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國學激勵人才

《回歸人本》作者劉秋華

     三國時代人才風景蔚為壯觀，不但因為人才眾多，各擅專長，還因為人才的聚合與流動，成為一個動蕩時代特有的現象。在那個時候，群雄千方百計地在發掘人才，可說是搜羅將盡，被埋沒的不多。同時在諸侯并吞的過程中，雄才大略者不僅注重于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于人才的得失。在亂世中，使用人才的前提在于延攬人才，因為沒有一個有權威的政治機構來舉行縣考、鄉試、會試、殿試；而延攬人才的前后又存在著如何鑒別人才、人盡其用的難題；最后使用人才還存在著激勵人才的難題。這里，我們來看看三國是如何激勵人才的。

　　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法令初頒時恐人民不尊，立三丈之木于南門，宣稱若能搬出北門者賞五十金，眾皆不信。有一人試行搬木，商鞅果然依令照賞，于是人人皆信其法。

　　出將入相之人，外統千軍萬馬，內御群臣百姓，必須言必行，行必果，才能有威信，在用人之際才能一呼百諾。諸葛亮真正做到了這點。當諸葛亮再次北伐，魏明帝曹睿親自駕臨長安，命司馬懿及張郃率領三十余萬雍諒勁卒潛伏攻打劍閣。諸葛亮當時屯兵祁山，手下只有八萬軍卒。適逢預定換兵之日已到，八萬中有一半馬上就要調回內地修整，而當時漢中新兵還在路上，尚未到達。參軍們都建議值大兵臨近之時，應該將該輪換的兵士留下來一個月，以壯軍威。諸葛亮卻說：“帶兵打戰，以信為本。該走的人現在已歸心似箭，整裝待發，他們的妻子都傍門望歸，怎么能因為敵人來攻擊就對下失去信義呢？ ”于是發布命令讓該走的士兵按時離去。可是士兵們聽到丞相如此信守諾言，各自感激，都不愿走，反而踴躍請戰，愿意一死以報丞相相待之恩。于是兵士用力，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懿，一戰大勝，都是得益于孔明以“信”治軍。假使當時主將不守信用，將該掉換的兵士強行留下，軍中必離心離德，士氣低迷，未戰已敗了。

　　信然諾與平賞罰是分不開的。賞罰公平，主將才能有威信。蜀平之后，晉文帝司馬炎問蜀漢降臣樊建，諸葛亮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樊建回答說：“(諸葛亮) 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 ”諸葛亮在劉備死后做了十一年的丞相，手握生殺大權，賞罰出于一心，他究竟是怎樣做到持身以正，不偏不倚的呢？聽其言，觀其行，不妨從他的著作論說和政例上進行觀摩和學習。　

　　諸葛亮在所著的《便宜十六策-賞罰篇》中說：“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簡而言之，一碗水要端平。陳壽評諸葛亮：“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陳壽本人與諸葛亮也有介蒂，他的這一評語應是極為中肯。但他只講到了“個人的親仇”這一層，諸葛亮執行法令，處置賞罰，不僅不避個人親仇，也不顧及其他任何因公因私的借口。　

　　以諸葛亮斬馬謖為例。今人看來，諸葛亮不應該斬馬謖有二：于私，平素諸葛亮非常器重馬謖，“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于公，馬謖熟讀兵書戰策，每有良謀美計，是個人才。當時蔣琬就曾為馬謖被斬一事不解，而對諸葛亮說平定天下正需要這樣的智謀之士，因一次失誤而殺了他，豈不是使親者痛，仇者快？而諸葛亮卻流淚回答道：“孫武之所以能制勝于天下，乃是由于他用法嚴明。”　言下之意，無論是出于私意還是馬謖個人的才干，都無法使他免罪；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為有才者廢。諸葛亮不但斬了馬謖，也深究自己無知人之明，乃至用人不當，誤了國事，上表罪己，自貶三級。

　　試想如果馬謖在曹操手下，犯了“失街亭”之類的過錯也許就能免于一死吧。曹操并不吝于賞賜，但善于以“懷慚術” 馭人，對臣屬的過失總是網開一面，更惶論有才之士了。曹操對沙場“敗軍之將”，從不施以重罰，總是輕輕一句“勝負乃兵家常事耳”　，揭過不提。捉到了背叛過他的魏種也不殺，“唯其才耳” 。以馬謖之才，曹操應能愛惜而不會正以軍法 。

