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黎波：如何才能解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問題

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當下中國最難過的一個“坎”。只有當某一支點（可以是理論體系、實踐能力或制度等）受到徹底破壞時，這種人才的出現才可能成為必然。我們仍需要一個漫長的努力和等待過程。

特質形成

隨著社會多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開放性和包容性日益成為社會的主旋律，特質概念自然就受到了追捧。如政治家特質、商界精英特質、學術大師特質、藝術家特質等，這些業界的拔尖創新人才在起跑線上是否具有特質呢？ 是哪些“基因”使其具有特制？

其實，特質從來都不復雜，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特征差異，一種特質對應一種心理特征。穩定的心理特征形成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除了生物基因遺傳和變異外，還有文化基因的遺傳和變異，因此我們通常稱特質是一種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

從生物基因視角看，現有心理學研究發現，1歲和青春期是認知發生重要變化的轉折點，因此也是特質發現和培養的黃金期。兒童心理學認為，不滿一歲的孩童通常認為，倘若他喜歡“金魚”餅干，爸爸媽媽就一定也喜歡“金魚”餅干。當他認識到爸爸媽媽不一定也喜歡“金魚”餅干時，人的認知能力就發生了重大轉折，心理學家后來將其稱為“他心（Otherminds）”，即差異性發現和個體性的自我確認。這個時期，我們提供的“乳汁”應該是個性化的，是為孩子量身定制的，以滿足孩子所有的成長需求。生物學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沒有兩位母親的乳汁成分是一模一樣的。發生心理學認為，青春期是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時期，也表現出了很強的敏感性、叛逆傾向和另類選擇，因此特別需要別人的干預、幫助和鼓勵，包括思維訓練、溝通能力、道德鑒別力和制度情景與文化情景的認知能力等。與此同時，這個時期也比較容易受到傷害，一旦傷害發生，這可能成為一種陰影而影響一生的事業發展。

從文化基因視角看，假如你長期生活在以下城市，你的特質肯定會烙上深刻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為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特有的氣質。如耶路撒冷（宗教）、新加坡（國家建設）、中國香港（物質主義）、牛津（學習）、柏林（寬容與狹隘）、巴黎（浪漫）與紐約（野心）。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作為一個群體，拔尖創新人才差異性既體現在生物基因上，也體現在文化基因上，還可能包括非凡的成長經歷等，這些都可能使得他的個性具有很強的異質性。分析還表明，特質發現和培養是嬰幼兒教育和初等教育問題，真正到了高等教育后，發現和培養主要議題是增量創新和能力提升的問題了，專業老師的功是創造力培養而非想象力培養。因此說，啟蒙教育和啟蒙老師必須成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研究領域的重要關注點。康德在1784年描述說，“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按照康德的理解，脫離不成熟狀態需要啟蒙。

特質揭示

我們從一個普通職業人進行邏輯演繹。（1）職業人對客體、環境和情景的認知基本上都有個性化傾向（也可以說一個視角）。個性化傾向的理論表達式是：視野，即他們愿意觀察和傾聽的方向性問題；選擇性偏好，即他們實際上看到和聽到了什么；認知性偏好，即他們賦予所聽所見的現象或情景什么含義。

可見視野是邏輯起點，決定了后續的選擇和認知偏好，基于這個邏輯，拔尖創新人才的實踐表達式應該是：

好奇心和敏感性更強，視野更高開闊。好奇心和敏感性與創造力之間存在強關聯性，好奇心是引導人們向前走的永恒火焰。人類對宇宙的好奇心是航天事業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也推動了科技革命和技術進步。正如“阿波羅”登月飛船的零部件是多個企業共同合作完成的，沒有任何一個零部件是“原創”的，但作為一個解決方案，它本身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造一樣。狼就是一種有極強好奇心的動物，它們對周圍的環境總是充滿興趣，不斷體驗，總能夠發現食物、躲避危險、頑強地生存下來。

（2）選擇和取舍更具個性。拔尖創新人才個性張揚、追求完美，不講中庸，很少妥協，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別人要求也很嚴格。普遍看，新生代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個性更強，更加認同自己的選擇并愿意為自己的選擇買單。這是現代多元社會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顯著特征。

