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8年我開始接觸德魯克的管理思想算起，到2008年整整10年。其間，一些人和事對我影響頗深。非常愿意在這里與大家分享我的心路歷程。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德魯克這個名字，沒想到我的后半生和這個陌生的名字連在了一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光華的管理層會議，原以為企業家只談做生意，怎樣賺錢，可邵先生在管理層的會議上大談學習，而且還是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商業模式和管理思想。對于酷愛學習的我，能有機會為一個喜歡學習的老板做事，使我感到欣喜和興奮。

為了開展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的業務，2000年5月12日，我從光華服務產業（中國）有限公司被調到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是年9月，邵先生決定派我到美國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學習。

我當時只把此行看作是另一次學習而已，因為，1990年到1993年我曾自費在美國讀書，1998年光華服務產業（中國）有限公司委派我到美國ServiceMaster管理學院學習。

2000年9月的一天，我應邀來到邵先生在洛杉磯的辦公室。邵先生在他的辦公室和我講了一句話：“我希望你成為中國的德魯克專家。”（這句期許使我重新調整我在美國學習的節奏，在美國的一個學期，我閱讀了60多本書，可以找到的德魯克的書和關于德魯克的書我基本上都通讀了一遍。出國前體檢時，我兩個眼睛的視力都是1.5，從美國回來后，兩個眼睛的視力一個是1.2，另一個是1.3。這0.5的視力都留在了德魯克書中的字里行間。

實踐證明，期許是對知識員工的最有效激勵。每次我給學生講課時，在講到激勵理論和方法時，我都會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切身體會。

在我讀過的德魯克的所有著作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德魯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該書中談到的德魯克的七項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德魯克的父親與熊彼特的那段對話，讓我感到震撼，猶如古人所說的醍醐灌頂，使我頓悟管理和人生的真諦。洛杉磯時間凌晨3點，我在德魯克的書上寫下了我的座右銘：“管理的終極之善是改變他人的生活。”

2001年2月16日，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在深圳推出第一次德魯克面授課程，客戶是深圳商業銀行。當時，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設有三個項目組：Babson創業項目；哈佛網課項目；德魯克面授課程項目。

我負責德魯克面授課程項目。德魯克項目組在一個半月內就把《經理人與組織》課程成功地推向市場，這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這涉及大量內部和外部的工作，內部工作包括：《經理人與組織》課件的研發，甄選并翻譯德魯克撰寫的案例，完成課程的配音工作。外部工作包括：尋找目標客戶、向客戶介紹課程、做課前深度訪談。

這次課程由邵先生和我一起主講。講課的第一天，我們遇到了很大的挑戰。剛一上課，課堂的氣氛就不太友好，深圳商業銀行的行長手拿著課程評估表，對所有的學員講（他們都是深圳商業銀行的部門經理和支行長）：“今天給你們講課這個光華不是北大的光華管理學院，這個光華是一家私人教育機構，但這個課很貴，你們在課后要認真的填寫這個課程評估表，不要問為什么。”

面對這種緊張的氣氛，邵先生講到：“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是一家非盈利機構。我們所有的學費收入不用于投資者的回報，而是用于聘請更好的老師和研發更多的課程。”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們成功地完成了為深圳商業銀行所做的《經理人與組織》的內訓。客戶對課程的評估結果為8.45分（滿分為10分）。

2月17日晚上，邵先生對我們說，“記住今天這個日子。”這是德魯克首次面授課程在市場上取得成功的日子

記得2000年，邵先生在克管理研究生院學習時，有兩件事使我終身難忘。一件是邵先生刻苦讀書的事。我們使用的教材都是德魯克原版的管理著作，我發現邵先生在他的書的空白處，有許多手寫的中英文。課前，他做了大量的功課，把陌生的英文字，都注上相對應的中文。他所投入的心力和時間由此窺豹一斑。

我們上的“管理343課程：德魯克論管理”有一個案例分析，我和邵先生負責分析“香港利豐行供應鏈管理”案例。這是1998年《哈佛商業評論》上的一個案例。邵先生在閱讀理解和分析這個案例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我們案例分析的報告修改了多次，直到要在課堂上匯報的頭一天深夜，邵先生還給我打電話，講他的修改建議。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所做的“香港利豐行供應鏈管理”案例已成為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的經典案例分析。Joseph Maciariello教授在給我的親筆信中寫道：“你和邵先生是本課程的真正資產。”

另一件事，是邵先生在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清理衛生間的事情。德魯克給我們上課都是在周末，學院周末沒有保潔人員。有一次，我在去衛生間發現邵先生，正在把學生（他們都是美國的管理者）扔在地上的擦手紙拾起來放在垃圾桶里。說實話，這一點我都做不到。我能做到是，我洗完手，我會把擦手紙放到垃圾桶里，如果我不小心，把紙扔在地上，我會再拾起來。但我不會把別人扔在地上的紙拾起來。

無獨有偶，幾年前，我在光華見到了愛立信管理學院院長馬晉紅女士，她對我說，“你們老板和別的老板不太一樣。”我問她，有什么不一樣？她說，有一次，她到公司來拜訪邵先生，她在光華長安大廈的一樓大廳等邵先生。邵先生走進大廳時，發現地上有一個易拉罐，邵先生隨手拾了起來放到垃圾箱里。這件事給馬晉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難以理解，一個如此成功的企業家，竟然如此的謙遜。

邵先生無論是在繼續學習方面，還是在謙虛謹慎方面，都是我一生的榜樣。我很幸運，在我職業發展的過程中和人生的旅途中能遇到這樣一位身體力行的老板。這使我想起去年5月18日，我在南京商學院講授德魯克管理思想，晚上江蘇省委的一位領導請我吃飯。他和我說：“那老師，聽完你講授德魯克的管理思想，我個人認為，一個管理者應當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我補充道。

德魯克一生都在告誡我們：“CEO要通過身體力行去樹立組織的價值觀和標準。

因為，太多的CEO認為組織的價值觀和標準是靠講話講出來的。而組織的價值觀和標準是靠CEO身體力行做出來的。”

2003年11月26日，我給德魯克寫了一封信，信中我寫道：“我寫此信的目的是您表達我對您的謝意。您對管理的真知灼見使我受益匪淺。您改變了我的生活。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義：我將把我的余生都投入到傳播您的管理思想的事業之中。”

2004年1月4日，德魯克在給我的回信中寫道：“親愛的國毅：衷心地感謝你熱情洋溢的來信，對你所從事的最重要的事業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祝你猴年萬事如意！”

感謝邵先生2000年把我送到Claremont（編者注：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德魯克的家鄉），能有幸聆聽德魯克的教誨。

2000年的美國之行改變了我的整個生活，更重要的我找到了生命的意義。

丹麥的哲學家郭爾凱格爾說過。“Life itself is meaningless, unless you havea faith”（生命本身毫無意義，除非你有了信仰）這個信仰對我而言就是德魯克。