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控制到擁有：中國的管理革命

近十年以來，中國公司界的所有制結構和控制體系終于開始從根本上背離其過去社會主義時期的典型形態。公司治理學者對于這些變化對公司業績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好奇；比較經濟制度學者則探討其是否預示著一種新形式的亞洲資本主義，并試圖預測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中國政治經濟的這種轉型有可能最終帶來中國國家自身的轉變，當然這種轉變的程度和性質還很不清晰。然而這些轉變將潛在地創造出一個公司精英階層，他們擁有史無前例的高薪酬、高財富，而且與政府部門保持獨立。關鍵有趣的問題包括這個新精英階層的社會起源、他們所控制的經濟資產的規模，特別是他們與黨政機構之間的持續關系。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不同企業中肯定存在差異。本文將討論的四個類型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交易企業和創業企業。這些經濟部門不斷的交融將勾勒出中國公司經濟的未來輪廓。

從控制到擁有：問題本身

關于企業所有制結構和控制理論，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1933年Berle　和Means所提出的著名的關于現代公司的論著，尤其是關于“管理控制”型公司崛起的論斷，在幾十年來引發了大量的關于公司治理、互兼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的有價值的研究和公司理論，包括這樣一種普遍質疑，即現代公司所有權的分散給職業經理人的管理造成了難題。代理理論則認為對職業經理人的激勵可以與所有者利益相一致。還有人指出了所有權集中的弊端和陷阱，包括管理者之間的矛盾。

然而，Berle　和Means并不僅僅關心公司業績。他們把代理產生的問題看作是一個新的職業經理人階層崛起的表現，反過來對宏觀政治將產生重要影響，可能潛在地對民主機構產生某種威脅，一些研究者將其定義為“世界的官僚化”。Burnham將爭論更深化了一步，堅稱一場全世界范圍內的管理革命已經開始，至德國納粹和蘇俄的國有工業達到頂峰。Burn-ham提出關于管理精英的群體利益以及他們努力獲得支配權的若干論斷，認為職業經理人(而不是企業家)把計劃和等級作為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答案，他們懷疑不受管制的競爭，不管是在經濟還是在政治領域。

Burnham使用了一種簡單的權力和特權模型：那些控制了資產的人將獲得利益。他認為Berle　和Means誤解了所有權(property)的本質，“所有”和“控制”不可分離——“控制的人就是所有者”。而管理精英們，他認為，根本不關心所有制形式：“管理者的職位、角色以及功能絕不依賴于持有資本和經濟關系(雖然很多經理人自己認為是這樣)；而是取決于現代生產過程的技術本質”。簡言之，只要經理們控制著大規模的經濟組織，他們的階層利益就得到了滿足。

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開啟了一場自己的管理革命，結果是行政體制的逐步平穩退出。在一個所有資產都由政府所有和管理的經濟中，產生了新的所有制結構。這樣的變化常常被貼上“私有化”的標簽，但是在某些方面，這樣的標簽具有誤導性。可以肯定的是，確實有成千上萬的私有企業由平民企業家創立并成長起來。但這場革命也影響了那些與跨國公司合資或經過重組以及在國際市場上市的行業部門和大的國有企業。這一雙管齊下的過程與Burnham的設想直接相關，它代表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精英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能獲得比以往多得多的財富、自由和權力。

中國的管理革命

中國產業結構正平穩地向新的所有制結構轉變：舊的國有部門的地盤漸漸讓渡于新的由地方政府或私人建立的市場導向的公司。1980年代農村的集體經濟部門率先開始了這一進程。在行業總產出和就業率方面，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到1996年已經下降到50%以下。城鎮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則遠遠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程度和速度也很顯著。根據一項對年收入500萬元以上的25萬家企業的統計，在1998年，72.1%的新增產值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公司(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所貢獻。但是到了2003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47.8%。

私人部門的增長，包括獨立法人、個人和非大陸公司控制的企業，在1998年貢獻了27.9%的新增產值，2003年是52.3%。然而，大型企業依然大部分由國家控制。每當這些缺乏競爭力和活力的國有企業重組牽涉到外資或上市時，新的資本就會被大量注入。這也推動了經理人報酬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雖然即使這樣還遠遠趕不上私人部門的高管薪酬水平。重組的過程要么給經理人帶來對企業的顯著所有權，要么幫助他們從政府那里獲得極大的自主管理權，或者兩者都有。在那些仍由國家控制的企業，這樣的現象很少。但當企業帶著它的管理團隊脫離國家控制時，這樣的現象就相當普遍。