（3）認知與釋義天然具有“分裂的自我意識”特征。這種分裂的自我意識是對“現有存在”的批判，在道義上既表現出了進步傾向，也表現出了破壞傾向，但最大的公益是驅動新精神的產生與傳播。

總之，拔尖創新人才需要去發現，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能夠建立和健全發現機制，就會使發現成為必然。當然，發現和培養是一對矛盾，往往很難協調。拔尖人才發現后，需要進行特殊培養。

規律探尋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有規律的，這個規律肯定不能以功利為導向，更不能簡單地做投入－產出分析，因此也具有風險性。從理性的投資人角度看，在投資工程師培養和音樂家培養中進行選擇，你更傾向于哪一個？肯定是前者。前者是確定的，是可計量的，是可以規模化運營的；后者是個性化的且很難計量。

首先，從拔尖人才自身的角度看，做學問，從事創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強，因為必須耐得寂寞，要有“逆流”而上的精神，能坐“冷板凳”，敢啃“硬骨頭”。所以，往往是對學問真心感興趣的，才會做學問，且一直做下去。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要有點公共精神和寬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確定不會被欺騙時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報時才去投入。

第二，導師或高人指點。一個人的創新能力屬高度隱蔽信息，是象牙塔里的事情，僅僅被一個小圈子所認知，出了這個圈子，明白人就稀少了，真的學者，成名于學海，藏名于學海，就象夜空里的星辰，靜靜的只有行家知道他們的能量和熱度。中性地看，這和“排斥、懼才、拒才”并沒有什么太大關系，創新能力評價天然具有“不易治理”的屬性。在這種情景下，導師或高人指點最為關鍵。美國紐約薩拉納克湖畔E.L.特魯多醫生(E. L. Trudeau)的墓志銘上對醫道的定義為：“有時去治愈，常常去解痛，總是去撫慰”。顯然這是一個好醫生的標準。醫術僅僅是好醫生的一個方面，好醫生還要能夠解除痛苦和撫慰精神，是病人的精神依托。事實上，這個標準應該成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的行為準則，“治愈”是科學理性，而解疼和撫慰是人文關懷。

第三，在培養模式選擇上，應該是農業生產模式還是工業生產模式？農民種糧是以尊重植物生長規律為前提的，在不同時節和作物成長不同階段進行必要干預和協助，例如施肥、澆水、打藥、除草等。工業生產模式是有明確的市場目標和設計圖紙，經過鍛造、鑄造、拋光、打磨、組裝等程序，最終產出理想的和能夠賣出去的產品。答案很清晰。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規律更復雜，更需要農民式的關照和干預。

第四，在培養體系和內容設計上，應該是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在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下，中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社會實踐、職業發展等彼此脫節。中小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努力方向在于適應中考和高考，大學教育也主要在于應付各種均衡課程的考試，以便拿到足以畢業的學分，與實際需要和社會實踐嚴重脫節。素質教育和創新教育被遏制了，創新基因被異化了。例如，一個小學生要看老師和家長指定的課外讀物，因為這樣有助于提高作文的成績，興趣還會幸存嗎？再看看我們一些高考作文題，“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2010年北京）、綠色生活（2010年江蘇）、踮起腳尖（2009年湖南）、不要輕易說“不”（2008年廣東）、帶著感動出發（2008年安徽）等等，這些題目都有“故意引導高尚”之嫌疑，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和價值判斷都被約定俗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教育體系是一個標準化體系，少數人命題并掌握標準答案，教師學生圍繞這個標準答案做猜謎、猜測和試錯，培養的不是探索精神，不是證實和證偽，更像是猜謎和拼圖。

在培養體系和內容設計上要特別關注“批判性思維能力”(Critical Thinking)訓練。一位哈佛商學院MBA學生在作業中提出了創辦營利性快遞服務公司，他希望教授能夠幫助自己找尋融資的解決方案，結果這份作業只得了一個D分。教授認為，不可能存在比政府補貼的美國郵政局更有效率或更便宜的郵遞業務。這位學生后來成功創辦了聯邦快遞公司(FEX)。在西方大學教育體系中，批判性思維訓練一直是培養目標的著力點，值得借鑒。比如斯坦福大學商學院課程改革中評價很高的新課“批判性與分析性思維”(Crit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MIT斯隆管理學院的課程“文獻，倫理與權威”(Literature，Ethics and Authorit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