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升：只有再次解放思想，才能打開經濟增長新空間

6月11日，由遼寧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院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報》聯合主辦的第五屆“中國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在遼寧大學成功召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翟東升教授發表名為《貨幣、債務與共同富?！返闹黝}演講，就福利政策、債務問題等發表深刻見解。

翟東升：

各位老師、各位同事，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與學界的新老朋友們一起交流。

我今天發言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的產業進步同宏觀經濟形勢之間的不匹配問題。正如我們看到的，中國正在全球產業的諸多重要領域攻城略地，把原先由德、法、日等國霸占了半個多世紀的“好買賣”搶過來。按道理，我們把這些富有國家的“好買賣”搶到手，本應就此過上跟他們至少差不多的好日子。但實際情況是，國內消費、就業、經濟增速、通脹率，這些情況都沒有明顯好轉。如今中國在通縮邊緣徘徊，這比通脹還要麻煩，意味著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買房子、不敢借錢，也不敢投資。

具體來看，首先，借助電動汽車領域的快速發展和傳統汽車領域一系列技術的逐步成熟），中國的汽車出口正在超過德日等的汽車強國，尤其在電動汽車方面具有明顯競爭優勢。

其次，在無人機領域，中美兩國在技術上領先于其他國家，都屬于技術第一梯隊。但在無人機制造的成本方面，人民幣與美元實現了購買力平價。一位國內無人機領域的權威院士曾指出，就成本而言，一萬人民幣在中國能購買的無人機，約等于一萬美元所能購買的美國無人機。

另外，中國第一架大飛機C919已經交付使用，甚至連飛機發動機都即將國產。同時，芯片領域也正在取得重大進展，今年下半年應該會有一些驚喜。芯片的進展，比我們希望的要慢，比我們想象的要快。還有前幾日，首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出塢，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從產業發展的意義來說，高端郵輪可能比航母還重要，中國正在搶占過去由他國壟斷的高端郵輪市場。

在中高端制造業突飛猛進的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中國年輕人失業率正在超越南歐。南歐國家的治理經常出問題，年輕人失業率是出了名的高，一直為世人所嘲笑。但是現在，我們要反躬自省，為什么中國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南歐了？不僅如此，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水平也是相當低：1998年，我在央視打工，一個月到手3000元。整整25年過去了，現在的大學生本科畢業，能拿到的工資比我當年多不了多少，可今天咱們央行資產負債表比當年擴大了許多倍，而現在的房價和過去也不是一個數量級。而且最令人擔憂的，不僅是年輕人失業率迅速上漲，更重要的是失業結構的變化， “工作難找”的現象集中體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因為我們無法在寫字樓里創造出足夠多的體面工作。對青年失業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我的團隊做過量化研究，研究哪些變量對政治穩定沖擊最大，結果發現青年失業率是一個重要指標。所以我們要從政治安全的角度提起高度重視。

明明中國在產業上突飛猛進，同時也擁有大額順差，為什么失業率居高不下，而投資、消費、通脹等數據不容樂觀？要準確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實施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一系列“迷思”。我指的是過去40年來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占據主流地位的認知中存在一系列“迷思”，關于政府、福利、債務、稅收等等，都存在認識上的偏差乃至方向性錯誤。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技術的進步正在摧毀屬于年輕人的許多白領崗位，此前的大學急劇擴招和產業結構變遷速度較慢等因素，也帶來的人力資本的供需結構錯配；但是除此之外，中國還存在福利體系嚴重滯后的問題，也加劇了國內消費市場的乏力和年輕人就業的困難。中國的供給能力不斷攀升，國家在加大產業補貼、研發投入方面很給力，但是再分配卻嚴重不給力，從而導致資本與勞動之間，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企業部門與家庭部門之間，富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失衡?，F在學術界有聲音提出，要推進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勵富人搞慈善。這個思路恐怕回避了真正的矛盾，真正重要的還是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中國產業進入新時代，但是分配思想仍停留在上一個時代。

中國的福利水平是典型發展中國家水平。我選取了一個指標，公共部門社會支出占GDP比例，即醫療、養老、保險、就業、住房、托幼等各方面的社會福利支出占整體GDP的比例。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該指標平均為21.6%。我們知道，OECD不僅包括美日歐這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還包括部分拉美國家。OECD里的部分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水平比中國低，產業能力比中國差，但就連墨西哥的社會支出占比的表現都優于中國——中國的這一指標僅為6.5%。換言之，十八大以來反復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钡日卫砟睿诮洕呱线€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地和實施。

