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公關如何從被誤解走向全球化？

上世紀90年代，華為還是很小的私營企業，記得1995年，公司準備參加第二年的莫斯科展。剛加入華為不久的我，有一天突然被叫去開會，原來是因為一個國企在得知華為要參展的消息后十分不滿，到政府部門去“告狀”了。他們就覺得，“一個民營企業，憑什么申請國外參展？”其實，企業去國外參展，都是自己掏錢。這件事在今天看來可能匪夷所思，但當年卻是真真實實的存在。當然，最終華為參加了莫斯科展。很多年后我才聽說，是因為當時開會的領導看不過幾個男人咄咄逼人地訓斥批評一個小姑娘，就什么也沒說，默許了我們參展。

今年我碰到一位退休的老客戶，他說還記得20年前我常等候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中，怯怯的，也很禮貌地等他，他過意不去才接見名不見經傳的華為人，不得已的聽著產品推銷。老領導感慨著華為的巨大進步，而我其實已不大記得這些場景了，可能是因為當年這類情形太多了。

進入新世紀后，華為開拓海外市場剛有些進展，“來自中國”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原罪”。部分西方媒體關于華為的負面新聞也常出現。這些報道往往捕風捉影，要么宣稱華為是因為獲得中國政府額外關照才發展起來的，要么在知識產權糾紛中先入為主地指責華為，還有美國政客公開宣稱華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歐盟官員幾次準備啟動“雙反”調查……真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公共關系工作受困于外界關于華為身份的種種誤解與猜疑。正如任總2015年1月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講，華為在全世界的發展態勢是好的，外界想“你們這個公司干得這么好，別人都沒干好，那你們是有背景”；美國想“哎呀，你們走出來，代表社會主義，你們在積極進攻”；那中國在想“你們個人都有股票，那算不算資本主義呀？”

“人們總是崇尚偉大，但當他們看到偉大的面目時，卻卻步了。”這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羅曼·羅蘭在其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一句名言。

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羨慕國際領先企業在公共事務上的有條有理、游刃有余。而光鮮的背后是大量基礎性、事務性的工作，建立規范、發展組織、引進人才、培育能力、推動內部意識轉變等，不一而足。

最難的是意識轉變。我們曾經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各級主管談起采訪和對外發言就色變，避之唯恐不及。在公司領導一再推動下，甚至是 “不講錯話就要處罰”的“威脅”下，各級主管、專家積極學習信息、背英文稿、練肢體語言……從一開始的忐忑緊張、略顯青澀到后來的發揮自然、收放自如， 從“不敢亮劍”到“善于亮劍”，一批形象氣質技能俱佳的華為發言人不斷涌現出來，在媒體、論壇上精彩亮相。

引入西方公司在公共事務上的最佳實踐，建立組織能力，也是公共關系體系近幾年重點推行的工作之一。如同公司其他領域的變革項目一樣，每個流程的引入、規范、固化以及優化，都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過程。大家被逼著放棄那些看似輕車熟路的經驗式做法，轉而使每項工作都有章可循，這也是“自我折騰”的過程。我們確立了以六大議題管理為主線的商業環境建設框架，包括持續開放透明建立信任（身份的證明）、網絡安全與用戶隱私保護、貿易便利化、政策激 勵及政府支持、員工運作靈活度；完善了全球組織架構，引入了大量專業領域專家；主動規劃、建設有利于公司全球發展、區域運營的政策環境與輿論環境。

在身份證明議題上，過去外界一部分人的確對華為存在種種誤解，經過持續溝通，目前這些誤解得到了顯著消減，如知識產權話題、透明度問題等，同時，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人認可華為在創新、全球化、開放合作、本地貢獻等方面的形象。

過去我們在網絡安全問題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通過持續投入，開放合作，華為建立了端到端的網絡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并成為了業界在網絡 安全領域的最佳實踐者之一。目前，這一信息也越來越多地得到外界的認可，包括英國和馬來西亞、德國等國政府在內，一些關鍵的利益相關方對華為在網絡安全問 題上的信任在不斷增強，我們剛剛就獲得了馬來西亞“年度最佳網絡安全企業”獎，德國“網絡安全透明度”獎等等。

在貿易便利化領域，我們在降低關稅稅負和提升清關效率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全球ICT產品的平均關稅約為1.6%，而華為約為1.7%， 在中國尚不是OECD（經合組織）成員國因而無法享受到相關優惠的情況下，能取得這一成績相當不易。從清關效率看，全球的平均水平約為21天，華為公司只 有10天。這些都可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支撐公司主航道業務的發展。而且外界也越來越多地認識到，華為是一家來自中國、秉持開放和公平競爭理念的積極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努力，華為成功申請到歐盟的研發資金。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它更體現了歐盟對于華為的認可，表明歐盟已經認識 到了華為對于歐洲產業生態圈的積極意義。同時，我們還成功推動中國政府將研發資金向外國企業開放，讓歐洲廠商成為中國的科研力量。

