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世家政治”公司格局 唐太宗人事改革維穩

　　江上葦專欄之公司人事制度變革 之“大唐版”：科舉競聘1

　　系列總綱

　　對企業的領導者而言，貿然入主一個經營思路、制度體系均已成型，且內部人事關系錯綜復雜的超大型企業，無疑是一場挑戰———如果他還是個憑著非主流手段上位的主兒，那擺在他面前的麻煩就會更多。

　　六七世紀之交，一幫中國歷史上最稱雄才大略的帝國公司董事長，就遭遇了這樣的麻煩。他們又一次完成了大中國區的并購整合，但卻總不能持續維持穩定的經營———確切地說，不能維持在他們領導之下的穩定經營。帝國公司陳舊的政治架構和價值觀，如組織傳統、人事積淀、業績壓力、員工偏好等等，無一不在他們前進的道路上刨坑。

　　大唐公司伊始，除被世家所壟斷的家族教育體系外，董事長們便再找不到一種穩定的管理人才來源。因此各種治國安邦的具體業務，亦即帝國公司的經營權，遂只好長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世家政治”的職業經理人以業績為導向考核董事長，并隨時準備把他當做替罪羊拋出去。于是，帝國公司的董事長與他的職業經理人們，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漸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嚴重分歧。這種隨時會遭叛賣的處境，當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長所能忍受的。

　　最理想的辦法，當然莫過于在帝國公司體制之內，徹底消除一切以血緣裙帶關系為基礎、政歸私門牽引相繼的小團伙，改讓整個職業經理人集團在董事長的監控下，保持隨機抽取、平穩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陳代謝。意即，以人事制度變革 為切入點，從帝國公司的組織架構上做文章。

　　傳媒技術的進步，使“世家政治”存在的技術基礎崩潰，家學壟斷不再是培養人才的障礙。而隋唐兩代中央集權的加強和蠻族壓力的減輕，也使得帝國公司的董事長們有了閑暇來研究如何提高內部組織效率的問題。這就是自隋唐以來實行的公司人事制度變革 ———科舉。

　　這一篇我們先來看看這場人事制度變革 的背景，即王朝公司董事長們為何要啟動這場人事變革 。下一篇則具體聚焦科舉這一技術支撐下的大唐公司人事制度變革 。

　　不出彩，就下課：“世家政治”中的董事長悲劇

　　在兩漢短暫的政治穩定期后，帝國公司的組織構架就又一次出現了危機苗頭。

　　魏晉南北朝的人們發現，無論一出出英雄史詩如何磅礴大氣，一旦創業老板風流云散后，他巧取豪奪所贏來的血酬紅利，便罕有傳得出三代之例（除非皇族內部先來幾場火拼）。帝王家族，總難逃血光之災，而且因果循環越來越快。

　　英雄宿命之輪回，皆源于政治構架之因循和扭曲。斯時的帝國公司，除被世家所壟斷的家族教育體系外，帝王們便再找不到一種穩定的管理人才來源。因此各種治國安邦的具體業務，亦即帝國公司的經營權，遂只好長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然而世家大族，又永遠是胸懷英雄崇拜情結的政治投機商———在這群狐貍眼中，帝王不過是巡護公共領地的獅子。一旦他衰老或無能，不再能維護帝國穩定或創造新的業績，狐貍們就會毫不留情地，從無數覬覦帝位的野心家中遴選出新的梟雄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狐貍們以業績能力為導向考核獅子，并隨時準備把他當做替罪羊拋出去。

　　于是自魏晉以至隋唐，皇帝常倒，世家不倒。惡名與風險統統歸諸帝王，榮譽與實利一概入于私門———春秋時代的管仲，曾提倡帝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應該“善歸于上，惡歸于己”，主動替董事長扛黑鍋。然而魏晉以下“世家政治”中的職業經理人們，為了沽名釣譽自高門楣，竟全不顧及職業道德操守，愣是把風險與黑鍋統統扔給了董事長去背（從歷史記錄看，中國歷史上“最缺人品”的董事長，幾乎全都出自這個時代。這恐怕不僅僅是個簡單的“人品問題”）。

