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困境源于家族制？ 家長制管理才是病根

　盛夏，三百多名中國中小企業家泛舟長江，問計經濟危機下民營企業及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之道。論壇主辦方“華佗CEO論箭”主席、原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沒有把焦點鎖定在“生存”上，而是反復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數以萬計的中國民營企業中至今沒有誕生世界級企業？

　　有人答是體制原因，也有人答是資金原因。方太集團董事長茅理翔卻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觀點，因為中國95％的民營企業是家族企業，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仍處在傳統家族企業階段。

　　家族企業是合理的

　　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財富》500強企業中有175家為家族企業，美國90％的企業被不同家族所控制，歐洲68％的企業中主要行政人員由操控家族委派，亞洲最大的六個家族集團控制了所有亞洲上市公司的22.23％。這些分屬各個產業領域卻響當當的名字包括：沃爾瑪、福特、杜邦、諾華集團、LVMH集團、宜家家居、臺塑集團等等。

　　成就它們的除了時間，還有無數值得銘記的細節。杜邦中國華南分公司的員工曾對記者講起公司這樣一條規定———上下樓梯必須緊握扶手。即便是全球C E O主持召開的員工會議，最后也總會強調“請大家一定注意上下樓梯握好扶手，不要奔跑”。

　　不要以為如此怪異的規定是一場作秀，它源自杜邦創業初期的一次危機。1815年，杜邦炸藥生產車間發生事故導致一名員工傷亡，這使得公司很多員工感到工作在杜邦很危險，甚至主動提出辭職。為了穩定員工，公司創始人杜邦決定帶著全家人住到公司里，最終鼓舞了員工的信心。關愛員工安全健康從此成為杜邦公司企業文化的核心，而這也幫助杜邦成功運營了200多年。

　　“創業期是企業經營風險最高的時期，很少有人愿意幫助你，只有家人最有可能共同奮斗，而且家庭成員間的委托成本是最低的”，對于杜邦創業過程中的坎坷，茅理翔深有同感。“憑借彼此間特有的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和相關社會網絡，企業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團結奮斗，甚至可以不計報酬。這幫助企業在很短時間內獲得競爭優勢，較快完成資本積累。”

　　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文化是最顯著的特征。以家族為特征的經營方式，如著名的晉商、徽商，都體現了傳統家族企業在當時的優勢。而計劃經濟時期強調“一大二公”，破壞了家族企業的生存環境，直到變革 開放誕生大量民營企業，才重新為家族企業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從這種意義上說，家族企業的存在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茅理翔說。

　　從家族領袖到企業家

　　在家族企業的成長中，家族領袖無疑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比如沃爾瑪的山姆·沃頓、臺塑集團的王永慶、福特集團的亨利·福特等。這些人不但具有敏銳的商業洞察力，還在企業遭遇危機時充當穩定軍心的精神領袖。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陳春花對家族企業有著深刻研究，在她眼中，一個創業家最需要的就是經營的意志力，這個特征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自負。因為堅持和韌性，才使得組織面對創業初期的艱難和挫折都能承受下來，令企業獲得生存的空間。

　　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其所面對的問題就不僅是艱難的問題，而是如何融入行業、融入環境、融入市場的問題。這往往是區別創業者能否成為企業家的關鍵時刻。正所謂“創業容易守業難”，企業和企業家此時必須能夠持續創新，不斷變化———按照德魯克的定義，企業家是“尋找變化并能利用變化的人”。

　　要變化就要否定之前的一些東西，回歸到市場價值的判斷，而不是企業家自身的判斷。主動變化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當企業擁有了一定的市場地位之時，企業家常常陷入一種“成功的陷阱”中，從而阻礙了發展。

　　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家族企業創業領袖最常被詬病的是，倚仗創業時期積累下來的團隊信任一意孤行，對反對意見或建議充耳不聞，導致企業停滯不前，最終各分山頭，井水不犯河水。此外，還包括戰略模糊、排斥人才、家族矛盾等諸多復雜因素，都給家族企業造成“守業”難題。

　　必須破解的是“家長制管理”

　　當然，從眾多現實案例看，家族企業遭遇利益矛盾，從統一番號演變為多家番號并非一定是壞事，如李嘉誠與李澤楷演繹多年父子恩怨，但二者旗下的長江實業及電訊盈科卻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問題不在所有制，而在管理。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家族企業，而是家長制企業”，陳春花說。家長制企業容易導致一言堂，不能夠提升團隊，從而讓企業陷入一人決策的風險。而家族制企業如果采用符合企業發展的管理制度，也沒有任何問題。同樣的，即便企業不是家族制企業，但卻是人治的一言堂企業，也難免不會陷入發展困境。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家族制企業，而在于是否家長制的管理。

　　破解家長制管理，不少專家開出的藥方是引入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特別是職業經理人。對此，茅理翔并不贊同。他認為，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在幾百年市場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其在諸如專利制度、反不正當競爭制度等多種配套保障下才能夠發揮出自我調控能力。而中國市場經濟歷史太短，很多制度都還在摸索期，加之中國絕大多數家族企業規模小，管理粗放，如果一下子就用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來取代不現實，實際效果也未必好。

　　另一方面，從近年很多跨國公司丑聞及本次經濟危機來看，西方的企業制度也不是萬能的，越來越大的企業規模和越來越多元的市場文化，也對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