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家不是簡單女人

普通的中國創業群體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個女性，這在全世界不是一個太低的比例，但也不算最高的比例。

有一些中國的社會因素對于女性成為創業者是有利的：比如男女普遍工作，使得女性與男性有接近的接觸社會的機會；又比如女性即使在家庭中也普遍掌握財務管理，因此有自然的經濟意識；再比如隨著服務行業在中國產業中的比重日益提升，女性比較細膩精致的優勢也在日漸發揮；再者在以獨生一代為主的新職場上，女性柔性領導力的優勢可以發揮得更加充分。

但是中國社會的另外一些社會因素對于女性成為創業者是不利的：比如社會教養的流行意識中對于女性偏以安穩、輕省、藝術、保障型職業機會為考慮；再比如把積極主動、富有領導力、敢于面對風險的女性看成另類；商業社交場合的大部分行為模式似乎更適合能吃會玩的場面男性，而對于女性是更大的挑戰；商場的冷酷性與我們對于女性一般勝任的家庭與情感主角形象不太能吻合，因此一個女性創業要在商業圈證明自己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創業意味著闖蕩的意識與能力，而我們今天給予女孩子的這樣的機會還是相對少了。只是中國社會的社會資源又過于與精英名義結合在一起，那些透過考試機制出來的女孩子占有更多的社會名義資源，而透過闖蕩機制出來的女孩子相對而言資源條件要差得多，這種反差導致了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女性創業型人力資源與其他支持資源并沒有以最佳的形態加以組合。

無論是奧普拉還是瑪莎-斯圖爾特，她們都用自己的個人奮斗來拓展到自己的空間，而她們共同的作用空間是在文化服務業領域。

我也相信，在這樣的領域女性能夠至少與男性發揮一樣的作用。無論張瀾還是楊瀾，只要與文化沾邊她們是可以表現得更有能量的，但是如果服務與文化的資源還是用石油和高鐵一樣的資源分配與供給機制，那么女性能夠發揮的空間就是比較有限的。

換句話說，奧普拉在中國，她也可能混不出來。

換一個思路，在中國會闖出來的是另外一些類別的女創業家：一類是用男性創業家的思路來面對機會，當她們像男性一樣行動的時候她們能讓男性更佩服，而她們的治理方式也許更能征服與獲得優秀的男性管理精英，這樣的女創業家不受行業的限制，而且也不受企業規模的限制，因為她們也不需要甚至不期望社會把她們與男創業家分別對待，她們與他們同屬于創業家這一個類別。但這類創業家相對而言會比較傳統，在新一代創業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另一類則是典型的共治類型的創業家，她們與自己的另一半共同創業或者參與創業，在中國的創業家群體中，共同創始人或者共同治理人已經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別，這個類別的組合明顯地發揮了男性在意志力、大局觀、決斷力方面的優勢，又發揮了女性在周全性、精細度與平衡性方面的優勢，盡管這樣的組合不容易實現，但能實現的這樣的穩定組合表現出了在企業發展能力上的獨特能量。

這兩個類別的女創業家，共同的特點是擅長對于組織力的運用，這種組織力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奧普拉那樣的個人為核心能量所表現出來的商業發展力。

很多人都傳說中國人的不團結，也有種種段子來傳說不團結的中國人的種種笑話。在某種程度上，企業家就是嘗試實現一種社會團結從而煥發出獨特的生產力。女性在組織力方面是有某些天分的，這種天分在家庭、感情、群體維護方面都有自然的表現，而在創業的壓力下面，女性在組織力方面就可能有出乎常人意料的表現。

其實，女創業家與一般女性真正的差異在于，她們面對著一般女性不會選擇面對的風險與危機感，她們設定了一般女性不會設定的社會性的組織目標，她們需要超越一般女性難以超越的婆婆媽媽思維，實際上是這種場景的設定導致了她們的超越。

當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輕易實現這樣的超越，這些場景也如一些過濾器，讓那些不能實現超越的女性沒有走向更廣大的商業境界。

在中國的環境內，女性即使再強力的個人奮斗也輕易為原來的社會環境與組織力量消減，而自己設定或者自己參與設定的組織場景與交易框架，才讓女創業家獲得釋放大能量的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女創業家不只是在創業，她們也是在創造讓她們自己脫穎而出的環境，她們不只是在為社會創造商業價值，她們也是在創造她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