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為何走不出制度陷阱？設計初衷是為了加強控制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提出過一個觀點，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結果制度越來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執行困難，反而失去效率與效力。這便是錢穆制度陷阱。

　　這里舉幾個例子讓大家了解的更清楚一些（對歷史實在不感冒的可以跳過這幾段）。

　　比如漢朝開始的一百多年政府官員大多是軍人和外戚，大量在野的賢能之士不能為皇帝所用。到漢武帝時發展了徵辟制、察舉制。從民間選拔賢良方正之士來朝廷做官，為國家所用。徵辟制、察舉制到后來出現了很大的弊病，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對辟主的感戴，形成兩者間的隸屬關系，助長了官僚中私人權勢的增長。

　　東漢末年有一首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到魏晉的時候，徵辟制、察舉制雖未廢除，但主要靠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確實起到了選拔人才的作用，其選拔標準是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時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剝奪了州郡長官自辟僚屬的權力，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有利于加強中央的權力。

　　到后來士族把持了選官制度，則主要看家庭出身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局面。到南朝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因為一些出身寒微的皇帝起來了，用得大多是寒微之士。這時又有一個典型的典簽制度，宋、齊兩朝，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鎮，皇帝用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充當典簽，代替諸王批閱公事，甚至照管諸王的飲食起居，職位雖低，權力漸重，到后期典簽大多派到了所有的方鎮，如宗榖任豫州刺史，所施政刑，因為典簽吳喜公經常反對而無法執行；典簽每年數次到達京師，向皇帝匯報地方諸王的行事表現。皇帝問以方鎮刺史的政績，“刺史行事之美惡，系于典簽之口”，于是典簽“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典簽制度在于制度控制和監視方鎮。

　　梁武帝鑒于前朝典簽制度造成皇室骨肉相殘，甚至丟掉江山，廢除了典簽制度。這樣一來，諸王不再受制于典簽，成為有實權的藩鎮。他們在地方上胡作非為，就是抗衡中央，又鬧出亂子，梁亡很大程度上也由此因。

　　唐安史之亂后，玄宗吸取了之前給武將權力過大而不受控的教訓，把身邊的親信太監派出去當監軍。到他兒子肅宗時，成為一項制度，監軍在軍中的實力比主將還大，所以像邊令誠宦官能在軍中斬掉主將高仙芝；能讓勇將仆固懷恩因為跟他有點小矛盾而害怕；而像大太監魚朝恩竟能大搖大擺地到國子監給太學生講易。德宗時，太監更掌握禁軍神策軍，國家軍政都由他們主導，后來皇帝的廢立生死都皆由他們掌控。有的皇帝當然也不甘心受制于宦官，也想扭轉局面，像唐文宗，也像除掉跋扈的掌權太監，可惜打蛇不成反被咬，甘露之變后，唐文宗灰心喪氣，說自己還不如漢獻帝，漢獻帝受制于權臣，自己受制于家奴。

　　宋太宗鑒于中晚唐和五代藩鎮割據，尾掉不大，武人跋扈的現狀，實行兵將分離的制度，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難在一起作亂。對皇帝是比較保險，但是放出去打仗就不保險了。宋的養兵制度也是實在要命，又不沙汰，終身養著，怕那些無業的、強壯的、無賴的青壯男人鬧亂子，都招到軍隊里養著。養了龐大的軍隊，弄得國困民疲，到后來金人打過來了，軍隊卻不堪一用。

　　明太祖朱元璋廢掉宰相之職，獨攬大權，可是要處理這么多國事也是很辛苦的，他的子孫便吃不消了。建文帝時，便弄了一個內閣充當咨政機構，參謀參謀，顧問顧問，打打下手。明朝最高權力運轉的方式是：議政權給內閣，行政權給六部，決策權握在皇帝手里。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按照規定，皇帝僅僅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這樣內閣首輔的權力便越來越大；而司禮監掌印太監更是權勢熏天。明朝宦官干預國家的軍政大事，便是由這項制度引起來的。

　　我們分析歷史發現，那些開國之君不是沒有總結前朝的經驗和教訓，極力去避免重蹈覆轍，為何還會補了東墻，西墻垮了，治了標不能治本呢？為何跳不出所謂的歷史周期律？

　　我們來把這種制度陷阱縮放到一個企業來分析，以小見大，也就清楚了。

　　從幾個人的小公司到幾萬人的大公司，大概最不缺少的就是制度了。老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用制度去約束、規范、控制、監督一個團體，使之有效的運轉起來。可是，很多時候，不是制度少了，而是制度多了，繁文縟節，一大堆的控制節點，使得效率大大地降低。有的公司銷售人員在內跑流程跟在外面跑客戶的時間幾乎一樣的，不勝其苦。為何會如此，這是因為這些制度制定者比如老板或CEO的初衷就是為了加強控制，而不是為了有效的運轉。

　　換一句說，他是想依靠這些制度去更好的保障他手中的權力和利益。而不是站在更長遠的角度保障公司的有效運作和保障大多數員工的利益。因為制度制定者跳不出這些私心，這些制度本身就出現偏差，再加上控制節點執行的人夾帶了私心，偏差就更大了，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其二，不少制度原本是臨時的權宜之計，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性舉措，卻被制度化下來了，比如什么小組之類的，逐漸架空了原來的運轉組織，造成機構重疊與紊亂，出現政出多門的局面。

　　其三，領導的臨時起意被固定下來，形成制度，有時候領導一拍腦門，隨便說了一個什么事情，溜須拍馬的人便極力逢迎，把他固定下來。

　　其四，老板下面的一些掌權者為了自己的權力和私利而推動一些制度，這種現象很常見，現在有些有后臺的公司在幕后通過對行業標準、國家標準，甚至政策法規的運作來保障自己長久的利益。

　　這樣制定的制度一旦固定下來，且運轉起來，再要改變起來就很難了。頭一個是人的慣性思維，他習慣如此了，一旦改變，反而習慣不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贖》那樣，當人習慣在高墻受管制之后，出了高墻反而不知所措。

　　其次，制度改變的背后都涉及到權力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分配，當前制度的受益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一定極力狙擊，這就是歷史上歷次變法都困難重重。魯迅說過：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為何走不出制度陷阱? 原因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制度設計者沒有跳出權力控制和利益掌控的格局，決定了制度的先天不足。

　　其二，制度建設沒有體系性，沒有頂層設計。沒有體系性的制度怎么能解決體系性的問題，沒有頂層框架怎么去解決頂層性的問題。

　　其三，沒有文化配套，沒有在全員心里建立一套原則、標準、規范、是非、善惡等等的軟制度。沒有人會自動去維護這個制度，一旦制度有漏洞，人人都會鉆這些漏洞。

　　人們常說，一個好制度使得壞人變好，一個壞制度使好人變壞。

　　什么是好制度呢，好制度怎么出來的呢? 值得人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