，面相嚴肅，作風硬派，永遠只遵循自己的內心。當時的體育界人人都知道，惹惱了馬爾文·米勒，就會麻煩纏身。

米勒是從全美鋼鐵工人聯盟轉行到體育界的。之前他在美國各級工人組織中得到成長，后來加入美國戰時勞工委員會。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他逐漸成長為一位非凡的工會領袖。米勒至今仍記得，小時候有一天他去曼哈頓的下東區，看到父親和很多人一起在罷工中。“我父親是做女裝生意的。多年以來，一直自己單打獨斗，沒有集體和工會的概念。那時候正值大蕭條時期，他終于走出去和其他商人聯合起來爭取縮短工作時間。那次罷工持續了整整一個月。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到家，之后拿出一份文件讓我看。那是最終雙方所達成的協議——罷工者們幾乎得到了自己所爭取的所有權利。其中標明，管理者必須遵守新的《工資法》，必須在平日和周日加班時段支付1.5倍工資——這給當時的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后來米勒所加入的棒球工會，從某些方面來看，并不能被稱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而只是每個球隊派出一位代表組成的一個結構松散的委員會——其首領是一位兼職顧問，其兼職費用由球隊所有者支付。這樣一來，球隊所有者就可以要求球員們乖乖遵守合同上的一切規章制度。接手這份工作幾個月后，米勒受邀參加芝加哥棒球大聯盟執委會所召開的會議。該會議是由主力聯盟各球隊的所有者及經營者參加。在這次會議上，米勒發現這群人在爭取摧毀已經存在10年之久的球員養老金制度。

身為參加過上百家工會談判的資深人士，米勒聽到這個決定時，驚呆了。他對我回憶道：

“我急切地環視著整個會議室，想看到有人臉上和我一樣露出驚訝的表情。我看到了鮑伊，當時在座的唯一律師。我在他的眼神中尋找一絲不安或者憤怒，他應當對這種完全無視法律的無恥行為表現出哪怕一點點抗議……但是，他沒有。”

米勒決定發起反抗。但是，他想反抗的這群人是全美擁有財富數量最多的人。更嚴重的是，在此之前，球員和球隊所有者之間的官司，無一例外由球隊所有者會獲勝。

但是，米勒最終成功地重建了球員的養老金制度。他的球員們也同意以集體方式與資方協商——這意味著他們開始為維護自身利益爭取話語權。在此之后，米勒還為退役球員爭取到了自由選擇所效力球隊的權利。

這次爭取的過程極為順利，這是連米勒都沒想到的。最初他希望說服老板們從增加的養老金收入中撥出一部分發給球員作為福利，被其拒絕。于是，米勒帶領著所有球員上街罷工——這是體育界史上第一次罷工。按常理，這次罷工可能會造成肢體沖突，甚至會有傷亡，但實際情況并沒有。短短13天之后，老板們就投降了。《時代周刊》記者里奧納德·科佩特記錄了這次罷工的談判過程：

球員：我們要更高的養老金。

老板：我們一分也不會多給。

球員：你們不需要給。錢已經在那兒，撥給我們用就行。

老板：不行，這么做太草率了。

球員：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如果不給，我們就不比賽。

老板：好吧。

就是這樣，上世紀70年代，似乎一夜之間，專業人士和 職業 經理人 突然發現：原來的薪酬系統是多么脆弱。在棒球隊球員爭取權益的同時，出版界同樣爆發著薪酬革命——作家們開始拿起法律武器，爭取重新定義與出版商和代理商之間的金錢關系。

“專才”價值觀的崛起

為什么薪酬體系的堡壘在短短幾年之內轟然倒塌?究竟發生了什么，才使得“才能”的價值被重新認識并得到巨大提升?

經濟學家阿亞·查卡爾(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提供了一種答案：在最近出版的《管理與決策經濟學月刊》上，他們介紹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教授艾倫·佩奇·費斯克(Alan Page Fiske)的觀點。費斯克認為,人類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可分為四種模式：共有分享模式、平等交換模式、市場競價模式和家長管理模式。共有分享模式就像有些大學宿舍一樣，室友可以共享彼此的書籍，隨意穿別人的衣服。平等交換模式就像拼車：如果今天你載我的小孩去上學，那么明天我就會載你的小孩。市場競價模式是指人們依據市場的公開交換規則或者供求關系進行價值交換。而家長管理模式是一種高度集權的方式，“家長”占據統治地位，他們掌握各種支配權，同時也肩負著保護和安置“孩子”的責任。

