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精神的需求與供應

 

　　企業精神從何而得到供應？

 

 

 

　　大體說來，對于企業精神的需求可能體現在五大方面。

 

　　一是好的企業精神可以成為企業的“發動機”。企業是人的集合體，人的潛能可能100%的發揮，也可能0%的發揮，還可能是-100%的發揮(如相互爭斗導致的內耗)。企業都希望員工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但用什么來激勵員工呢？人們首先會想到的是物質激勵。工資、獎金、股權、期權可以說都是這一思維模式下的產物。然而，經濟學邊際效用定律早就證明，物質刺激的作用一定是越來越差的。因此到一定時候，企業不能光靠物質形式，也要靠非物質形式，如情感、企業精神等來激勵員工，為企業發展尋找到新的動力。

 

　　從中國企業的情況看，最初的人們進企業也許只是為了賺錢，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后，卻越來越迫切需要精神動力。長虹提出的“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為何成為一代中國企業家的共同精神訴求，就因為它表達了一種新的精神動力。目前，更多的企業家甚至開始超越愛國主義而走向信仰，試圖從宗教這一人類文化的高端去尋找自身以及企業的動力，即是此因。

 

　　二是企業精神可以成為引領企業行為的“指南針”。企業員工不僅需要激勵，而且其行為還需要規范和引領。企業設立完善和復雜的制度，為的就是對員工的行為有清晰的規范。然而，今日的市場瞬息萬變，每個人都已成為獨立的決策者，要去面對市場的各種變化。因此，靠制度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市場的變化，這個時候，企業員工的行為更多要靠企業文化尤其是企業精神的引領。舉個例子，農民在海爾牌洗衣機中洗地瓜，結果把洗衣機洗壞了，要海爾退賠。按理，海爾可以完全不管。洗衣機嘛，當然是用于洗衣的，洗地瓜洗壞了責任在你消費者。但海爾也有一定責任，因為它沒有說洗衣機是不可以洗地瓜了。這個時候，海爾“真誠到永遠”(強調服務至上)的企業精神引領員工接受農民的申訴并妥善解決。更絕的是，海爾在此后，居然發明了可用于洗地瓜的洗衣機，這使得本來可能演變成“公共危機”的事件變成了對海爾有利的喜劇，而其中所仰賴的正是海爾文化的“指南針”作用。

 

　　三是企業精神可能成為企業員工之間及企業對外關系的“消毒劑”。許多人都看到市場經濟好的方面的作用，如價格機制、激勵機制、競爭機制，但較少關注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其實，市場經濟并非完善，除“市場失靈”外，市場競爭也容易激發人和人之間不擇手段的競爭。這個時候，如果缺乏強調友愛、公義、誠信、合作的企業精神，企業員工之間及企業對外的關系都可能受到傷害。

 

　　經濟學假設每個人都是追求自利的。但事實上，如果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完全建立在自利的基礎上，企業將不得不被迫安裝許多“防盜門(防范性的制度)”來防范員工的背叛或者其他有損于企業的行為，預防可能的損失。“防盜門”雖然能起一些作用，但成本高昂且效率未必佳。因此，用信任的文化與精神去影響新來的員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建“防盜門”的成本，也許是更好的辦法。

 

　　四是企業精神可能成為企業的“心靈雞湯”，成為企業員工以及社會的非物質滿足。人的需求不僅有物質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其中好的企業精神能給企業內部的員工以及企業外部的商業伙伴、社會帶來愉悅，帶來極大的滿足感，就像是心靈雞湯一樣，而無論是企業內外部的人們其實是需要這樣的“雞湯”并且樂于“消費”這樣的“雞湯”的。

 

　　五是企業精神還可能成為企業價值的“放大器”。股票市場表明，同樣效益水平但不同治理結構的企業，其在股票市場上的價值表現會有不同，其中治理結構好的企業會有更好的價值表現，這可以看作是好的治理結構帶來的額外回報或者稱溢價。與此相類似，企業精神也具有同樣的效應，好的企業精神會給企業帶來額外的市場價值的評估，放大企業的價值。

 

　　因為有上述五個方面的作用，企業精神理所當然地成為企業內部和外部的強烈需求。可以說，對好的企業精神的追求，既來自企業內部，也來自企業外部。這樣的需求，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時，企業員工的激勵與協調的任務加重時，會變得非常迫切。

 

 

　　企業精神的需求如此強烈，那么它的供應又當如何呢？這里，我們借助于產業鏈的分析來認識其供應機制。

 

　　從表面上看，企業精神的供應是來自企業。這當然不錯！企業是企業精神的最終制造者、供應者。每一個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個性紛呈，企業精神也就帶上了強烈的企業個性，顯示出強烈的企業差異。正是基于企業不僅是利潤創造的平臺，企業也是文化創新平臺，我一直強烈呼吁人們要重視中國企業在中國文化創新與人格再造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我們把精神或文化的創新如同產品創新一樣看作是一個具有上下游完整產業鏈條的工作，我們就會發現，企業在企業精神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更多的是一個“組裝者”以及局部創新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創新者。事實上，對于企業來說，它迫切需要從上游基礎的精神市場汲取營養。能否從上游獲得豐富的供應，對企業精神的有效供應可以說至關重要。當然，企業精神在一個企業生成后回過頭來往往又會影響到下游及消費者。