實際上發生在中國的變化比其他轉型經濟體要更加平緩和深遠。在很多后共產主義經濟體，私有化進行得非常迅速，經理人在一開始就控制了更多的資本份額。到1999年，東歐劇變發生不到10年，匈牙利和捷克80%的GDP，俄羅斯、立陶宛和愛沙尼亞70%的GDP來自于私人部門。在同一時間，中國的數字是55%，雖然中國的市場化變革 開始得更早。而且，中國私有經濟主要是通過新創立的公司而不是私有化國有企業發展起來。在俄羅斯，1993年，管理層控制了已經或正在私有化的企業中的三分之二，少數富有的寡頭奪取了關鍵經濟部門的控制權。

總體來說，越小的公司，原來的管理者就越有可能獲得控股權。1990年代末期發生的鄉鎮企業私有化浪潮中，大多數所有者都是原來的管理者。2005年一項針對城市中小企業的大規模調查顯示，經過重組的國有或集體企業中，最高的管理層控制了49%的股權。

新的企業精英

對于中國企業最高級別的管理者，關鍵問題不是持有多少股份，而是所控制的資產和從控股股東——多數情況下仍然是國家——那里獲得多大程度的自由。中國大約有1700家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倫敦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注冊和上市。2009年時，已經有34家公司進入福布斯全球500強。其中最大的中石化年收入超過20.7億美元，當時排在全球第9；中國石油[9.65 -0.92% 股吧 研報]天然氣集團年收入18.1億美元，排名距中石化不遠；排名最靠后的中國鋁業[7.94 -0.50% 股吧 研報]公司，年收入也超過了1.8億美元。這些公司中的一些已經成為全球領先者。福布斯在它的另一份榜單——全球2000家企業的排名中提到了89家中國企業。更好地說明了中國公司的深度和規模。它包羅15家銀行、9家多元化金融公司(房地產、證券)、16家金屬和礦業公司以及8家交通運輸企業(包括中國航空、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

誰是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他們如何做到這樣的位置？追溯這些精英的起源會發現他們的企業從前都是國有的。在2009年的福布斯全球2000企業中的中國公司、所有在國內外上市的企業，大部分都脫胎于計劃經濟時代。這個名單中的所有中國銀行，都是在1950年代由國家建立；鐵路企業是從鐵道部分拆出來的；中國移動和聯通獨立于郵電部；最大的航空公司來源于原來的中國民航總局，雖然地方政府出資建立了一系列地方航空公司；石油企業來源于老的石油部；幾乎所有的礦業和金屬冶煉廠原來都下屬于冶金礦山等部委；鋼鐵公司則都延續了計劃經濟時期那些熟悉的名字：寶山、武漢、馬鞍山、鞍山、邯鄲、包頭。同樣的情形適用于那些基礎設施建設、運輸甚至中國最著名的釀酒公司：貴州茅臺。

很多新公司不是來自計劃經濟體制，但在它們中很難發現大企業。在福布斯全球2000企業榜單中，它們只出現在最底部，大部分屬于變革 之后出現的新經濟部門：電腦(聯想)、零售業、美的電器、百麗鞋業)、電子商務(阿里巴巴、騰訊)、房地產(碧桂園、保利)以及投資公司(R&F，國元證券)。這些公司是創業企業中的佼佼者。正是從這些公司而不是重組過的國有企業，你能找到中國最富有的個人。福布斯2007年富豪榜中的63位中國億萬富翁，來自紫金礦業、蘇寧電器、廣東美的電器、碧桂園、百度、李寧體育用品、騰訊以及保利地產研報]——這些私營企業都創立于1980年以后。

1990年代末，執政黨作出歡迎民營企業家入黨的決定，導致外界預期中國政治權力本質發生變化。然而，我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于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主進入黨內所帶來的從下到上的變化，而在于發生在企業層級頂端的兩個現象所帶來的影響。第一個現象是，那些曾在計劃經濟中擔任經理的黨政干部獲得了對國有資產更大的控制，并在這個過程中獲取了個人財富和企業所有權。第二個現象是，個人創業者利用與政府官員的關系所提供的市場機會來創立公司。中國最富榜的名單中也包括那些更多地利用企業家技能和創新能力而不是政府關系成功的個人。太陽能、互聯網服務、空調、體育用品、服裝、飲料、汽車配件以及飼料等行業都是新公司大規模出現的行業，個人創立公司大多是依靠提供以往國有部門所不能提供的新產品、服務以及銷售方式。