三月份有一份關于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報告，這份影響很大但是爭議也不小的報告顯示，中國總財富共790萬億人民幣，其中私人部門有430萬億人民幣，而中國公共部門的財富占360萬億。經過40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私人部門財富分布結構與美國類似。該報告顯示，中國富人共460萬，占總人口0.33%；財富量290萬億，占私人部門總財富量67%，人均占有財富6300萬。（較高標準的）中產人口占總人數7%，財富量110萬億，占總財富量26%。剩下13億普通群眾占總人口92%以上，財富量為30萬億，人均2.3萬。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總認為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會帶來低效和腐敗，可現在回過頭看，如今我們不得不說，幸虧中國保留了比較大的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中國人民才能活得稍微像樣一些，因為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國企提供的許多普惠性的公共產品，比如道路、橋梁、公共汽車、地鐵、高鐵、銀行賬戶、手機信號和移動寬帶。而美國則沒有那么多國企，所以最底層的窮人比較難以獲得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服務，比如許多銀行不愿意給最窮的階層開設個人銀行賬戶，導致靠零工度日的數千萬窮人不得不為兌現工資支票而再次遭受貼現商的盤剝。

如果該報告的數據經得起交叉檢驗，則從表中所揭示的財富分配結構來看，中國的私人部門與美國的私人部門幾乎是同一模式，呈現出殘酷且低效的金字塔結構，而不是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或者棗核型結構。仔細對比不難發現，中國的分配體系對富人其實非?？犊?，股票升值部分不征稅，財富傳承不征遺產與贈與稅，移民也不征收移民脫籍稅，而這些在美國都是有稅的。

這樣的金字塔分配結構下，即使政府想刺激消費，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眾也無力消費，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錢，尤其是在三年疫情嚴重削弱了中下層民眾的儲蓄與現金流之后?？康谌畏峙涔膭罡蝗诉M行慈善捐贈是杯水車薪，還會帶來其它影響深遠的衍生問題，比如扭曲社會的權威結構，削弱政治穩定性。要真的解決問題，必須重新平衡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結構，在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通過稅收和福利體系進行再分配。

要想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局，就必須打破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對大政府的恐懼、對債務的擔憂、對高福利和高稅率的厭惡，對人口規模的否定。這些否定性、限制性的迷思，都源自1979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甚至是美學、哲學等方方面面的催眠與浸潤。只有打破這些迷思和思想枷鎖，我們才能找到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治國理政之路；只有真正落實“共同富?！崩砟?，才能解決當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對大政府的恐懼。人們認為政府“越大越低效”。在東北地區，有許多人對政府、國企持負面態度，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和局部的問題。下邊這張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所做的圖表，縱軸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橫軸是公共財政開支占GDP比例。兩者之間顯而易見的正相關，說明的是“大政府”的好處，政府越大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從統計意義上看，政府是一種善，而不是惡。為什么如此？因為私人部門創業致富的努力之所以能成功，離不開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產品，甚至市場本身也是一種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昂貴的。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安格斯·迪頓概括為“國弱則民窮”。

其次，對福利和稅收的厭惡。上世紀9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高福利國家缺乏競爭力，很快會崩盤，但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這種判斷是錯誤的。北歐是典型的反例：北歐的稅率全球最高、福利最好、人均GDP最高；但是高稅率并沒有打擊人們創新創業的積極性，高稅率轉化為高福利，從而讓普通人可以免于匱乏的恐懼而敢于承擔風險，因此，北歐的創新創業者和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人口密度居于世界首位，完全證偽了新自由主義關于福利和稅收的否定性認知。下圖中，富翁的人口密度與宏觀稅率呈現正相關，而美加澳三個移民國家吸引了別國的許多有錢人，如果把這三個非正常國家刨除掉，那么兩者的正相關性將更加明顯。我想強調的是，福利制度對于現代社會建構和科技進步都是非常重要的。造就了美歐日5億中產階級的，是福利制度而不是技術進步，因為如果沒有足夠有力的福利制度帶來的財富再分配，技術越進步則資本和富人相對于勞動者的談判地位越強大。拉動了二戰后民用領域的科技迭代升級的，是美歐日5億中產階級有品位的大規模消費，而不是數十億窮人的生存性消費或者數百萬富人的奢靡性消費。中國的民用科技進步，以前靠的主要是美歐日的中產消費者構成的消費市場拉動，背后的制度基礎是二戰后西方的福利體系建設。未來在以內循環為主的時代，一旦我們更加高效、更加合理的福利體系建設到位了，那么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和消費能力將呈現明顯的擴張，對本土創新產品的拉動力將更加巨大。

再其次，對人口規模的否定。大力控制人口規模的主張，放在政治思想史的光譜上其實是極右翼的政策理念。有學者考證，它源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借助聯合國系統向全球外圍地區的推廣努力。但是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全球的知識界都明白了：現代化的結果不是生太多人導致自然資源不足，而是生育率長期下降，人口老齡化。現在中國的消費刺激不起來，與新生兒數量暴跌有很大的關系。中老年人的消費其實是定數，最有力的凈消費人口是新生兒。每添一個新生兒，家庭就需要擴大住房、購買更大的車、玩具服裝奶粉教育，這些都是近乎剛需的項目。為什么結婚數量和生育數量都在嚴重下滑？還是前邊說的再分配出了問題，大部分普通家庭發現自己結不起婚、要不起孩子了。最近十年來，我們全面放開二胎、三胎，但是這還不夠，必須加碼發力刺激生育，拿出實質性激勵力量，把新生兒數據重新拉回到正常水平，比如每年1600萬人，這個數值不過是進入21世紀頭二十年的平均值而已。以前許多人都從生產者的視角看待人口，覺得孩子少了沒有關系，有機器人來替代。但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時代，人更大的價值是消費者和創新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者。人口不是簡單的越多越好或者越少越好，而是要合理的結構。下圖說明建國以來中國的新生兒數據，我們要的是這個曲線盡量穩定，而不是上躥下跳巨幅波動。一個少子老齡化的東亞國家，靠內卷實現了經濟崛起的奇跡，但是這種崛起奇跡卻是曇花一現，這就是日本的覆轍。我們絕不能重復日本的錯誤。