　　然而時代局限如斯，帝國公司的董事長盡管滿不高興，卻也只好戰戰兢兢地坐在懸有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寶座上，一個不當心就會被那幫隨時準備換東家的打工仔們轟下臺去。他的工作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竟發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這樣沒出息的哀嘆（南朝宋順帝劉準語，遭蕭道成篡弒時，年僅十三歲），而世家大族卻在熙來攘往的政權紛替中游走自如———無論誰當皇帝，總得請他們來打理帝國公司不是？

　　就這樣，帝國公司的董事長與他的職業經理人們，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漸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這種隨時會遭叛賣的處境，當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長所能忍受的。

　　“篡字號”老板的戰略轉型：從業績維穩，到制度維穩

　　盡管自建安末年曹丕篡漢以來，帝國公司的老板們便罕見得國以“正”者，但篡位手段之惡劣和連續，卻也無過于隋唐兩代：

　　隋文帝楊堅以勛臣之貴、國丈之親，篡了女婿、外孫的皇位不說，還將北周皇族宇文氏斬盡殺絕；其子隋煬帝楊廣又進一步，弒生父烝庶母而篡；隋篡周不及四十年，楊堅的內侄李淵又篡隋立唐；隨后，李淵之子李世民再上演一出“玄武門之變”，以弒兄殺弟迫父之舉奪取帝位。隋、唐兩朝四代之帝位交替，可謂無一不“篡”。

　　為了奪取帝國公司的第一把交椅，為大時代所驅迫的梟雄們，噬恩主、噬生父、噬同胞、噬子侄，從而異彩紛呈地將一個“篡”字，演繹到了不道德的最高境界。

　　盡管梟雄們膽大妄為，但他們同樣清楚知道，自己所要面對的，是正轟隆隆而來的道德壓路機，以及絕無可逃避的歷史審判。不管他手下那幫世家出身的打工仔表面上是多么的馴服，但他們絕不僅僅是載舟之水，更有覆舟之能，其中的野心家還不乏覬覦之心、詆毀之才。

　　為了讓詆毀者閉嘴，覬覦者息心，梟雄們迫切需要證明自己上位的“合理性”。而依照“世家政治”模式，僭越上位的獅子除非創造出更大的業績，否則絕難為狐貍們所接受。

　　于是乎，上位手段越是卑劣者，其背負的業績壓力就越大———

　　隋文帝終結了“五胡亂華”后近三百年的亂世，實現了又一次偉大的統一；隋煬帝則開鑿了對中國歷史后半段具有重大意義的大運河，但由于執政后期對經營風險估計不足，強推征高麗項目，終于導致帝國公司破產重組；也虧得隋煬帝的姨表兄李淵，還能把碎落一地的帝國公司重新拼補還原；而上位手段最為惡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交出了滅東突厥、破薛延陀、平高昌國、降吐谷渾、和親吐蕃，令四夷臣服的不世武功。

　　“篡字號”的老板們，以輝煌的業績穩定了帝國公司，也暫時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一個要命的問題———業績的增長絕不是無限的。技術瓶頸和文明沖突制約著帝國公司的業務拓展。一旦光榮擴張達到極限，靠業績提升來賺取喝彩與支持的辦法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擺在“篡字號”們面前的，就只剩下兩條出路：一條是堅持慣性思維，無視經營風險，改從非常規項目上尋求業績突破，比如說征高麗；而另一條，則是反求諸己，以人事制度變革 為切入點，從帝國公司的組織架構上做文章，改走制度維穩之路。

　　然而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紅利均沾的發展必然皆大歡喜，利益再分配的變革 注定阻力重重，即便是隋唐那樣英雄群舞的時代，也是如此。

　　隋文帝、隋煬帝以及唐太宗，在思維慣性的驅使下，首先選擇了第一條道路———他們先后強推高風險的征高麗項目，但除唐太宗適時收手、勉強實現了保本經營外，隋朝兩帝均遭到失敗。尤以隋煬帝楊廣輸得最慘，最后把整個帝國都賠了進去。