房地產行業是另外一種情形。這個行業產生了最大的個人財富集中——2007年福布斯富豪榜中的63個中國人中有24個屬于房地產行業。這個行業不同于其他行業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重要的資源土地是由地方政府或國有企業控制的。出售土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這個行業龐大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流入到了政府機構，因為它們參與了整個交易過程。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又進入了政府官員個人手中。當政府官員控制了最關鍵的資源，他們就對這個行業的企業擁有極大的權力。其他部門也有類似的特性——礦權、采礦、軍工等行業——但房地產行業的問題要更加普遍和廣泛。

四種企業模型

我們的核心的研究課題與已有的對公司治理的研究有所交叉，但目的不同。關鍵的問題不在于這些變化對公司運營的影響，而在于對中國的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影響。我們要確定企業的所有者是誰，他們通過什么樣的機制控制企業的資產。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個人、家庭和非上市的民營企業，它們與執政黨和國家的關系——如果這種關系存在的話。所有權確實是重要的財富衡量指標，但超過所有權股份的控制體系，可以幫助個人攫取財富，卻會損害其他股東包括國家的利益。

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認識到，中國的新興企業界是多樣化的。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答案將不同。第一步是根據起源和近期的發展歷史來區分這些企業。根據建立的時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四大類。前兩類是政府建立的，主要是在計劃經濟早期，完全由政府擁有和經營的企業。其中，國有企業現在仍然牢牢地在政府的所有和控制下，很少有經營的自主權。其余的是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由私人實體或擁有控股權的經理人所有。

剩下的兩個類型，包括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市場化變革 后成立的私營實體，政府從未擁有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公司。其中一類是交易型公司，由曾經擔任政府職務的個人或由與政府官員有密切關系的人創建。另一類是創業型企業，開發新技術或新的商業模式，不存在與政府機構進行交易或與官員的關系。這一類企業中的所有制結構和控制權問題將有很大不同。

國有企業。這一類型的企業以“社會主義企業”的名義出現，主要創立于20世紀70年代之前，最初服務于某個國家部或局，1980年以后正式成為獨立的公司。它們仍然主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有和控制，至少50%的股份由政府實體持有。企業的高管皆由黨和政府任命，大多來源于原先計劃經濟時期的經理或者官員、黨委書記。其中許多人結束高管任期后會重新擔任官員的職務。管理層持股在這些企業中比較少見，即使有也往往很少。高管職位的任命由國家機構控制，薪酬國際標準相比也很低，管理自主權和企業資產的獲得機會都非常有限。在許多方面，這些公司仍然可以被視為國家的附屬物(arms)，雖然與作為舊的社會主義國家部門相比，它們現在受政府控制的程度已經相對松散。

幾乎所有中國規模最大、功能最強的企業仍屬于這一類。例如，在2007年，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最大股東仍是國家機構，所持股份在76%-86%之間。在寶鋼，國家持股是74%；上海汽車為84%，山西太鋼不銹鋼71%，中國東方航空公司60%。這些數字還只是單一最大股東的，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還有其他國家實體持有股權。從這些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擁有足夠集中的所有權來不受限制地控制公司。越來越多的國家控制權由國資委行使，國資委從2007年年底開始負責規劃管理國有企業部門，并代表國家作為所有者的利益。關鍵問題是，國資委和其他國家機關將如何行使其監督權，以及如何有效地行使這種監督。

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是一個不同的故事。這些公司成立時是國有企業，但在隨后的重組中往往被管理層收購，在不大透明的情況下發生大幅私有化。政府機構可能仍然持有重大股權，但他們無法行使在國有企業里相同的控制權。這些公司的控股股份由私人實體和或者管理層本身持有。在大多數情況下，高管最初曾在國有企業中任職，但現在不再由國家任命，因為國家已不具有在這些公司中任命高管的能力。這些企業的管理者，相對國有公司享有更大的自主權，薪酬水平要高得多，更可能持有大量股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平安[35.00 0.89% 股吧 研報]保險。許多規模較小的上市公司，超過50%現在私人實體控股，其中許多是管理層收購的結果，也屬于這個類別。確定哪些最初是由政府建立和所有，需要仔細考察它們的歷史。目前，與國有部門相比，在這樣的企業中管理精英常常擁有顯著所有權和自主權。但所有權可能正是其原有政治影響力的結果，現有的與政府的關系則可能削弱其管理控制，也證明保持控股權的必要性。