　　為何同為用人大家，對賞罰處置卻可能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呢？到底哪一種處理方式才是正確的呢？這是因為曹操本身就是一家君主，他之治天下乃是“家天下”，在他看來，國法不外乎人情，法外施恩，赦免幾員罪將，更能換來他們對自己的盡忠效命，又何樂而不為呢？而諸葛亮雖貴為丞相，畢竟還是人臣，他執行法令，并非要求屬下對他個人效忠，也就談不上什么“法外施恩” ，因而他之治天下乃是“公天下”。他身為群臣表率，輔佐漢室，豈能“因私廢公”，又豈能“因才廢法”？法令一廢，政令則不行；先例一開，將來人人援引為例，叫他如何號令部屬，令行禁止呢？立場不同，所以觀點不同，所以舉措不同，這正是諸葛亮不同于曹操之處；也正是職業經理人不同于企業所有人之處。

　　曹操也并非一味姑息，他也曾有“割發代首 ”的壯舉，但不可否認的是，曹操執行法令有更多的權術成分在內，而相比較之下，諸葛亮的法令之嚴，賞罰之信，當時無出其右。這也是當時弱蜀能同吳、魏相抗衡的道理之一吧？

　　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賞罰篇》中又提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故人君先募而后賞，先令而后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即：賞罰如果公平，不是冤枉的話，那么受罰者即使受到再大的處罰，也會心悅誠服。那怎樣做到賞罰公正呢？在賞罰之前，先要發出教令，使人們知道：做什么樣的事會得到賞賜，做什么樣的事會受到處罰，然后根據實際結果依言而行，長此以往，人們就會明白施令者要求的是什么，不需要教令也能做得很好了。因而諸葛亮在從事重要的軍事行動之前，總是要求主將立下“軍令狀”，這就是以后借以評判賞罰的依據。現在企業，也應該嚴格地依照“預算表”作為“軍令狀”來明確賞罰。

　　諸葛亮在軍務政務上是嚴格按照他所說的去做的。李嚴 (又名李平) 原是劉璋的成都令，后與諸葛亮同為劉備的托孤重臣。諸葛亮北伐之初，想委署李嚴管理漢中地區，并督運糧草。于是先采取褒獎的方法，舉薦李嚴之子李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并讓李嚴擔任中都護，主持后方事務。當諸葛亮四出祁山之時，正值秋夏之交，天陰多雨，李嚴運糧不繼，便寫信給諸葛亮要求退兵。當諸葛亮返回之際，李嚴害怕因督糧不力而受罰，反而上表說：“軍糧充足，大軍退兵是為了誘敵深入。”諸葛亮拿出他前后所寫的書信對質，李嚴無話可說，只好服罪。于是諸葛亮上表彈劾李嚴，李嚴遂被貶為平民。李嚴的兒子李豐并沒有受到連坐，諸葛亮還寫信給他，要他勸慰他的父親，只要李嚴能思過悔改，不難被重新啟用。但很快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李嚴本來一心期待有朝一日諸葛亮能再用到自己，當他聽到諸葛亮逝世的消息之后，估料其他當政者不會重新啟用自己，遂激憤發病而死。

　　看來諸葛亮要一個人為之盡力，先給予“賞”，然后提出要求，如其行為不當，在依據實際情況加以處罰，使得受罰之人心服口服。這就是“賞罰不曲，則人死服”的體現吧？史家習鑿齒對諸葛亮的刑名評價很高：“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圣人以為難。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

　　信然諾，平賞罰，說易行難。如果用人者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力求做到這一點，并以身作則，身為表率；則賞罰不公所引起的私下怨恨的聲音必會減少；“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的士氣必能達到。

　　《回歸人本：中國本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攻堅歷程》簡介：

內容摘要: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著名人力資源管理者包政強力推薦，首位本土人力資源總監從實戰角度探討中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些來自于實踐者的思考，留意那些用自己親身經歷并付諸于心血總結提煉出來的經驗。

　　管理者能否在“選、用、育、留”各個方面生成人力資源管理的本事，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艱難的“羽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人的間接經驗，他人客觀而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鮮活故事”，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從人力資源總監的實戰角度，探討了中國本土企業人士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有效的解決方案。本書力圖突出一種動態的管理，展現中國本土企業實施人力資源管理的全過程，呈現出中國本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的本土性、能動性、生機性、創造性和藝術性，以期對中國本土企業的規范與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推進企業規范化管理進程。

　　目前，大部分本土企業正面臨著粗放式管理向精細化管理、從不規范管理向規范化管理的戰略轉型。企業能否成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人力資源基礎管理的建設及運行情況。本書通過聚焦轉型期企業老板的困惑，以及對這些困惑溯根求源，提出中國本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共同存在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厘清解除困惑的思路，最終使企業能從整體上、戰略上系統地解決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同時將企業老板的困惑細化為人力資源總監/經理等其他中高級管理人員共同面臨的挑戰，從而形成一種核力，全面實施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選人、用人、育人、留人”，最終解除企業老板的困惑。本書運用大量的案例闡述了本土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成功的做法，以“重點關注”和“溫馨提示”的形式承載出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育，從而系統地、藝術地解決本土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