　　強推風險項目所遭遇的挫折，讓英雄們不得不正視現實：靠發展紅利來維持帝國公司穩定之法，顯然已不可持續。于是他們只能轉而嘗試制度維穩。而這就意味著，對帝國公司傳統模式下的既得利益者———世家大族的挑戰。

　董事長的逆襲之一：娶誰家閨女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長期操持帝國公司之權柄，全賴其壟斷性的教育資源，以及通過婚媾關系構建起來的人脈網絡。

　　因循傳統的世家教育，固然難以培養出開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但它卻能源源不斷地制造循規蹈矩、嫻于政務、人脈熟稔，潛規則認同感強，且整體成材率較高的業務干部。

　　憑著個人的武勇與機遇，寒門庶族可能成為秦叔寶與尉遲敬德；憑著個人的智慧與投機，寒門庶族也可能成為徐茂公或魏征。但沒有家族的熏陶、培養與鋪墊，一個寒門子弟絕難十二歲成為甘羅（戰國外交家、政治家，十二歲拜相），半輩子也難成為王肅（北魏政治家，出自瑯琊王氏，嫻淑于政治制度，為鮮卑帝國設計全套漢化官制），永遠也成不了王羲之（東晉書法家，亦出自瑯琊王氏）。一言以蔽之：亂世隨機抽取幸運兒，而世家穩定批產管理干部。

　　為替家族求個穩定發展，自魏晉以降數百年，亂世中僥幸上位的寒門

　　庶族，無不以融入世家體系為孜孜以求的目標。而為了在亂世中自保門楣，驕傲的世家也只好放寬婚姻標準，“屈就”于暴發戶們拋出的橄欖枝。而大唐朝的寒門新貴，也忘懷了自己的階級出身，只要世家略開一扇旁門，他們便會尋機蜂擁而入。

　　《新唐書·高儉傳》道是：“房玄齡、魏征、李勣（即徐茂公，因功賜姓李）復與（山東士族）婚，故望不減。”房、魏、李三人，一個是典型官僚，一個是敢諫直臣，一個是圓滑狐貍———然而他們卻以共同的選擇，將寒門出身的大唐新貴之口味暴露無遺，即：對世家政治的迷戀與復辟。

　　而對比鮮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兒卻常常無人問津：唐宣宗時，進士王徽聽說自己當選駙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訴推脫，連“俺身體不好”這種理由都搬了出來；唐憲宗時，皇帝求公卿大臣給公主介紹駙馬，大家卻紛紛托詞說自家子侄條件不靠譜……

　　非但公主們愛情不順，就連身為董事長繼承人的太子爺，同樣也難逃吃癟。大唐文宗皇帝，欲為其太子迎娶宰相鄭覃孫女，但鄭卻寧可把孫女嫁給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憤之下嘆道：“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新唐書·杜兼傳》）”

　　從各屆董事長子女的婚嫁遭遇來看，抱皇帝大腿不如抱世家大腿的價值觀，貫穿了大唐公司始終。

　　而在初唐動蕩的政治環境下，世家競相與新貴締結婚姻，還隱含著更嚴重的政治斗爭意味———這哪里是和皇帝搶親家，壓根兒就是爭奪政權支柱嘛！

　　一旦牽扯上政治斗爭，世家與新貴之間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嚴肅問題。

　　貞觀六年，唐太宗便對房玄齡抱怨道：“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變革 。（《貞觀政要》）”

　　然而此時的李唐根基尚不夠穩固，皇帝還不敢公然挑戰龐然大物樣的職業經理人集團，發發牢騷而已。直到高宗朝，坐穩了寶座的皇帝才下詔書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內締結婚姻：“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

　　為防止新舊職業經理人結成小集團，進而架空老板，帝國公司的董事長一方面與世家爭搶身居要職的親家們，另一方面則悍然禁止他們以締姻手段繼續拓展、鞏固人脈網絡。

　　然而，即便是最嚴肅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變時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結。這些“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貴”。

　　于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對世家發起了第二輪逆襲。

　董事長的逆襲之二：與時俱進的唐版“大學排行榜”

　　要破除世家大族的影響力，首先就要打破帝國公司人事部門長期堅持的人才標準參照系———陳舊落伍的《氏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