當然最后，也是當下最關鍵的問題，是對債務不加區別的盲目排斥與恐懼。梳理全球各國的債務率及其宏觀風險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發現：對國家而言，高債務率并不意味著高風險，大部分債務率低的國家風險很高，而大部分債務率高的國家風險極低。我的研究發現，本幣計價的中央政府債務與宏觀經濟風險沒有關系，只有外幣計價的債務才涉及風險，判斷一筆債務是好是壞，關鍵在于其定價貨幣。1971年之后的全球貨幣體系規則之下，本幣計價的國債其實就相當于黃金，誰家能夠多發本幣國債，相當于憑空多挖到了黃金。下邊的圖告訴我們：本幣計價的國債與風險關系不大，外幣計價的債務，即便規模不大，也會帶來巨大風險。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我們的中央政府不敢或者不愿意借債，反而還積累巨額外匯儲備，從而就導致全球儲備資產中美國國債一家獨大。全世界的儲備者和資產管理人如果想要躲進一個安全的資產池，除了美國國債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這個世界上主要就是三大供應鏈支撐的三大經濟體：美中歐。歐元區的財政是不統一的，希臘意大利借的債德國人荷蘭人是不會幫著還的，所以從遠處看，歐洲國債市場看起來像一個波光粼粼的大港灣，走近了一看卻是被主權的堤壩切割成十幾二十個大大小小的湖泊，大船不便在其中自由進出。而中國政府的國債存量才30萬億人民幣不到，與美國的32萬億美元國債差了一個數量級，中國金融機構自己都不夠買，哪里輪得到世界上其它國家的儲蓄者購買？

那么中國地方債務呢？地方政府又借了太多“高利貸”，不但規模遠超中央政府債務，而且多數地方政府的利率非常昂貴，更加重要的是，它們的債務如同歐洲各國的國債，是分割成數十個數百個大大小小的湖泊，貴州某個地級市的債務利率會比上海某區的融資利率貴很多倍，兩者之間不可通約。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歐洲國債市場的局面是有相似之處的，盡管中國的國家制度與歐洲的體制存在根本差別。中國經濟過去十幾年的主要發動機是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與投資，如今他們的債務無法擴張了，整個中國經濟就出現動力不足的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中國許多大企業從香港和其它海外金融中心借的高息美元債太多。如果他們借的是人民幣計價的企業債，那么假如出現債務危機，中國央行可以學習日本和美國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購買這些垃圾，從而穩住局面。但是人民銀行印不了美元，所以當他們出現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必然是股匯雙跌的宏觀風險。作為一個凈儲蓄國和貿易盈余國，中國理應限制乃至禁止各級政府和企業舉借非人民幣計價的債務，這是管控宏觀金融風險的最重要原則。

由此可見，目前中國的債務結構和布局，是非常不專業、非常低效也非常危險的。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我猜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經濟學金融學貨幣史等領域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缺乏，導致我們經濟金融部門的干部和專家群體大多數缺乏對債務風險的深度認知，唯華爾街馬首是瞻，讓瑞·達里歐之流關于杠桿率的錯誤觀點在中國謬種流傳。

2023年初，我和廈門大學的趙燕菁教授探討了一種政策主張，并由他以《債務是重啟經濟的關鍵》為名寫成了一篇稿子，刊發在我個人的公眾號上，取得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我們主張中央政府在較短的時期內增加三、四十萬億國債，把地方政府從規模巨大的高息債務中解綁出來，有效降低全政府的總利息支出。

在此基礎上，我還想再強調一下前年我和我的研究團隊首創的再分配的方案，“未來起點收入”，它是中國版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向年輕人和孩子發放數字貨幣。具體的視頻鏈接在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u411B7f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我在視頻中系統地論述了該方案的原理和好處。這個方案的實施，將對中國孩子和年輕人的人生軌跡、消費行為、儲蓄行為，以及對整個中國消費市場與投資增速都有積極影響。而且與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養老基金等傳統福利模式相比，它更少腐敗空間，財政可持續性更好，并與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更兼容，因為選擇權交給了個體。該方案能夠減小公民的人生起點之差別，鼓勵生育、鼓勵奮斗，鼓勵創新創業。其費用可以從對富人加強征收遺產稅、移民稅，以及非貿易品稅中獲得部分解決，當然更重要的是從人民幣計價的國債擴張中獲得。

總之，面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大變局，我們只有再次解放思想，澄清在債務、福利、稅收、人口等方面的混亂和錯誤的認知，才能打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