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到文化，特別是企業(yè)文化，幾乎沒人認為不重要，但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又會覺得文化虛無縹緲，難以琢磨和駕馭。文化之根在于價值觀和理念，這些東西看不見摸不著，而且人與人之間還有很強的信息不對等——“想一套，說一套，做另一套”，于是，大部分組織理論上重視文化，實際上則不盡然。 文化的影響真的就是那樣不可捉摸嗎？其實不然，有時候，文化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一次，我與企業(yè)界人士一起吃晚飯時，其中一位高管大發(fā)牢騷：作為科龍公司的老員工，盡管公司一直在講文化建設，但從沒有像強調的那樣的切身感受；自從海信收購了科龍，來自海信的高層入主，管理行為方式大變，使自己達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終于真真切切地體會到公司文化的影響。他發(fā)誓，如果情形持續(xù)下去，就將離職。 我很榮幸有機會到西交利物浦大學任職。中國加入WTO以后，承諾向世界開放教育市場，頒布了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西交利物浦大學正是按照這一條例成立的中國唯一的以理工管起步強強聯(lián)合的中外合作大學。學校面向全國一本招生，且招收海外留學生，教師也來自世界各地。一天，我正在處理郵件之際，一位外國教師怒沖沖闖進我的辦公室，渾身發(fā)抖。我請他坐下，他告訴我學校調整辦公室，到了新辦公室后，IT部門答應中午調整電話號碼，結果到了下午還沒有調好。他說：“抱歉，我直接沖到領導的辦公室，因為我知道，在中國辦事從下向上（Bottom Up）很難，從上向下（Top Down）很容易。”導致這位教授不悅和發(fā)怒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文化和行為習慣的差異造成了理解上的差異。中國文化和行為擅長模糊性，連菜譜也是如此，“××少許，火候適可”，讓西方人很難把握。他們希望準確，如，××幾克，溫度多少度，燒幾分鐘。做事也一樣，說幾點辦好就幾點辦好，否則就不要作出承諾。中國人在作出承諾時一般只給出大概時間，只要在這個時間左右的一定范圍之內都算兌現(xiàn)了承諾，但西方人卻往往把中國人承諾的這個大概時間當成是兌現(xiàn)承諾的deadline（最后期限），因此，上述沖突難免。 更重要的還不是模糊性與精確性的差異，而是“從下向上”與“從上向下”的差異。西方人習慣了從下向上的行為習慣，這與他們的體制有關。無論政府，還是市場，草根是上帝，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企業(yè)的發(fā)展是由于我消費才成就的，因此，權力和市場是為人民服務的，形成了從下向上的委托關系，上對下是服務。中國人習慣的是被由上而下的權力支配，上不是對下服務和負責，而是發(fā)號施令，如果確實有服務，上和下都會認為是一種恩賜。久而久之，自上而下的指揮就成了我們的行為習慣，由上向下是主宰關系，下對上是順從。 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達、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正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公民意識的加強必然沖擊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宰，呼喚由下而上的委托授權以及由上向下的服務。如果我們能夠積極主動適應這種變化趨勢，很多文化、行為甚至社會沖突就可以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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