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象上看，農業農村發展滯后，是科技貧困、信息貧困、金融貧困、公共服務貧困等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從深層次看，則是人才貧困、素質貧困造成的。因此，統籌城鄉發展，貫徹“多予”的方針，既要在科技、資金、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人的“多予”是貫徹“多予”方針的核心。
本報記者 柏晶偉
在我國全面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今天，農村發展遭遇新的挑戰：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農村社會結構日益“空心化”，農業現代化要求的適度規模經營在一些地區起步艱難。特別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浪潮影響下，農業與工業、資本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農業小部門化的特征已經顯現，農業的小規模生產與國際市場分割嚴重。為了打破城鄉“二元”分割，推進農業產業現代化，國家從戰略高度確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目標。實現“兩個反哺”的路徑在哪里？“三農”問題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解安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了“人力資源反哺論”。
中國經濟時報：“十二五”期間，中國必然會加快推進城市化，農村要素迅速向城市轉移，農村有被邊緣化的危險，您認為呢？
解安：從農業屬性來看，它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所以對農業的反哺不會自動到來。如果完全按市場規律運行，生產要素必然從農村流向城市。其實，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是一車兩輪，一鳥兩翼，二者不可偏廢。
經濟學理論和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成功實踐表明，在工業化進程中，工農業及城鄉發展有一些公認的量化指標，其中，最重要的是，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水平時，通常工業化進入到中期階段，這一階段“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及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幾乎成了一條通律。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后來又做了進一步的強調和發展。黨中央對我國工業化所處階段的判斷及政策目標是十分正確的。實現這一目標，可以避免農村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國經濟時報：這些年中央財政對“三農”支持（反哺）的力度是在不斷加大，有一組數據：2005年為2975億元，比2004年增長13.3%；2006年為3397億元，增長14.2%；2007年是3917億元，增長15.4%；2008年是5625億元；到2009年是7161億元；2010年是8183.4億元。同時又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應該說起到了很好的扶持作用。
解安：是的，這些年，中央用于“三農”支出的總量和增量的確都有所增加。但是有一個事實切莫忽略：隨著財政總收入的增加，每年財政總支出的增幅都是兩位數；而用于“三農”所占的比例有時是下降的，如，2005年是8.8%，2007年則是8.4%。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加大對農業農村支持力度，提高比例，但財政部預算顯示增加幅度并不高：2010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支出的比例為9.65%，比上年的9.56%，其幅度只增加了0.09個百分點。這種支出結構難以體現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改變二元結構的要求。
中央提出“兩個反哺”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可遺憾的是“按農村經濟占總量的比重平等地安排財政支出”還有30%沒有落實（如2008年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3%，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8%，合計為39.3%），所以，實現“反哺”、“支持”與“傾斜”任重道遠。在我看來，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出發，以“人力資源反哺”來帶動資金、科技、信息、管理等關鍵要素優化配置到農村去，發揮“放大”“倍乘”效應，可以開辟“兩個反哺”的新路徑。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這么說？
解安：這是我們調研得出的結論。福建省南平市的做法值得借鑒。南平市委、市政府在廣泛而又充分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1999年開始了下派干部到農村的試驗，效果明顯。我認為，這一試驗可視同以“人力資本反哺”來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
從1999年開始，南平市委、市政府直面農村普遍存在的環環相扣的“五個結”（滯后的科技服務、乏力的農業投入、難以適應市場的農民、斷層的領導體系、農民對民主法制的期盼與實現的差距），通過行政力量的推動，以下派干部（科技特派員、村支書、企業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為載體，遷移黨政工作重心，整合資源（科技、人才、 金融、信息、管理等關鍵要素）導入農村、農業，形成“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動聯動、一體運作”的新機制。每個下派的人員都明確對應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其結果是，促進了農民增收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使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得到了全方位發展。
其實，從表象上看，農業農村發展滯后，是科技貧困、信息貧困、金融貧困、公共服務貧困等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從深層次看，則是人才貧困、素質貧困造成的。因此，統籌城鄉發展，貫徹“多予”的方針，既要在科技、資金、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人的“多予”是貫徹“多予”方針的核心。
中國經濟時報：長期以來，由于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尤其是社會二元結構的影響，非農資源要素配置到農村十分困難，人力資源則更為艱難。城鄉人力資本流動的單向性、人力資源配置的非對稱性，使城鄉差距擴大得不到有效遏制。南平這一創新，的確有啟示。請問國外有類似案例嗎？
解安：從國外來看，欠發達國家在起步階段，基本也是實行人力資源反哺戰略，如韓國1970年開展新農村運動時，對全國3.5萬個村，每個村都派3—5名“新村指導者”，手把手教農民致富，一直到整個村子富裕起來，“新村指導者”才會撤出；印度2004年第二次綠色革命增加了一項內容：每年政府派300萬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去，政府為他們建立“農業門診部”、“呼叫中心”，向農民提供技術指導和知識傳播，并免費接受農民的咨詢等，用他們的知識改變農村落后面貌。
中國經濟時報：“人力資源反哺論”成立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解安：主要談兩個：一是人力資本理論。一般人都認為馬克思沒有人力資本思想。的確，馬克思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并沒有明確提出過人力資本這一概念。但在《資本論》中蘊含著十分豐富的人力資本思想。顯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了人與物質資料在勞動生產過程的結合，這啟示人們要正確認識人力資本的依附特征，避免人力資本閑置與浪費。人力資本概念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先提出的。他認為，學習是一種才能，這些才能，對于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對于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產的一部分。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代表人物舒爾茨認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對農戶進行改造，在農業中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包括先進品種、機械以及具有現代科學知識、能運用生產要素的人；他還認為，通過勞動力的國內流動，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解決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矛盾，減少人力資本的浪費。等等。這為南平下派干部（即“人力資源反哺”）有效地解決了機關人才閑置和農村人才匱乏的矛盾，下派干部在農村找到了人生坐標，找到了施展才華、實現自身價值的廣闊舞臺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是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區分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個人或群體；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政府部門。用什么樣的路徑去實現黨和政府提出的“兩個反哺”的目標﹖ 農業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相統一的定位，決定了實行人力資源的反哺必須發揮政府的強勢作用。南平機制的創新充分體現了強制性制度變遷與內生型制度變遷的有機結合。一項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創新的預期凈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才會發生。南平人力資源反哺的探索，支出的成本是機關單位的人力成本、制度創新的管理成本，相對于撬動“三農”、激發農村內在活力的收益來說，制度創新的盈余空間很大，不僅如此，還盤活了行政事業單位人才的存量。這正是人力資源反哺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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