 

　　企業精神的上游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文化、藝術以及宗教信仰等各種思想與精神的供應層面。這其實也都是一個個的市場，而且是一個個需要不斷創新的市場。如果上游的供應是充分的，良好的，其下游企業精神的構建與創新就會有最好的支撐。否則，企業精神可能會成為無根之木，或者淪為貧乏。

 

　　但上游的供應如何才能豐盛呢？新一屆領導人上任后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了中國變革 與發展的不平衡性，比如經濟發展快而社會發展慢，工業發展快而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城市發展快而農村落后等。其中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中國的變革 也是不平衡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經濟變革 比較快，政治、法律的變革 比較慢，而文化的變革 甚至更加落后了。不平衡的變革 必然帶來不平衡的發展，具體體現就是經濟變革 已經帶來極大繁榮，而政治體制變革 的滯后卻導致了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明顯不足，至于文化變革 的滯后同樣導致文化與精神創造的貧乏，后兩者與經濟的繁榮恰成對照。

 

　　上游短缺是如何影響下游的？在此我不妨講一個故事。

 

　　前段時間，一位策劃界朋友和中國文化管理的高級官員在聊天中談到，美國、日本和韓國產品大量地進入中國，往往都伴隨著文化產品的先行進入。比如，當年美國電視連續劇《加里森敢死隊》在中國的熱播帶來了美國產品潮水般的進入，后來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也帶來了同樣的效果，而近年來韓劇的熱播則直接引發了韓國產品以及美容業的大舉進入。這些都是“文化先導、產品進入”的大的營銷策劃。這位官員的腦子反應很快，他馬上提出，能否也將我們的影視作品輸出，進而帶動中國產品的熱銷。但我這位朋友說了，千萬別。他說，你不輸出我們的影視作品還成，你要輸出的話，對中國產品帶來的傷害絕對會超過好處。原因很簡單，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和韓國的影視作品，大都充滿著真摯人性，能打動人心，從而讓人家對他們的產品產生“愛屋及烏”，而中國的影視作品充斥著陰謀、爭斗、仇殺，很容易產生壞的營銷效果，人家一看，中國人心地如此之壞，誰還敢買他們的產品呢？

 

　　顯然，這其實并不光是影視作品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能就是良莠不齊的，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強調了爭斗與仇恨，所以才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中得到反映。不過，我同樣不想指責中國文化有什么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關鍵的問題不是指責某個文化有問題，而是要去探討有問題的文化為什么會出現以及能夠長期存在。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就會看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缺陷只是一個表面性問題，真正實質的問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供應和創新機制出了問題。

 

　　我們都知道，中國變革 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基本經驗就是讓市場自由競爭，從而奇跡般地出現了“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品的繁榮如此，文化的繁榮同樣如此。文化的創新不能指望天才，而要指望一個能讓天才無拘無束自由創造的市場機制，要靠思想、文化、藝術包括宗教信仰等的自由競爭，才有可能出現“來自競爭的文化繁榮”。只有理解市場競爭的精髓，我們才能清楚，傳統上中國文化日漸衰微的根本原因，其實不在于傳統中國人，而在于專制政府對于文化與思想供應的高度管制。

 

　　近期，溫家寶總理在作協大會上提出中國也要有“文藝復興”的話題，從而指明了經濟繁榮之后，中國文化也需要走向繁榮的重要方向。但是，除非政府像中國的經濟變革 那樣放松“上游市場”的管制，讓各種文化、思想、藝術以及宗教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否則“文藝復興”的理想仍然難以實現。

 

　　完整的市場其實是包含產品、勞動力、貨幣等經濟性市場競爭，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等制度性市場競爭，以及思想市場競爭在內的完整市場。而如果缺乏“上游精神市場”的有效供應，中國企業精神的供應就會出現不足，難以走向與需求的平衡。

 

　　所以，面對企業精神的強烈需求，今天我們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完善企業精神的供應體制，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放松文化、思想、藝術、信仰等無形領域的管制，打開上游通道，以此走向“來自競爭的文化繁榮”。

 

　　目前，中國的企業正夜以繼日地與跨國公司展開激烈競爭，而企業精神的競爭是頂級競爭。然而，如前所述，這一競爭并不僅僅發生于企業層面和產品層面，其實也是一個國家體制與市場和另一個國家體制與市場之間的競爭。從企業競爭的壓力看，中國的變革 與發展迫切需要超越過去20余年的經濟與企業層面，進入到更加深層次的政治法律制度層面以及文化思想層面。

 

　　21世紀的中國變革 能夠在全領域、全市場上展開，并由此帶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嗎？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