正因我們在這些關鍵議題上取得的進步，我們與關鍵外部利益相關方的溝通活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我們往往是防御性的，針對各種傳言和誤解，努力自證清白。而現在，我們努力成為所在國政府ICT行業發展的問計對象。我們的溝通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推動當地ICT產業發展，促進數字經濟，因而也更具建設性。

伴隨外界對華為的了解越來越多，各種公開贊譽紛至沓來。2015年年初，李克強總理專程考察華為，總理特別肯定了華為在企業管理制度方面的創新。他說，沒有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就無從依附。

面向未來，公司明確提出了年銷售額達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挑戰和機遇并存，一方面傳統運營商的投資增速放緩，面臨轉型；另一方面越來 越多的國家把數字經濟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政府對ICT領域的直接投資和政策引導越來越多，ICT技術將深入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未來的數字經濟到底是什么樣？全世界的政府、設備廠家、服務集成商等利益相關人都在根據自身的理解和傳統優勢在摸索。政府及政府控制的垂直行業會成為像運營商一樣的高價值客戶，機會窗已經打開，誰能比競爭對手更加貼近客戶，更深刻地理解客戶的需求和痛點，誰就有機會率先實現突破，在未來占 領有利的格局。

在通往2025年一千億聯接的道路上，政府不僅是重要的投資者，而且是規劃的制定者，5G的發展需要增加500M-1000M的頻譜，國 家寬帶的發展需要有效的PPP模式（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OTT與基礎設施的均衡發展需要公平、開放的管制政策。在產業政策之外，政府還在考慮配套的激勵政策，人才戰略，國 際合作策略，網絡與數據安全治理架構。作為業界重要的創新引擎和領先者，越來越多的政府希望與華為建立更緊密的溝通與合作關系，甚至成為戰略合作伙伴。

就像我們和運營商戰略對標，貼近運營商的需求，踐行“以客戶為中心，長期堅持艱苦奮斗”一樣，面對政府及政府控制的垂直行業這個潛在的價值客戶群，我們應與政府進行戰略對標，加深互信合作，因地制宜地達成戰略合作關系，這是支撐公司戰略目標的基石之一。

成為政府的戰略合作伙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難，但從不退縮。在2014年有近300批副部長以上的團組訪問公司，其中近60批是國家領導人，6位G8國家領導人與公司領導一對一會談。 巴展和ITU年會兩個活動上，近百位通信部長或監管機構高層參觀交流。2014年，我們和10個國家的政府簽訂了合作MOU，內容涵蓋技術應用、創新、人才培養等。2015年，更多的政府在和華為討論更深入的合作關系。

今年2月，任總在德國與默克爾總理會談，默克爾總理對華為在歐洲的研發創新與發展非常認可，并表示沒有任何人拿出證據表明華為有安全問題。今年3月下旬，荷蘭首相Mark Rutte到華為總部參觀并與任總會談。這位帥氣的歐洲領導人表示，在看到華為的高科技后感到非常震撼，并感謝華為在荷蘭多年的貢獻。

如今，像這樣來自政府高層的公開贊譽幾乎每周都有。同時，海內外媒體眼中的華為也在悄然轉變。《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英國BBC 電視臺等西方主流媒體已經例行參加華為的各種活動，在2014年HCC大會上，《經濟學人》記者在了解到華為ICT發展戰略后，撰寫了題為《偉大顛覆者的 新目標》一文報道華為的這一轉變，整個報道調性積極，傳播效果非常好。2014年，英國BBC電視臺還專門拍攝了華為專題紀錄片，時長27分鐘，這不僅在 華為歷史上尚屬首次，對于任何一家全球企業來說，都是罕見的成功曝光案例。

但我們必須看到，雖然公司已經度過了大危機時代，但公共關系工作仍然面臨很多挑戰，如何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地緣政治的影響。地緣政治問題不僅影響國家間的勢力均衡，更影響著所有跨國界的商業活動和戰略。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的一份報告就表明，地緣政治正在對大型企業的決策和業務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影響，跨國公司的CEO們對這個議題普遍感到焦慮。我們公共關系體系的工作，需要 加強地緣政治風險的識別和預警，盡可能降低其對公司商業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其次，雖然現在外界對華為的認識和了解在加深，但我們通過聲譽度調查發現，在一些關鍵國家，很多受訪者對華為還只是停留在“知曉”和“了解”層面，如何讓更多的人“喜好”、“信任”，甚至“擁護”華為，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所有這些，都對華為的公共關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不僅要履行“傳播溝通、塑造形象”的基本職責，更多時候，還要肩負起“破冰開局、 破難除險”的獨特目標和任務。未來，確定和不確定都將撲面而來，我們看似別無選擇，又擁有一個確定的選擇——公共關系團隊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依然要長期 堅持艱苦奮斗，痛苦磨礪，執著追求，不懈探索，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