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江湖的中年困惑

黑豹樂隊鼓手趙明義手上的“保溫杯”，如今傳給了漸入中年的互聯網高管和它們的公司。

11月15日，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在內部信中公布了一起重要人事變動，任命俞永福為集團新成立的eWTP投資工作小組組長，與此同時，后者將辭去集團大文娛董事長、大文娛及高德總裁職務，并出任高德董事長。

盡管并非傳言中的離職創業，但“阿里原接班人之一”、“41歲中年男人”等一些標簽，還是引發了外界對“互聯網高管中年危機”的討論。

不止俞永福，近年來，大量互聯網公司高層人事變動不斷，他們的年齡大多在40-50歲之間，要么是中國第一批或者第二批互聯網公司的創造者，要么是創造者們重金挖來的職業經理人，經歷甚至主導了互聯網行業在中國從無到有再到強大的全過程。

從站在潮頭浪尖的互聯網新興人才，到如今需要重新選擇職業方向，互聯網高管乃至他們所處的公司，都面臨著中年困惑。

飛鳥各投林

就在一年前，飛速發展的互聯網企業還在不惜一切挖掘人才，其中，以“挖角王”樂視最具代表性。

樂視的手機團隊挖來魅族、聯想、小米、摩托羅拉等多家手機公司高管，甚至一度在集團內部形成華為派和聯想派；汽車部門更是聚集了英菲尼迪、上汽、廣汽等一眾明星車企的高管，隨便一個都是行業的領軍人物。

轉折來得出其不意。

今年3月，樂視超級汽車全球副董事長、中國及亞太區CEO丁磊離職，給了樂視汽車業務一記重創。而后，10月，樂視網董事兼總經理梁軍、樂視視頻總裁高飛、樂視網生態營銷總裁張旻翚、樂視人力資源副總裁蔣曉琳、樂視網CTO、樂視云計算董事長楊永強等五位樂視核心高管在同一天宣布出走，成了樂視人才挖掘機的儀式性終結。

如果樂視的高管離職潮有些特殊，那么來自BAT等巨頭的動作，則讓互聯網行業切實感受到，新一輪人事風暴來了。

以百度為例，從2016年11月到2017年3月的僅僅4個月內，百度已經有包括李明遠、王湛、曾良、吳恩達和王勁等多達5位副總裁及以上高管離職。

其中，今年3月，百度首席科學家、世界級人工智能專家吳恩達的突然退出在行業內引起軒然大波，取代他的是當時剛剛加盟百度1個多月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他被任命為百度集團董事會副主席、總裁。

不同公司的高管人事變化原因各不相同，但除去企業戰略變化、架構調整、權力爭斗等細節上的差異，背后還有一個共同因素——中國互聯網網民年齡階層年輕化。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今年8月發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中國網民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2.1%：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29.7%，10-19歲、30-39歲群體占比分別為19.4%、23.0%。

而如果再看中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互聯網高管，你會發現，他們大多是“60后”和“70后”，在第一批互聯網公司成立的上世紀90年代末，他們還只是二十、三十歲的年輕人，相當于現在的“85后”和“90后”。

如今，他們大多已踏過不惑之年，另一只腳馬上要邁進知天命之年，處于傳統企業和互聯網公司轉折點的他們，培育了第一批互聯網用戶，卻已經在年齡上開始與新生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產生距離，這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變革。

誰的中年困惑

與互聯網高管一同步入中年、迎來困惑的，還有他們所棲居的第一批和第二批互聯網公司，它們大多也已成長為巨獸。

2012年，42歲的馬化騰曾對美國《連線》雜志前主編凱文·凱利訴說擔憂，“對于我們來說，內部管理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擔憂。員工人數增加非常快，去年增加60%，現在突破兩萬人。文化的稀釋，包括管理，都會產生很大問題。”

事實確實如此，隨著規模的膨脹，互聯網公司文化正在遭遇管理半徑的挑戰。

今年以來，百度貼吧的魏則西事件、Boss直聘求職李文星死亡事件、世紀佳緣用戶蘇享茂自殺事件、攜程親子園教師被曝虐童事件，將互聯網公司的諸多管理問題曝光激化，越來越多不可控因素正在形成威脅。

互聯網公司的管理者開始意識到，再不變革，未來的敵人可能是自己。一系列互聯網公司內部的人事整頓也由此而來。

2016年年底，阿里影業副總裁、淘票票總經理孔奇被警方帶走的消息流出；今年5月3日，京東公布了6起反腐敗案例，涉及收受商家賄賂及虛報費用，多人被辭退或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除了必要的人事整頓，過去兩年挖人大戰給互聯網公司帶來的高層人才冗余和不斷擴充業務條線的復雜管理流程，也造成了嚴重的內耗。

如馬化騰所說，比自己對公司的控制力的喪失更可怕的，是公司自我生長、自我創新能力的喪失。用成熟的流程來管控公司，似乎避免了內部的沖突和紛爭，但企業運行機制的官僚化日益明顯，產品、研發按部就班，員工與部門有可能只對流程負責，而不對結果負責。

這個煩惱其實比如今的人事中年困惑更早出現。四年前，科技博客GigaOm就曾撰文認為，阿里巴巴、百度、騰訊和新浪微博成為外媒眼中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四大巨頭”，而遺憾的是，除卻各自龐大的市場和規模，創新程度十分不給力，科技公司不以技術為導向卻更像傳統生意人。

和高管的變化因素類似，互聯網公司今天所面臨的困境，除了自身發展的瓶頸，很大程度上也是時代變遷所致。

最大的變量來自互聯網用戶增量的下滑，這讓以往互聯網公司挖掘存量用戶獲取增長的方法很難再奏效。

CNNIC《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半年共計新增網民1992萬人，半年增長率為2.7%。互聯網普及率為54.3%，較2016年底僅提升1.1個百分點。

微量的增長暗示著人口紅利期的終止，這使得當年互聯網的“黃金一代”都開始觸碰到流量經濟的天花板。

所以你能看到，阿里巴巴在今年1月和11月兩次調整組織和人事架構，騰訊在今年3月調整了網絡媒體事業部的負責人，所有平臺型的互聯網巨頭都在通過不斷調整來分散業務，降低過于依賴單一部門和業務造成的風險。

二十年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史，漸漸穩定下的格局正在發生新的裂變，對于這些由中年人掌舵的互聯網巨頭而言，改變對人的管理方式，是接下來要跨越的一道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