交易(transaction)企業。這些公司由前政府官員或與他們有緊密關系的人建立的私營企業。從最初成立到持續運營，這些企業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些政府關系，并成為其商業模式的主要特征。通常情況，這些公司所在的行業，其資產在法律上由國家和政府機構控制下。最好的例子是房地產和建筑施工企業，必須獲對市區土地的控制來開發項目。給私營采礦者和材料貿易公司也屬于這一類型。房地產行業大部分是民營企業——的45%的房地產及物業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的私營實體。

公司通常有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也反映了政府和私營企業間的密切合作關系，這樣的機構混合了巨大的政府利益與私人利益。要獲得項目開發權和進行拆遷，特別是黃金地段，需要堅實的政府支持和積極配合。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1988年由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在深圳創立，并于1992年上市。盡管如此，它仍然擁有多元化所有制結構，它的單一最大股東就是一個政府實體，持有7%的股票。

這一類型的企業，高管仍有可能由政府任命，常常是那些國有股東控股的企業，但在私人股東控股的公司將更加獨立。其中有些可能是前政府官員，也有人沒有任何政府背景。然而，這一類型企業的特點是，為了取得成功，就有必要和政府部門或官員保持密切聯系以爭取他們的合作。企業高管的薪酬可以很高，特別是在主要由私人擁有的公司。我們觀察到，中國地產界產生了多位億萬富翁，與全國的情況不成比例。由于企業天生需要與政府機構密切合作以求得生存，它也成為政府官員非法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創業企業。這個類型很獨特。成立時即是以開發新產品、技術或業務為宗旨的民營企業，隨后發展壯大。不同于前一類型，它們不依賴于和政府交易獲得資源來獲得持續經驗，盡管它們都面臨監管環境，需要與政府機構保持良好關系，面臨擁有權力的后者的選擇性執法，它們仍然脆弱。這些公司在零售業、電子電器、服務業、軟件和高科技行業最為普遍。最著名的是聯想電腦，這家公司由中國科學研究院于1984年出資創立，是目前世界個人電腦廠商之一。其他的例子還有的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和搜狐、騰訊，以及一大批消費類電子產品公司、服裝企業和零售連鎖企業。這些公司擁有最大程度的管理自主權、高水平的薪酬，是巨額私人財富的來源。在大多數情況下，創始人和高管沒有政府官員背景，不靠政府關系來獲得開展業務的能力。它們常常要面對有針對性的腐敗調查，富裕高管會被選擇性的起訴，國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和警戒這類企業。這樣的方式也可以用來剝奪私人企業家的財富，并獲得他的公司。這種隱含的威脅可以作為強大的影響企業精英自主權的工具，使得他們形成對國家機構的依賴，而不會立即在其股權結構上明顯地顯現出來。

結論

中國企業領域最終將是什么樣子？企業所有制結構和控制權將如何集中，政治官員監督效率如何？眾所周知，國家控制的能源出口將導致財富流向高度集中的企業部門，進而促進政治權力的集中，正如“石油之國”委內瑞拉和普京的領導下的俄羅斯。然而，一個所有制更加多樣化與資產更加分散的企業部門可能帶來不同的結果。中國的大型企業目前的多元化程度遠遠超過俄羅斯，而且相對于國有和私有化的國有企業類型，正在持續增長的私有部門將加強這一多元化特性。未來就取決于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類型企業內部的權力變化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平衡。如果前兩種(國家占據所有權和控制權)一起成長，中國將演變成一個財富和政治權力緊密相連的、高度中央集權企業資本主義形式。另一方面，如果私有和創業企業的成長為主導的經濟活動，企業管理能獲得和保持自主性，權力和財富的結合就會相對松散和分散。不管哪種類型，中國正在進行的管理革命對這個國家未來的深遠影響都無法被忽視。

(作者系斯坦福大學亞太經濟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中文版由《組織管理研究》獨家授權發表，有刪節，艾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