費斯克并不認為這四種模式中，哪一種有超越其他三種的優勢。一般而言，人們會根據所在環境和場景的不同選擇合適的互動模式。

費斯克舉了個例子：比如你要舉辦一次晚宴，需要在商店購買食材，那么你需要為那些價值高的食材支付更高的價格。這是市場競價模式。應邀參加晚宴的人們中，有一些是因為之前你曾經參加過他們的晚宴，這是平等交換模式。在晚宴上，每一位與會嘉賓都可以隨意享受美食(共有分享模式)，但是作為主人，你會計劃 客人們應該坐在哪里，告訴他們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家長管理)。在任何情景下對模式的選擇都會從根本上影響人們互動的本質。查卡爾和赫斯特里認為，這正是人們對“才能”的價值集體改觀的原因：專業人士與雇主的關系模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在華爾街，家長式管理模式開始改變。1956年，當時的高盛掌門人西德尼·溫伯格將福特汽車公司運作 上市 ，那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最大的IPO之一。查爾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國》(The Partnership: 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中這樣描述:

當亨利·福特問到溫伯格，搞定這次IPO他個人想要多少酬勞時，溫伯格沒有給出具體數字。他主動提出，在事情辦好之前，只需要支付給他1美元年薪;一旦IPO成功，福特家族可以視其貢獻酌情支付酬勞。溫伯格后來透露，他更在意的是一封言辭間充滿溫情的手寫紙條，上面有一句話至關重要——“如果沒有你，一切不會這么完美。”溫伯格將這張紙條裱起來掛在辦公室。“在我心里，這就是最好的回報。”當時人們認為他將收到100萬美元左右的勞務費,但實際數字遠遠低于此——在兩年的辛苦工作和IPO巨大的成功之后，這位“無可替代”的重要人物僅得到了25萬美元。溫伯格為此深深受挫，自此之后再也沒有提過這筆款項。

溫伯格是當時華爾街最頂尖的投資銀行家。他是這次IPO中不同利益方所爭取的“無可替代”的操盤手(福特IPO是個極為復雜的項目，不僅涉及福特家族，還有福特基金會)。放在今天，他這種身份的投資銀行家一定會獅子大開口。而溫伯格沒有，他沒有在福特家族和福特基金會之間競標;事后拿到令人大失所望的酬勞，他也只是把自尊和委屈吞進肚子里。這實際上就是家長式管理的模式：溫伯格認為自己是為福特公司服務的，因此，就算他的“家長”只愿意支付2.5萬美元，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而今天，改變的不僅是薪水單上多出的那一個或者兩個0，而是投資銀行家與客戶之間的關系模式。現在的銀行家與客戶在薪酬的問題上是公開協商的關系。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對沖基金經理人泰迪·福斯特曼(Teddy Forstmann)和亨利·克拉維斯(Henry Kravis)率先開始按照“2-20”規則向客戶收取資產管理費用——資產管理者的年度傭金為所代管資金規模的1.5%或者2%，再加當年所得利潤的20%。“2-20”規則是當代資產管理行業激勵體系的奠基石——它將一個原本只有百萬富翁的行業培養出無數千萬富翁。為什么福斯特曼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想成為生意的主導者，而不再是一個代理人。”他不滿足于聽命于客戶,他想要更高的社會地位，想要和客戶坐在同一班飛機的同等座位上。

1975年，20世紀?？怂钩兄Z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對《星球大戰》系列所有續集具有完全的所有權。這來自于盧卡斯的奮力爭取。在給弗朗西斯科·福特·科波拉當學徒的時候，他已經看到了一直為公司打工的黯淡前途。“盧卡斯害怕公司不同意拍續集，或者無法給他拍片自主權。他想要足夠的控制權。”

同一時代的模特行業也在經歷著革命性的改變。以下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活躍在T臺的超模勞倫·赫頓在接受其后輩寶琳娜·波利茲科娃訪問時的對話，該對話發表在去年的《時尚》(Vogue)雜志上。

寶琳娜：1975年當模特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勞倫：在1974年、1975年之前模特都是按小時工作和計酬的。好的模特每年會有6份工作。我們的時薪是60美元……但是當我為露華濃工作的時候，我不再想要60美元一小時的報酬，我最終簽下來的是一天2.5萬美元。

寶琳娜：這一切是怎么辦到的?

勞倫：有一天我在《紐約時報》看到一篇關于一位名叫凱特費什·亨特(Catfish Hunter)的運動員的報道——他剛簽下了一張100萬美元的合同。于是我沖著我男朋友大叫：“我要怎么才能拿到這樣一張合約?”他不假思索地告訴我：“別接任何化妝品廣告。只要有人來找你，就拒絕他們。告訴你所有合作過的攝影師，你要簽長期合同。”當時我的上一代名模薇露西卡(Veruschka)、崔姬(Twiggy)和簡·詩琳普頓(Jean Shrimpton)基本上都已經退休或者轉行。迪克·埃弗頓(Dick Avedon)沒辦法，只有和我繼續合作。漫長的6個月過后，一張改變了整個模特行業的合約就誕生了。

寶琳娜：勞倫，我向你致敬。我買得起房子都是你的功勞。(編譯/呂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