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VS代工，跨越富士康死亡陷阱

    富士康終于準備北遷了，還好，沒有轉道越南，也沒有像印度轉移，事實上，越南和印度并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勞動保護一團糟，很多地方，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保護意識并不遜色中國甚至歐美國家。富士康的北遷，多少有些無奈，實則也是未來應對長三角人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當然沒有人會忘記一個多月前，富士康密集的跳樓危機，富士康旋即以一個漂亮的公關姿態，給全社會一個回答，但是不容否認，富士康事件給中國制造業的思考遠沒有結束。

    中國制造的腰桿

    帶給代工制造模式打擊的不僅是富士康，與之相伴而來的是擁有24000員工的中國本田汽車公司，5月7日起本田佛山工廠出現停工，隨機這股風波在本田的各公司蔓延，夾雜著富士康跳樓的余悸給了全社會一個猝不及防的感嘆號！

    而這一切的到來似乎是命中注定，卻又是這樣的讓人驚詫。

    和多數的代工的中國制造企業一樣，富士康依靠本土的勞動力低廉優勢為代工的摩托羅拉，諾基亞、蘋果、惠普、諾基亞和戴爾這樣的國際品牌打工，也就是依靠這種模式，2009年，富士康出口總額達556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3.9％，連續7年雄居大陸出口200強榜首，而正是依靠中國數百萬計的“富士康”們的辛勤積累，富士康們為了中國經濟做出了了歷史性貢獻。數萬計的“富士康們”給中國帶來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國制造給中國帶來的足夠的自豪。

    過去30多年，中國的富士康們，就是靠這樣的生產方式晝夜不歇，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全速發展，也支撐起了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的腰桿。

    無品牌的代價

    富士康生產世界上幾乎是全球電子產品最大的供貨商，精密線纜及組配、電腦機殼及準系統、電腦系統組裝、無線通訊關鍵零組件及組裝、光通訊組件、消費性電子、液晶顯示設備、半導體設備、合金材料等無所不包，但核心技術富士康沒有拿過來。比如芯片是英特爾的，操作系統是微軟的，富士康在這全球電子產品生產鏈條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但沒有得到核心利益。

    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蘋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機大部分都是來自富士康們的“中國制造”，一款750美元的高端iPhone手機，富士康只能拿到25美金，蘋果因為品牌獲得了200%暴利，富士康們卻只能獲得在2—4%的毛利。

    而與富士康相類似的中國制造的耐克（Nike）球鞋，每一美元中，中國代工能得到的只有4美分。

    5月2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頭版文章帶有揶揄的推出這樣一個新聞：“中國制造”“來個小測驗：想一個中國的品牌”。

    事實上盡管幾乎每個美國家庭都使用中國產品，但能報得出中國品牌的美國人真是寥寥無幾，日本有索尼，德國有寶馬，韓國有三星，中國有……？”一種羞辱感在不少華人心理油然而生。

    這種自有名牌匱乏和過度依賴為別人貼牌的惡魔是除了造成的大量利潤流失，幾乎威脅到中國制造產業報國之夢。

    即便是這樣的委屈，依靠為國際市場做工廠的中國制造的產品依然不能博取有偏見的歐美國家的認可，2009年，中國制造產品遭受到美國、印度、歐盟、阿根廷、秘魯、巴西、土耳其等國家對中國制造發起將近30于次的反傾銷訴訟調查，事實是，給全球消費者帶來廉價的實惠的中國制造從來都沒有洋人的尊敬，在很多時候，這種低廉反倒成了歐美國家詆毀中國制造業的口實。

    代工這根弦行將繃斷！

    歐美70%的輕工業產品都是放在中國制造；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不能或者不會制造，而是因為來自產品生產成本相對更低廉！但是這種低廉也算競爭力的話，那印度、越南、非洲存在更大的競爭力，因為這些國家同樣也是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有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在缺少自主品牌實力的狀況下，這些洋大爺隨時都可以拋棄中國的代加工企業們，而轉向這些經濟落后國家而人力成本同樣低廉的國家。

    2008年的金融危機曾經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諾基亞在調低市場銷售預期的同時主動降低了產量，并且在危機出現幾個月內就單方面停止了與中國內地眾多代工合作伙伴的業務，直接受其影響的除了富士康還有比亞迪為代表的國內眾多代工企業。

    而在金融危機中，受累的除電子產品行業外還包括輪船、機械等重工業以及數萬類的輕工業產品，整個珠三角的加工企業，浙江義烏一代和廣東的出口企業幾乎全部停產，中國制造業在很短時間內遭受到重創，若不是國家及時進行內需調節，代工模式幾乎陷入絕境！而備受打擊的則是整個中國的制造業。

    富士康式的“世界工廠”到了盡頭

    變革 開放初期，中國的外向型企業大多采取了代工的生產模式，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在幾十年內就把中國制造的產品打入世界每一個角落。

    30年前，中國企業是一個資本短缺，勞動力又絕對過剩的時代，如果說延續100年前工業初期的那種高強度、高、壓力低報酬生產模式還有可以說的過的理由的話。

    30年后的今天，中國多數的企業資本已經相對充裕，勞動意識已經覺醒，勞動成本升高是必然的趨勢，而如果不舍棄這種依靠絕對增加產業工人勞動強度和壓力的生產模式，必定會帶來巨大的反抗，80、90后的這一代人產業工人比起他們的父輩們更具有自我意識，當現實的生產關系束縛了他們的自由后，悲劇發生必定難免，而一旦擴展成富士康這樣的集體跳樓悲劇，類似富士康的制造模式根基必定會被動搖。

    有從歷史看，走低成本發展制造業路線的不僅僅是中國。多年前的德國、日本和韓國都走過相同的道路。但是這些國家都很快的進行了轉型。

    依靠代加工模式發展的阿根廷、巴西在70、80年代都是發展比較快的，后來馬上一蹶不振，為什么？資本走了，美國和歐洲把工廠轉移到了中國這樣的亞洲地區進。

    代工模式當滅，品牌當立

    富士康的12跳，已經習慣了低附加值的加工模式敲響了警鐘，無論是富士康乃至與之類似的代工企業情愿或者不情愿，它都代表這種依靠低廉勞動力發展模式到了盡頭。

    最近，印度提出了要做‘世界的辦公室’的品牌發展戰略，一直認為比印度經濟發展更好的中國有什么理由還要還要做‘世界的工廠’

    品牌化是是富士康不可逆轉的潮流，現代產品利潤的產業鏈條呈現一個“Ｖ”字形曲線。曲線的兩頭，一頭是研發、設計，另一頭是品牌銷售、服務，中間則是加工和制造。兩頭的產業利潤率大概在２０％至２５％之間，品牌的利潤則達到50%，而處在曲線中間的加工制造業的利潤率只有５％。

    因此要改變目前這種依靠壓縮勞動者成本的換取生存空間的代工模式，必須向品牌和研發的方向轉變。

    而這種成功的轉型在中國制造業早有先驅，海爾用了20年時間，完成了由制造向世界品牌轉化的過程，騰中收購悍馬，而比亞迪則緊抓新能源，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亦或是中國品牌的高附加值生產模式的轉化也正波濤洶涌。

    如果類似富士康中國制造們仍固守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逡巡”不前。將錯失未來全球品牌化的浪潮的機會。

    富士康的跳樓困境，帶給中國制造業一個很好的反思的契機，如果中國制造業真的能走上不再依賴這種低廉成本的品牌發展模式，那些年輕的遠去的富士康的員工們，多少能有些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