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為顧客提供的服務水平很低。商店、餐廳、賓館、銀行、公交車、鐵路以及電影院的售票處都缺少為顧客服務的激勵機制。有些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甚至從給服務對象制造麻煩中獲得樂趣,因為他們自己辦事時常常面對惡劣的服務態度,所以輪到他們提供服務時,就通過同樣的方式來獲得心理平衡。
市場經濟變革
后,這種情況逐漸在私營和其他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中消失了。但在大多數國有企業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最近,我就遇到了兩個有趣的實例。
第一次是在廈門。
我和廈門大學的網球教練想租用一塊廈門市所有的網球場地來上網球課,準備付錢時卻被告知要到場地旁邊的辦公樓里買一張卡才能完成支付,當我們去買卡時,卻又發現電腦系統出了故障,還得等人來修電腦。我們想先把錢付了,好在電腦修好前能夠打上球。無論是發卡員還是網球場服務員誰點下頭,我們都可以用上場地,但兩者都拒絕了,而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三塊空場地。最后教練不得不帶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過后,我想如果我們直接走進場地打網球會發生什么,網球場的服務員會叫警察把我們趕出去嗎?如果真是這樣,那警察也應該站在我們這邊,因為這塊網球場地是屬于廈門市民的公共財產,而我的教練作為市民有權使用場地。作為服務大眾的公共財產的保管者,網球場的服務人員沒有履行職責,這是他們工作的疏忽。
我的教練告訴我,上次他用這些場地時,這里還是由私人來經營的,服務也很好,但市政府看到經營可以獲利,就收回了管理權。
第二件事發生在中國銀行北京科技會展中心支行。
2008年我在該行開了一個可轉賬的儲蓄賬戶,得到了一張帶密碼的借記卡。因為忘記了密碼,我今年6月24日想去銀行找回密碼。在排號等了20分鐘后,窗口的出納員告訴我得新開一個使用新密碼的轉賬賬戶(回過頭來想,也許我應該對他提出質疑,并直接找他的經理,但我沒有)。
不管是他在說謊還是中國銀行就是這樣規定的,這都是銀行經營低效率的體現。填新賬戶申請表格,不斷重復輸入密碼(大概輸了16次),等出納員填完其他一些要求的表格,完成所有程序總共花去了40分鐘。終于,出納員告訴我新賬戶開通了,并給了我一張新的借記卡。可是第二天,當我用這張卡時,每次都被告知賬戶余額不夠支付,甚至連兩個人在賓館里的早餐錢都不夠。
如果真要是我不得不用我在中國銀行的存款,支付我在中國行程的費用的話,結果將會怎樣?第二天我要離開北京,只好請人民大學一位辦事人去銀行詢問,出納員告訴她,我須要回到銀行再開一個使用新密碼的轉賬賬戶才能解決問題。
這兩件事件是每日
都在中國發生的、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麻煩的例子。人們習慣了國有企業員工惡劣的服務,他們大部分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我在《中國經濟轉型》(中文版,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已經對經濟效率低下和國有企業服務差進行過討論。1980年我在廣州東方賓館住宿時發現賓館的經營很差,但1987年再來時,卻發現同一家賓館服務和經營都已經大有改善,因為一家香港人經營的賓館在街對面新開業,同時東方賓館的管理層也可以從盈利中獲得獎勵了。從這個例子中,我發現如果管理層可以從企業盈利中獲得激勵,同時存在競爭,無論是國有還是私人企業的競爭,國有企業的經營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果我們能夠減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不便,不僅人們將變得更快樂,整個經濟也將運行得更有效率。沒有理由說中國人的生活中就得忍受諸如此類的種種不快。正如我在《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中提到的,減少這種不快的簡便途徑是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向私人,或者盡可能地通過租賃合同實現私人經營,并且在國有企業經營的領域允許并鼓勵競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可以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
(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